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射箭技法之拉弓手法

古代射箭技法之蒙古式射箭法

　张弓射箭的方式，可以按照勾弦放箭时的手法区分为若干类型。在古代和中世纪，最为重要的是两种方式，西方学者分别将之命名为“地中海式射法(Mediterranean release)"和“蒙古式射法(Mongolian release)"。前者流行于主要使用单体弓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其特点是：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相并勾弦，箭杆置于弓咐左侧(以右手勾弦为准)。后者流行于普遍使用复合弓的东方世界，之所以以“蒙古”为名，可能是因为19世纪末莫尔斯(E.S. Morse)最初对射箭方式进行分类时主要是依据了蒙古草原地区的材料。诚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所指出，它也完全可以命名为“土耳其、满族、藏族、朝鲜或中国射法”。其特点是：以拇指勾弦，并在拇指上套戴护指的拇指环，拉弦时用食指和中指压住拇指，箭杆置于弓咐右侧(以右手勾弦为准)。

不同的张弦方式主要根源于弓的不同特性。将亚洲复合弓与欧洲的单体弓相比，前者弓体较短，但弓的弹性好，弦可以拉得很长，拉弓长度与弓体长度之比甚高;后者恰相反，弓体长而弹性差，拉弓长度与弓体长度之比较低。因此，亚洲复合弓张满时，手指勾拉处的弓弦形成锐角，如果采用“地中海式射法”，弓弦便会挤压手指，故适于用单个拇指勾弦;而欧洲单体弓张满时。弓弦的角度要大得多，适合用多个手指勾弦。

　50年代，在河南洛阳中州路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若干弓箭手使用的玉质和骨质的拇指环，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世界上使用“蒙古式射法”的最早证据。但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着名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玉质的拇指环，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末至公元前12世纪初，从而证明中国早在商代晚期已经运用所谓的“蒙古式射法”，这也可间接地佐证其时殷人已经使用了复合弓。

　实际上，中国文献中关于射箭使用拇指环的记载也是很早的。古时称拇指环为“抉”(又作决)。《诗经·卫风·芄兰》有“童子佩韘”之句，《诗径·小雅·车攻》

　有“抉拾既次”之句，均是指此。《说文》：“韘，射决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着右巨指。”可见拇指环也以象牙或皮革(韦)制作。

　晚世多俗称射箭用的拇指环为扳指、搬指。清代八旗祟尚弓马骑射，盛用搬指，后来承平日久，武功荒废，却仍喜爱以玉搬指为饰物，于是女人用镯戒，男士着搬指，成为旗人的一个特色，尤以翡翠搬指为贵。

　古代射箭技法之中国式射箭法

　在制弓术臻于成熟的同时，中国的射法也臻于精妙。

　《列女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晋平公命工匠制弓，3年乃成，却射不透一层甲。平公大怒，要杀弓匠。弓匠的妻子于是去见平公，说：“我丈夫为制这张弓，极其辛劳。所用的木料生于泰山，每日三次露于阴，三次曝于阳。角出自燕国之牛，用楚国的糜筋贴傅，用黄河之鱼的胶粘合。这四样物品，极天下之选。如果此弓射不穿一层甲，那只能是您不傲射。我听说，射箭之道，左手如同推开石头，右手好像倚着树枝，当右手放箭时，左手并无知觉。这才是射箭之道。”平公按照她的指点，果然一箭穿透了七层甲，于是释放了弓匠，且赐给他黄金。

　弓匠之妻所述的射箭之道，其精髓并非身形手法，而是心念的专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陈音论射弩之道，同样强调“右手发机，左手不知”，而他讲得很明白，做到这一点靠得是“翁心咽烟”(即凝神屏气)、“神定思去”

　(即屏除杂念)。这与御术要求“人心调(协)于马”，剑术要求“内实精神”、“与神俱往”是一脉相通的。

　古人认为，必须心念专一、神定思去，才能够动作协调，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技术和器械的效能，甚而收到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之效。(列子·汤问)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述：“詹何日：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鹤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仿)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沈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可以说，对竞技活动以及许多术业中精神素质的重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而且，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惫到了射箭活动中精神气质和弓箭特性的互补关系。由《考工记·弓人》中的一段话，我们不禁惊叹东周时期在射法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

　大凡选弓，应根据射手的体形、意志、血性气质而有所差异：长得矮胖，意念宽缓、动作舒迟的人(安人)，应使用刚劲的弓(危弓)，配以柔缓的箭(安矢)。刚毅果敢，火气大、行动急的人(危人)，交选用柔软一些的弓(安弓)，配以剽疚的箭(危矢)。 人如宽缓舒迟(安人)，再用柔软的弓(安弓)、柔缓的箭(安矢)，箭行的速度就慢，射中也不能深入。人如刚毅果敢、性情急躁的人(危人)，再用刚劲的弓(危弓)、剽疾的箭(危箭)，就不能又稳又准地射中目标。

