说正事之前，先说两个“副事”。

一个是外国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人民的领袖列宁要进斯莫尔尼宫开会，卫兵洛班诺夫把他拦了下来，要求出示证件。随从说，这是列宁同志，洛班诺夫说，对不起，我没见过列宁。

列宁掏出证件递过去，说：“同志，你做得对！”

另一个是中国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征伐婺州，晚上睡不着，带着随从上街溜达，违反了宵禁令，被巡逻的兵士逮个正着，要押送有司。随从说，这位是咱们大人。兵士说：“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执之。”

朱元璋奖励了他两石米。

正事在此：

广西贺州钟山县城管局局长苏佩忠，今年2月份某天，开车进入该县的慧灵学校，在全国防疫形势严峻期间拒绝检测体温，拒绝登记信息，说此行是“我来找你们学校的董事长”，但他没有找，停好车他转头就去了邻近小区；

从小区出来，到学校取车，门卫要求补充登记信息，因为等候了一点时间，他就叫来了城管执法人员，当场手写了一张警告书，认定学校门卫室是违建，马上叫来挖掘机，将自动伸缩门拆毁，并且“率队”与校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当时此事并未引起舆论注意，直到6月12日，慧灵学校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为《这个局长很强势，开私车闯校园，让测体温就拆校门》的文章之后，才被举国知悉。

“科级干部苏局长，好大的官威。”这是网友们的第一反应。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根据钟山县网信办6月13日发布的事件说明，慧灵学校存在违章建筑事实。

这个问题从2014年开始就一直纠缠，学校负责人“态度恶劣”，不但对行政决定拒不执行，并且还“在原违建的基础上继续违规加建电动门和构筑物”，2019年11月，因机构改革，慧灵学校无证违法建筑案卷移交到了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然而，舆论对这一说明不买账，而学校也表示，的确存在违章建筑问题，但这个门不在其中。事情闹大了，钟山县转而表示将组织调查组，认真调查，及时公布事实。

事实必须调查清楚，也必须原原本本地公布。

不过，就“拆校门”这一偶发事件本身而言，它虽然和过去6年来该县有关部门与慧灵学校之间关于违建的反复拉扯有所关联，但本质上这是两件事情。

违建不违建，从新闻上无法判断，但冲突的直接起因和简单经过，在视频上是清楚的，苏局长以及他叫来的执法人员和挖掘机，在行为上是不是有问题，也是一目了然的。

这就是舆论不会轻易放过苏局长的原因。

所以，违建事实因为尚待调查公布，本文不去纠结，仅就冲突发生的心理机制做一番探讨。

最恶俗的冲突模式

为什么一开头就要说列宁和朱元璋呢？

因为，这是个“人与法孰大”的问题。所以我就挑了两个在国家范围内“最大”的人，来阐述这一基本关系。

朱元璋是九五之尊，列宁是苏俄的人民领袖，他们在具体事件当中的“对手”，都是最底层的士兵和门卫。

他们为什么低头？一般理解，这是个人品质高贵，值得钦仰。如果这样思考问题，那思维就掉到阴沟里去了。

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不是人与人的冲突，而是人与法的冲突，绳之以法，如果行为出错，不管是谁，都必须低头。

列宁就不细说了。

朱元璋还是前现代人治社会里的“天子”，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任何人能与之对等。他可以不低头，甚至可以轻松地要了士兵的命。

在这一件小事上，没有任何现实力量可以对朱元璋形成制约，但他知道还有两个看不见的力量不可怠慢。

一个是法令的力量，如果他决定对抗，那就是对抗自己，因为法是他所立，而法的目的是维护他的利益；另一个是董狐之笔的力量，历史会在身后算账。

而苏局长，法非其所立，也不介意历史——一个人不可能在乎与他无关的东西。他和列宁、朱元璋，更是用502也粘不到一起。他就发威了。

为什么发威？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两次写到过 “你算什么东西定律”。先解释一下这个定律的基本内涵。

