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人物评述系列（12）——严修

八卦谈佚名 ▪ 2023-05-22 03:19:07

一、家世与早年经历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祖籍浙江慈豁。清顺治年间，其七世祖应翘以经商北来，定居天津卫，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四棵树。由于据说他家的远祖是东汉严光，所以严修曾撰其门联云。“邻巷四棵树，家江七里滩”（严光垂钓处），横额“故园瓜好圹。

严修的父亲严克宽承办赈务，往往先排人分往四乡调查贫苦人家户口与生活情况。严修兄弟有时也奉命同往，使能了解一些民间疾苦，因此严修十六、七岁时就曾跑遍天津西、北郊各村庄。祖父、父亲这种种言传身教，对青少年时代的严修无疑的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严修三岁（1862年）时，祖母逝世，才从三河迁回天津。七岁，从孙竹泉读。八岁从周玉山读，开始作试律。十岁，从沈季平读，读完了“四书”。十二岁时，其兄严振应县试，他请于其师，一定要随同入场一试，结果榜发被黜，使他感到：“一出铩羽还，始知谈何易！”（乙丑《杂忆儿时琐事》）。严修十三岁，便先后参与了应县、府试。

严修二十岁应乡试，未中。因侍父病，辍学。翌年，父谢世，重温旧业，攻读益勤。除读完“五经”外，兼读《国语》、《文选》、《绎史》等书，并旁及笔记与类书，始习算术。二十二岁时见到了当时任问津书院山长的张佩纶，甚受赏识，并由张引见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年，中壬午科乡试举人。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大为击节称赏。

光绪九年（1883年），严修二十四岁，得中会试，改庶吉士。清制，庶吉士经馆选后，三年考试散馆，按优次等第，留为编修、检讨等职。严修为了准备考试留馆课，曾谒见张之洞与张佩纶请益。张佩纶对他说：“学人之精力，两事困之：一为经学，钩稽繁引，累世莫殚，虽通经实不足以致用；二为词章”。又说“宜古宜今，有体有用，莫如读史。”这些话后来对严修的治学旨趣与学习态度都起到一定的影响。从此，他较多地致力于《史记》、《汉书》、《通鉴》，也兼及《说文》、《尔雅》。

严修二十五岁那年年底，赴三河借居盐店读书。这时，他是满怀经世致用的信心与抱负的，临行前有《口占留别陈奉周》一诗明志：“世事艰难少不更，悔从纨袴度生平。晏安况味真无赖，剽窃工夫浪得名。知耻方能成大器，有才便不畏虚声。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

他留三河一年，除刻苦攻读外，还两游盘山，并探访当地文物掌故，风土民情。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严修回到北京，四月散馆，授编修，冬，补国史馆协修，光绪十四年四月与十五年四月，两次考试差。十五年二月光绪亲政，严修于十一月膺选充任会典馆详校官。翌年，充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光绪十七年及十九年又两次考试差。光绪二十年大考二等，考试差。光绪帝曾先后召见三次。八月，授贵州学政，时严修三十五岁，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年。

严修在京供职的八、九年中，由于有了更加充分的时间可以利用，他得以博览群书，以充盈腹笥，开拓眼界。除重温“四书”、“五经”、“四史”、“宋五子书”外，还阅读了一些文集、笔记、政书、奏议，演作过几何图，行星、四时、日月蚀图，十二官及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图。

二、黔中劝学与初涉新政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严修简授贵州学政。他九月出都，取道清苑、安阳、郑州、新野、樊城、江陵、常德、沅陵入黔。十一月抵贵阳，就任。

严修在贵州学政任内，锐意兴革，显示了他卓越的器识与才华。三年瓜代离任之时，黔中士子为他树去思碑与誓学碑，称颂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接篆之日，严修即上折奏报接印经过，这一奏折也就是他在黔一切措施的方针与要旨。他表示要“严去取以覈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教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诸所用。”这段话正是他崇实学、育真才这个一贯主张的集中体

严修鉴于贵州地处边远，风气比较僻塞，为了启迪民智，开拓文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严修出京入黔，虽轻装简从，但携书甚多，达十四大箱。抵黔后又捐廉购进了一批书籍作补充。大部分都拿出来置存学舍，供士子浏览。后来又与抚藩合议，筹立官书局，刻印书籍，发售各州县，置放学舍，以供阅览，并以看书之多寡，作为士子勤惰考察之标准，学官奖惩之参证。他还翻刻《书目答问》等读书指导一类的书，教士子以读书之法。每月终审阅读书日记、省身札记，对成绩优异者，给以书资与膏火的奖励。

