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简介

        想来多数人对刘师培很是陌生的吧。要知道，在晚清民初的时候，刘师培声名显赫，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是一位的通古知今的治学奇才。刘氏家族世代书香，其学术影响贯通中外，泰山北斗级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因为推重他的家学，而折节与他订交。章太炎的天王级大弟子黄侃，狂敖无边、眼高于顶，但对于年龄相仿、学识相近、名气相当，有着深厚学养的刘师培，则甘愿自降身份、执弟子礼，以继承刘的绝学。
        我对今古文派有点兴趣，且相信古文派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观念。故对这位古文派国学大师，作一个简单的介绍。1884年6月24日，刘师培出生于仪征的经学世家。刘氏家族人丁不是十分兴旺，寿命均不长，曾祖刘文淇活了66岁，祖父刘毓菘活了50岁，大伯刘寿曾活了45岁，父亲刘贵曾活了54步。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去世，只活了35岁。
        刘氏经学世家地位的奠定，始自刘师培的曾祖父刘文淇。刘文淇集40年之功编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长编数10巨册，对《左传》的旧注进行了集大成的总结。其子刘毓崧少承父业，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以及《周易》《尚书》《毛诗》等旧疏考证。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曾协助其兄整理《左传》旧疏，对两汉古文家经说很有研究，撰有《左传历谱》，集证《礼记旧疏考证》1卷。刘氏家学的风格特点，兼具吴学、皖学两派之长，继承发展顾炎武等人开创的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探索出能够准确了解经史典籍原义的科学方法。刘氏家学还有超出吴皖两派之处，不严格强调区分汉学和宋代学，有学术经世的意愿。
        刘师培从小聪颖绝伦，授读过目成诵，12岁即读毕四书五经，而且作诗很有天赋。15岁将视野扩展到诸子百家以及史书，开始对它们产生研究兴趣。18岁补县学生员，19岁考中举人。20一22岁发表了许多论著，其学术倾向渐露:  (1) 略知《左传》旧注旧疏的源流，对汉代古文家学的传承有较深的研究;  (2) 在今古文学的问题上，比较认同今文经学对于学术精神的发挥;  (3) 对群经和诸子有浓厚兴趣。刘师培在1902年前已经具备了刘氏家学的基本素养，他既了解他先辈的学术观点，也领会先辈的学术方法。
        1903年3月，刘师培到河南开封贡院参加会试未第。在回家途中滞留上海，见到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思想为之一变。他甫到上海，章太炎就因为推重他的家传经学，折节与他订交。此后曾两次致书于他，讨论古文经学的发展前景，讨论古文经学研究的现实任务。章太炎在俞曲园门下曾经多年从事《春秋左氏传》的研究，这样一位古文经学大师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并能看到古文经学在民族革命中的独特地位，这无疑使刘师培积极思考刘氏世传《左传》学的现实意义，促使他将刘氏家学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他写有《驳太誓答问》，就龚定庵否定西汉古文经的真实性展开严密的反驳。章太炎称赞说: “足令龚生钳口”。刘师培开始将经学研究服务于批康梁的政治目标。接着，他连续发文，表现出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成为革命的干将。
        1903年6月底，《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捕，邹容自首。刘师培在此前回家乡，并与何班(1907年改名何震)结婚，躲过一劫。1903年8月，由章士钊、陈独秀等创刋、继《苏报》后又一份革命倾向十分强烈的《国民日日报》发行，刘师培在报上发表了《黄帝纪年论》等两篇重要文章。被钱玄同誉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刘师培还在其他报纸上发表了多篇重要的文章，宣传革命，在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04年，刘师培改名光汉，以恢复汉族主权为己任。他倾向于用革命手段将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推翻，并加入上海组织光复会，参与暗杀行动。1905年，刘师培与章士钊、陈独秀办《白话报》，并任安徽几所学校教职。刘师培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中，站在革命派一边，对于革命派的理论倾向，比较赞成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的主张。1903一1907年，刘师培发表了大量著述，阐述其民族革命的思想，在当时起了巨大影响，它是进步知识分子民族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民族革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汉族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色彩，与当时章太炎等人的民族思想一样，也存在一些局限。
        1907年春，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赴日本，任《民报》编辑。当时的日本，无政府主义具有很大市场。刘师培对无政府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了全面介绍，并对无政府理论有所创新和发挥。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刘师培所理想的社会是无政府社会。刘师培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深表赞同，虽然他不同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财产分配学说，但却十分推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他甚至试图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说明排满革命。但无政府主义理论也使刘师培早期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蜕变，他的复古思想逐渐抬头，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学术文化的认识反而不如早期正确，找不着评价古代社会与学术文化的真正标准。刘师培自1907年初开始，逐步转变文风，较少运用西方进化原理和社会学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把精力转移到诸子典籍的校释和经学沿流的整理方面。当时国粹派阵营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典型的发展趋向:   一是向传统回归，完全不谈中国文化的未来，越来越聚集了像郑孝胥、简朝亮、张謇、陈三立等作者和支持者;    一是激烈反传统，不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提出十分激进的革命主张。，如章太炎、刘师培等都一度迷信无政府主义。国粹派文化观点的左右分化和摇摆，表明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越来越深入的过程中，仍然没有找到切实的理论支点，对未来的幻想与对传统的景仰成了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