假设，A和B因为职务行为或个人行为，发生了矛盾，矛盾是可以在制度或者文化规则范围内解决的，但是，那些演变为不可收拾局面的实例，归根到底是因为矛盾发生了质变。也就是说，从规则问题演变为个人尊严问题。

这是一个过去举过的例子。A和B同在一部电梯，A抽烟，B说你不能抽烟。这是一个规则问题，解决办法很简单，A把烟掐灭，对B说一声对不起，轻松点就用广东人的习惯来说一声“不好意思”，最不济，灭烟后啥也不说。这时候，什么事都没有。

然而，A的反应经常就跟电梯内不能抽烟这一基本共识无关，而是马上跳跃到心理反弹，进而默默开始社会地位的比较，然后冒出来一句：“你算什么东西”。

然后就愈演愈烈。

这个就叫“你算什么东西定律”。它是一种理论思辨的结果，也是对身边事实进行逻辑归纳的心得。

这样一种事实上发生了性质转变的心理过程，其实是暗涌的，而不是显明的。也就是说，当事者本人，也是他的心理过程的受害者，结果其实未必是他想要的。

这是在许多小型社会冲突当中都可以观察到的，苏局长事件里，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

本文作者对人的判断总是怀揣无限恶意，但也知道，没有人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成为一个名人。

为了不想被人认为一直炒冷饭，现在准备对“你算什么东西定律”做一个扩充。

其实我在发明这个定律的时候，考虑的是现代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不像传统社会，你是官员，你是商人，你是农民，你是工匠，你是士兵，各自能穿什么颜色和质料的衣服，都有定制，一眼可见地位高低。今天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这一定律的假设，都是基于平等地位。我忘记了一点，或者说，没有细致地进行理论的场景化检验。

在苏局长和门卫的冲突中，门卫的角色是一望而知的，而苏局长是哪个洞府的神仙，是不知道的。

门卫对自己的底层角色肯定是有合理认知的，但他不能知道开车进来的是哪位达官贵人，所以他只能根据职责行事，不管你是谁，朱元璋或者列宁，来来来，填个表。

苏局长一下子就不高兴了，他连学校的董事长都不放在眼里，何况门卫？

所以这一定律，基本内涵不变，但加入了一个新的因素——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不会偏向门卫。你知道他只是门卫，而门卫不知道你是局长，他只能依规行事，因为按照共识，这样就谁也不得罪。

如果我得罪不起一个人，而我又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视同仁，在庸俗意义上，这就是规则的直接作用。

这个世界上最恶俗的冲突模式，就是“你算什么东西定律”，根据多年研究，个人认为苏局长掉到该定律的阴沟里去了。

定律的运行

“你算什么东西定律”的存在，说明今天在许多人的头脑里，运行着的还是前现代社会的规则，这是我们过去一再论证过的。

一个人，要成为“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社会学对决定论情有独钟，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最高层次，人种，种族。比如在美国，你是黑人，大致决定了你是谁，或者在别人眼中你是谁。

第二、次高层次，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比如，一个人是出身于“普世价值”的老家西方，还是宗教统治的某个西亚国家，或者儒家取向的东亚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他的价值取向和潜意识就会被塑造。

第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最重要的附属层次，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如何互动。

第四、最低的层次，是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比如父子、兄弟、老板和雇员。

冲突现场，校方人员在用手机拍摄时，苏佩忠指挥其手下上前拦阻

作者从不崇洋媚外，但在这里，有必要就中西之间的差别做一个对比。

一般而言，在典型的西方“普世价值”社会里，决定一个人“是什么东西”的上述四个层次，层次越高影响越大。这就是在疫情蔓延期间我的一个重要的分析基础——社会文化区别。你是老板、是上级、是政府、是老爸，也不能妨碍我的自由，即便是为了我的生命着想，也不行。

而在中国，这四个层次的意义却是依次递进的。也就是说，层次越高，对一个人“是什么东西”的影响越小。

人种问题在中国不存在，就不管它；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也强调人人平等，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则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但在现实社会中，这个基本认知往往不受重视，容易脱离制度轨道；一个人如何成长，塑造了他的性格，在具体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则导致了他的行为。