　这种优化组合，使人、弓、矢的特性互相弥补，以达到最佳射击效果(既准又狠)的思想，直至今天仍是正确的。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弓箭的性能分级远为萦细，而现代心理学和运动力学对人的心理、体质特征的分析也远为深人，因此，在现代射箭术中，人、弓、矢三要素的搭配理论远为复杂。但(考工记)所提出的安人、危弓、安矢和危人、安弓、危矢，仍是合理搭配中最基本的。它所指出的安人、安弓、安矢和危人、危弓、危矢，仍是不合理搭配中最典型的。

　古代射箭技法之胡服骑射法

中国历史上武装骑士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

　193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中曾发现一个人、马合葬的小墓，中埋一人、一马、一犬，并随葬一套武器(包括一件戈、一件短刀、一件弓、十枝箭)和一件鞭马的策，马头部尚存留有玉、石质的马具和马饰。据分析，死者应是一位武装骑士，马是他的乘骑，犬可能是猎狗。甲骨文中又有写成，作一个人骑在动物身上的形状，或认为，这就是“骑”字的初文，后来，由演化为篆文中的（人站在丁字上）的字，进而演化出奇、骑。

　然而，还没有材料能够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形成战斗力的骑兵部队。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原地区以马为乘骑都很罕见，有关骑兵、骑战的记载更是阕如。

　及至春秋战国之交，东周列国中的北方诸国为对付惯于弓马骑射的游牧民族，开始组建骑兵部队，习练骑射，于是，“与大草原的‘天生’骑兵相对抗的专业骑兵，被导人了中国的军事领域”(李约瑟语)。

　骑马是惯于乘车的周人所不熟悉的。在马背上运用弓箭更是周人不习惯因而不搜长的。那些最初的专业骑兵的骑射技术，自然是向“天生”的游牧骑士学习的。由此而发生了一个伟大的事件：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发展骑兵，对抗北边的胡人，令国中“胡服骑射”，即改穿胡人的服装，习练骑射。

　长期来人们习惯于把这次事件视为中原骑兵、骑射之始，实际上早在此前150来年的赵襄子时代，赵国已有骑兵部队(见《战国策·赵策一》)。而曾为齐威王(公元前356一公元前320年在位)军师的孙殡的着作中也已论及骑兵和骑战。因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并非中原骑兵、骑射之始，但却是为骑射而变服之始。

　诚如顾炎武所指出：“变胡所以便骑射也。”这主要体现于三点。

　其一，周人的传统服装是上衣下裳(即裙)，男女皆然。

　《诗经·邺风·绿衣》写道：“绿兮衣兮，绿衣黄裳。”东周时期，又有将衣、裳连成一体的“深衣”。由于裳裙长可掩脚及地，短亦过膝，骑马殊为不便。胡服则是上衣下裤，习称袴褶，袴即裤，褶特指胡衣，这是一种与骑马生活相适应的服制。王国维《胡服考》有精当的论说：“古之褒衣，亦有襦袴。《内则》：衣不帛襦袴;《左氏传》：征裹与襦。寨亦袴也。然其外必有裳若深衣以覆之，虽有襦袴，不见于外。以袴为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乘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车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为裳者，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则其服为上褶下袴之服可知。”

　其二，周人之衣广袖，胡人之衣窄袖，日本永青文库所藏传出于河南洛阳金村的战国银胡人俑，是典型的例证。而后者尤便于张弓射箭。

　其三，周人本着履而无靴，尽管履或以皮制，如(左传)提到过豹皮，(仪礼)有“冬皮”

　之语，但都没有统，而靴是有统的，这也是根源于骑马之需。《释名·释衣服》说得很明白：“鞾，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

　总之，周人的固有服装不便驰马射箭，欲习骑射，自然应改穿胡服。然而，衣冠服饰又是民族和文化的标志，对自己的礼乐文明极为自豪的周人于此尤为看重。因此，赵武灵王的变服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争论。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说：“臣闻之，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亲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这些话是很有代表性的，此后每当中国受到外来文明影响的时候，总会出现类似的反对声音。

　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强明的君主，他在肥义、楼缓等老臣的支持下，以充足的理由批驳、说服了朝中的反对者，坚决而顺利地推行了变胡的措施。而且，他还将北境的原阳改为“骑邑“，专习骑射。他的许多主张，今天看来仍甚具进步意义：“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俱见《战国策·赵策二》)

　事实证明，赵武灵王的变革是非常成功的。由于赵国人掌握了娴熟的骑射技术，骑兵得到空前的发展。武灵王因而得以“率骑人胡……辟地千里”。后来，汉武帝为击破匈奴，在辽阔的北方边郡大力提倡骑射，不过这时已经无需变服，因为自武灵王后，又经历了150余年，胡服业已普及于北方。较之军事成就和影响，赵武灵王的变革似乎在服饰文化方面有更深远的意义。华夏的男士恐怕都应该感谢武灵王。

　我们之由穿裙改为着裤，就是从他的变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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