        章太炎与刘师培情同手足，从1903年定交后，章对刘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都起了指导作用。往往是章提出对某一问题的基本论点，刘凭借自己对传统经史典籍的丰富知识予以充分发挥。他们共同提出了国粹主义的文化观，在1907年间又共同对此作了大体相近的调整。但1908年上半年，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东京期间，刘师培夫妇与其表弟汪公权同住。何震行为不检，与汪关系隐晦。章太炎无意中发觉此事，便私下告诉刘师培，刘母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造谣离间，刘章结下私仇。刘误解了章的用心，却反诬章与清政府关系暧昧，这对章的政治形象起了极坏的作用，并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章的威信大受动摇，与同盟会的分歧越来越深，导致在1910年2月，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在东京重立山头。刘章交恶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刘师培积极向清政府靠拢。1908年10月以后，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大约同年冬，刘正式向端方投诚。
        端方是满洲贵族中具有改良思想的成员之一，他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以巩固满清统治。他被派往美德俄意奥出国考察政治，回国后他和其他几位大臣奏请宣布立宪。为了皇权永固，他很注意拉拢具有改良甚至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1906年7月端方移调两江总督，采取了一系列很有改良色彩的政治措施，使得许多革命党人得间重聚上海。他还有意提供章太炎出家做和尚的资金，刘师培也因其表弟汪公权的关系得认识端方。1907年冬，端方短期返国时，还带过章太炎的几封信。但对于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他的处置也很严厉。刘师培投靠端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诱捕陶成章，但未能如愿。接着，刘师培参与了破坏浙江革命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还暗导捕役逮捕革命者，抓住了张恭。革命党闻知后，王金发即挟枪来到刘师培寓所，刘以自己的生命保证张恭的安全，王放过了他夫妇二人，并警告他们赶快离沪，以后不得再做不利于革命党的行为，他俩当即离开。张恭由于刘师培夫妇在端方前力保，没有被处死。惟汪公权仍在上海继续破坏革命活动，被王金发击毙。章太炎得知后，还致书刘师培，对他投靠端方的行为予以谅解，将他的失足归结于被人诱惑以及凌辱，并指出刘处境的艰难，希望他“先迷后复”，“翩然如反”，重新回到革命阵营，一起振兴国学。但刘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没有悔改的表示。
        1911年，端方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刘师培随之入川。此时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端方在资州被哗变的新军杀死，刘师培也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太炎发文讨伐立宪分子，但对刘师培则曲意宽容，他与蔡元培试图以报纸寻询方式取得与刘师培的联系。这封通信在报上刋载多天后，资州军政署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请示处理刘师培的办法。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总统府分别致电四川都督府和资州军政署，请将刘师培释放。刘师培的释放，章太炎、蔡元培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刘师培并没有按照章、蔡的意愿来到南京。他接受了四川国学学校(前身为存古学堂)的邀请，来到成都，任教职，教授经学、小学，期间他穷心竭力，将自己树立成为经学研究的大师。一年多的教学是他余生中值得眷恋的岁月。在这里，他慢慢地调整了心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他还与同学校的廖平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开始真正了解今文学大师的志向。他曾与廖平讨论天人之学，并对廖平的学术作出了高度评价。这表明刘师培已经能够用一个学术型的经学家的眼光来估价今文经学所取得的成就，不纠缠于经学今古文之争。
        1913年夏，刘师培离开成都国学院后，任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高级顾问，阎又将他推荐给袁世凯。他遂于1914年初到北京，成为袁世凯的挂名参议。刘试图下一赌注，依靠袁世凯复辟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严复、刘师培等六人发起组织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并发表复辟言论。筹安会的出笼，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化，刘师培又一次逆历史潮流而动。袁世凯一死，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帝制祸首，严复、刘师培因“人才难得”保免。他这一次受到了比辛亥革命更加沉重的打击，又一次被历史嘲弄。这时，他的生活非常困难，蔡元培念及旧情，特聘其为北大教授。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人也变得十分孤傲。他重新将精力放在古文经学的沿流的研究之中，试图在学术研究中树立起他的尊严。但这种急躁的心绪更加影响了他越来越坏的身体健康。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刘师培与黄侃、林纾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新文化运动。1919年11月20日，他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刘师培托付黄侃，希望黄侃将他的学术继承下来，并传给后代。当天刘师培气绝身亡，年仅36岁。
        刘师培叛变革命，从激进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一变而为满清贵族的附庸，这是他一生致命的污点。因受革命风潮的影响，刘师培主张排满革命，但其生性务名，希望获得革命领袖的殊誉，故表现异常激烈。他甫到日本，就试图利用章太炎、陶成章、张继与孙中山的矛盾，改组同盟会，并援引日本人为同盟会本部干事，欲提高自己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一旦不成，加之后来又与章太炎等形同水火，就难免端方高官厚禄所迷惑，从而最终成为端方的幕僚。但他思想上的错误认识，是其变节的根本原因。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他过分夸大了近代西方社会的弊病，又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所导致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传统手工业遭到破坏、社会贫富更加悬殊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由此他怀疑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试图提出新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达到绝对平等的无政府社会。但这些主张缺乏现实性，缺乏实现它的现实途径。刘师培的怀古情绪影响了他对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加之革命队伍的涣散，导致了其铤而走险，成为满清贵族的附庸。刘师培的变节与章太炎等革命领袖的人格矛盾也有一定的关系，使他动摇了对革命领袖和革命前途的信念。刘师培的变节，使他脱离了革命队伍，更使他丧失了对于学术发展的理论探索的兴趣，重新回到了乾嘉朴学向近代过渡的那个起点，造成了他学术生命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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