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后现代

关于“后现代”概念的种种规定，复旦大学汪堂家教授认为，简克斯对此规定最为明确和具体。1975年简克斯首次将“后现代”概念引入建筑学领域并出版了颇有影响的《后现代建筑的语言》一书。众所周知，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曾引起许多人的共鸣：“现代建筑既不能满足使用者的个性要求，也不能体现现代都市与其历史的应有联系，因此需要引入能体现这种联系的新理念——后现代建筑”。在《后现代与晚现代》一文中，他将“后现代建筑”明确地表述为“既符合专业要求又为大众所喜爱的建筑，是将新技术与老样式结合起来的建筑”。

　　作为“后现代哲学之父”的利奥塔，通过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正如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是利奥塔“首先使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也就使得简克斯具体而明确的定义为人们所忽视了，利奥塔的模糊解释到为大家所接受了，也许他的解释更符合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各自所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利奥塔那里，究竟何为“后现代”，他的解释也是模糊、流动而非专指的。在《后现代状况》中他把“后现代”解释成“对元叙事的怀疑”；在《分歧》中，他又把“后现代”解释成对共识的厌恶、对差别和分歧的尊重；在《回到后现代》中，他则说，“后现代”是个“不够确定的语词——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它——除起警告作用之外，它别无价值。它旨在表明，现代性已日薄西山”。在接受波利特纳的采访时他甚至承认：“我虽然极力理解何为后现代，但我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利奥塔的模糊的解释。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那就是对“后现代”之“后”的解释。利奥塔否定了将“后”理解为“现代”之后的历史时期。在《向儿童解释的后现代》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对“后”字作了解释，题目就是《“后”字意义的解释》。他指出，“后现代”中的“后”字并不是指时间之“后”，也不是指“返回”或“重复”，而是指“分解”、“回忆”、“变形”，是“本源性遗忘”的完成。

　　我们知道，利奥塔的“后现代”是针对“现代性”而提出的，通过反观现代性，我们倒可以得出他对“后现代”的具体的规定。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现代性一方面与理性相关联，另一方面，它又与资本的无限扩张联结在一起。哈贝马斯认为，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构成现代开端的重要事件，它们发生在1500年前后。但直到18世纪西方才真正形成现代性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现代性或理性意味着资本如何更快更合理地升值，也就是说，理性所包含地工具理性层面在现实中往往被置换成现实利益问题，即资本地投置、无限扩张和对最大收益地追逐，而这种追逐最终是非理性、非人性和无目的的，因此，资本逻辑对西方理性或现代性的置换必然导致一次次危机。而在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中，科学技术成了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利奥塔认为，这种力量的增强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它源于自身动力，而不是全人类的需要。“现代性”似乎把我们对确实性、同一性、进步性、幸福感的信念以及对我们作为社会生活本质的直接存在的信念推到了极致，它在实现总体化的过程中把我们抛入了恐怖的深渊，并且提出了整个人类如何生存的问题。以启蒙运动的宏大叙事为基础的“现代性”，它追求的是语言的统一和理性的统一，张扬普遍的主体和人性的解放，强调历史的终极性和思想的总体性，并认为一个东西只有服务于这一目的才是合法的，其结果恰恰导致对个性和差异的扼杀，带来思想和政治的专制。

　　正是基于对现代性思维和话语的不满，利奥塔在批判地采纳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语言游戏理论的基础上，把“后现代”的考察最终落实到语言的层面上。在他看来，后现代问题首先是思想表达方式问题：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政治等等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每种语言游戏都有自身的逻辑、自身的话语结构、自身的合法化标准、自身的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越界使用或不合理使用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他力图抹杀不同话语的异质性和差别性，而强制他们遵循同一逻辑。

　　因而从语言哲学层面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歧恰恰在于，前者确信人类作为普遍的主体要通过协调所有语言游戏中的一切手段来谋求自身的共同解放，任何一个陈述的合法性都在于对这一解放做出贡献；后者则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它主张随着大叙事的衰落，普遍主体及其共同解放早已成为陈旧的、可疑的价值观念，大叙事本身已经分解为各种各样的小叙事，不同叙事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我们无法在同一层面上加以考察，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尺度。

　　综合利奥塔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说的“后现代性”实际上是指从现代性内部打破现代性，它号召人们向总体性开战，打破同一，尊重差异性，拒绝共识，激活分歧，拯救“名字”的光荣，卸下“制服”的外套，为不可描述的东西作证——这便是利奥塔心目中的后现代，也应该是他解构元叙事，向总体性宣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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