贵州原有正本、贵山、学古三个书院，为了加强施教，严修改组了学古书院，手订《肄业条约》，令各州县保送优秀生员四十人住斋肄业。聘黔省名儒雷玉峰主讲席。所习以经史、算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他还曾电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协助征聘算学讲师，并每日亲自前往督课，为学生解答算题。

是时，康有为等在京已有公车上书之举，万言书辗转传抄，强学会也展开活动。他们的那些维新论调与严修的看法正不谋而合。这时，严修已痛切地认识到“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1896年《复柯逊庵太守》）“近来时局日异月新，泰西诸学，俱为当务之急。”（1896年《上尹琅若师》）“不此之务，势将不拯！”对昧于时势的陈言积习，必须彻底予以扭转。他也意识到了：“迩日当轴颇务改絃，意者机殆将转乎?”（1896年《寄辛蔚如》），并在一封致徐世昌的函中赞许“康长素之疏真卓论也”（《黔轺信草》），肯定了革旧维新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严修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突破性的变化，这具体表现为一八九七年八月他的有名的请开经济特科奏折的提出。在这个奏折中他突出了“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的改革与求实精神，提出了仿照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鸿词、一次举经学的特科的先例，打破常格，另设经济特科，对“周知天下郡国利病"者，“熟谙中外交涉”者，“算学译学擅绝专门”者，“格致制造能创新法”者，“堪游历之选”者，“工测绘之长”者，“统立之专名”，予以量材取用，同于正途。法良意美，也充分体现了严修的深谋远见。

严修的奏开经济特科一举，在他的一生历史中，乃至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为它不仅切中科举制迂腐空疏的积弊，打破了唯一的通过八股以取士的渠道，也为学习西方文明，使新兴的有维新思想与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打开了一线通道。但在当时，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极为迁就的修补方案，也还是因触怒了那些顽固分子而胎死腹中，并为严修本人招灾惹祸。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严修任贵州学政期满离省，取道岳州、武昌、上海，到慈谿故乡扫墓。翌年三月，回到天津。由沪搭新裕轮返津途中，曾与梁启超、康广仁相遇畅谈。

严修贵州学政一任，因捐廉为士子购书、作奖金，所费不赀，任满还京不仅宦囊如洗，而且负债累累，只好托至戚举债，借八千缗又两千金于德厚堂，总计负债四千两。

三、执掌学政，力倡新式教育

严修一八九八年三月返抵津寓后，闺三月十日晋京觐见光绪帝于颐和园。十四日谒李鸿章。四月，于徐艺甫处见康有为，因彼此心仪已久，所以虽系初会，亦畅谈甚久。越五日，与康及粱启超等陪日本公使小聚。是月底赴小站访当时任营务处总参议的同里同年至交徐世昌，并经徐的介绍，认识了袁世凯与段祺瑞。八月因见忤徐桐之故，被免去翰林院职务，仅留编修空名，全眷由京返津。八月十六日，慈禧政变临朝，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严修因在百日维新中很少在京，亦未参与康、梁之事，故得免于难。

是年冬，请张伯苓来教严氏子弟及故人子陶孟和。讲授课目有英、算、理、化诸科，当时称为西学。

一九○○年义和团事起。六月，八国联军侵入了天津。严修全家未及远避，且有戚友四十八家投他家避难。他亲眼看到当时地方糜烂、生灵涂炭的惨景。这场创痛剧深的、比以前的英法联军、中法、中日各役都严重得多的民族大灾难，使严修深受震动。严修既寄希望于清室的中兴与维新，主张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那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自然就成为他所向往的鹄的与典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在短短的两年内“两度瀛山采药归”（《五十述怀》）的缘由。

一九○二年清政府从八国侵略军的殖民统治机关“天津都统衙门”手中接管了天津城，地方局势比较稳定了，严修也实现了他赴日本观光学习的意愿。从是年七月到翌年九月共在神户、东京呆了一年又三个月。他所参观的范围非常广泛：政法机关有贵族院、众议院、大理院、东京府署、警视厅、控诉院、地方裁判所、鸭巢监狱；社会福利机构有慈惠院、养育院；实业单位有纺织会社、麦酒会社、商品陈列所、电话局；文化机构有博物馆、水族馆、《朝日新闻》社。后一时期，同由清廷派来日本考察的五品京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挚甫）一起参观时，更把重点放在教育事业上。他们参观了帝大、早稻田大、医大、农大、高工、高商、高师、女校、医校、音校、体校、美术学校、聋哑学校、小学、幼稚园。他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从普及教育入手；而兴办教育，首先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建立新式学校。因此，当他东游归来，就立即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