回到拆校门事件里来。

冲突初起，是局长和门卫之间的矛盾。我们有社会规则，尤其是疫情期间规则的重要性加倍，但没有用，在局长看来，彼此之间是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关系。

冲突激化，新的角色加入进来——局长的手下。这些人可能不清楚内情，但即便了解，以我的判断，局长说什么就干什么也是必然的。

这就是前面分析的，层次越高的因素，越不起作用。这些手下和“服务”对象之间，只具有大而化之的抽象联系，抽象联系不会直接影响现实生活。比如在商业法则上，服务对象是“上帝”，但在一个无神论社会，“上帝”没有心理威慑力，相当于空气。所以，如果不在乎法则，那么服务对象就是空气。

而局长与手下的关系是现实的、具有实际威慑力的。在中国当下的政治文化中，我们不能容忍把上级称为“老板”——虽然很多单位都是这么称呼——但现实就是，上级就是老板。“人民”不会直接惩罚基层个人，但老板会。

所以，要听老板的。

老板，是产权意义上的称呼。意思是，一切都是他的，他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个时候，现代意识就选择性地变得空前强烈。

这种事实关系，是以完全无视社会的基本设置为前提的。以前有很多文化人写过文章讨论中国的“面子”问题，很有文化趣味性，如果进一步理性化，就是“你算什么东西定律”。在现代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人脑子里，规则不重要，等级才重要。

细看冲突起因，其实很简单。局长要去学校旁边办事，要找个地方停车，决定停在学校，而学校不接纳私车，门卫又不知道他是谁，于是“砰”的一下，火花擦亮，“你算什么东西定律”开始起作用。

学校其实是躺枪，门卫只代表他的身份职责，不代表学校的态度。然而，当人们想要证明对方“不算什么东西”的时候，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直接证明，连你的上级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东西”。

所以，“call人”，叫挖掘机，拆校门。

因此，以我的经验，这个具体的冲突过程，跟违建不违建没有关系。

违建问题是历史积累的，它只是作为一方证明 “连你的上级都不算什么东西”的趁手工具而存在。

当然，从直接拆校门这个行为当中，我们可以推理，学校的董事长和苏局长之间不是太对付，应该有积怨。这件事发生在2月份，而学校在6月份才公开说出来，也证明了这一点。

本文的意图，是一种理论分析和认知共享，没有站队立场。

不是替学校说话，因为学校的某些部分是不是违建，城管局和学校之间谁主动冲撞规则，彼此有什么矛盾，目前还不够清楚，有待调查组结论。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不管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瓜葛，孤立地看拆校门事件，是非是清楚的。即便调查组的结论告诉我们学校有违建，并且“态度恶劣”，对拆校门事件的具体事实也没有影响。

违建不违建，那是法律问题。不应该因为你一时不爽，就把私人怨愤发泄到公共领域。制度也好，法律也好，不是一个公共厕所，尿急就来，尿完就走，尿完之后抖一抖。有时候，走不了，现在就是这样。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内心的阴暗驱使着我习惯于用充满恶意的语言写文章，但目的却是善意的。

很巧，关于西安某个小地方统一招牌把整条街搞得像灵堂的消息，我前几天刚写了个评论。

我对远在千里的事物其实不感兴趣，但人性没有距离。

我认为，这种既违背常识也违背共识的问题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部分基层权力总是把自己看成缩小版的国家权力，并且，还把国家权力理解为前现代的权力，可以用个人喜好来无限解释。

这是不对的，是和中央的精神根本违背的。

钟山县网信办6月13日发出的说明，基调是证明苏局长的行为没问题，但激起了舆论反弹，后来才组成了调查组。这份说明，在最后说了几句：“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任何恶意造谣以攻击诋毁党和政府形象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说的非常在理。

问题是，我个人认为，“党和政府”这样的词组，使用起来必须慎之又慎。单独的个人，不是“人民”，单独的个人，也不是“党和政府”。

至于你们的声明当中出现的用词和定义错误，就不详说了，我对交流持开放态度。

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真是个反思的好时候。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编辑 | 董可馨

排版 | 阿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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