首先，严修在自己家中办起了严氏女塾，聘来日本人川本教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织布，从纺纱到织斜纹、直纹布，也织毛巾。还设有算术、缝纫各课。同时，在女塾首先宣传推行放足，严修亲撰《放足歌》，使女生皆习唱。与此同时，严修与林墨青、王寅皆集议，将王竹林、李子赫创办的，先是设于灯牌公所、后又移至会文书院的两斋私塾，和后来由林等增设的三斋私塾，归併在一起，定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这是天津有正式小学之始。

一九○三年，严修又与林墨青共同敦促邑绅卞、张两家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天津知府凌福彭、知县唐则璃约请严修出来，主持创办官立小学三处。后又在严的推动下，成立了补习所与研究所。前者设有文、理、法、商等学科课程，聘有金邦平、张伯苓等十余人担任教师，严修也常去听课，还有时亲自审阅教材和课业，后者则于每周末集合各小学教师及有志于此者研究改进课程与教学方法。各项活动，严修每次必到，并协助由国外搜集课本备用，或帮同自行编辑出版。是年，还协助向所培植的李金藻（琴湘）、陈宝泉（筱庄）、刘潜（芸生）、胡家祺（玉孙）、郑炳勋（菊如），刘宝慈（竺笙）等人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深造。

一九○四年，由于严修的努力推动，天津除陆续设立了官立小学多处外，又筹设了工艺学堂一所和专为贫寒子弟而设的半日学堂九所。成绩斐然，冠于当时，因而颇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所重视，乃力约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督办职务。

严修于三月下旬赴保定就职，但仍要求先赴日本考察，遂于四月间再次东渡，张伯苓偕行。严修前次赴日，主要是参观各类学校的规制、设备及课程编制；此行则重在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各学科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育行政管理。严修六月间访日归来。不久，学校司改称学务处。次年移学务处于天津分科办事。在一年多的期间内，严修锐意兴学的抱负和才略得到很好的展布和发挥。

直隶教育事业的日有起色，令袁世凯十分高兴，也使袁世凯对严修更加器重。有一次袁曾对陈宝泉言：“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

一九○五年冬，清廷诏“以各省学堂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特设学部，命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严修于十一月到任，署右侍郎，几个月后转左侍郎。荣、熙均为旗人，熙又不久病故，继任者达寿，又因考察宪政，出使日本，迟迟未到部视事。所以学部事务，事实上大都由严修任之，这就使他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在总摄全国教育行政的中枢位置上，来施展自己的宏谟与长才。更由于他此次出膺重任，是在中国新式教育事业从无到有的发轫时期，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诞生以俱来的，因此，他的许多擘划和举措，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在旧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其中堪称“第一”创举的，有以下数项大端：

（一）第一份教育宗旨的提出与颁布

新型的教育事业在几千年古国的大地上初次出现，首先需要明确揭示并公之于世的，应该是教育的宗旨究竟是什么。因为“必提挈纲领，而后条目可以扩张，扶植根本，而后枝叶因之发育。”（《奏请颁布教育宗旨折》下同）这是严修到学部后所要办的头件大事。

在这个奏折中，第一次提出了“普通教育”这一新的命题，认为“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所以要“全国之人，无人不学。”为了具体推行普及教育，他于次年即致函天津知县章师程，要先行“调查学龄儿童之确数，以渐谋义务教育之普及”，以“试行于一县，而递推于全国”，其次，是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的概念，认为“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因为“中国之大病日私，曰弱，曰虚。

（二）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教育行政机构的第一次确立与完备

学部初立，需要从头做起地建立官制、规定职掌，登用人员。需要与礼部划分权限，把应归学部职掌的那一部分职权接过来，并作好学堂出身者与原有的贡士、举人、恩拔岁优贡及廪增附生的对口安排处理。在地方机构方面，各省裁撤学政，另设提学使司为总揽各省学务之机关，并规定提学使未经出洋考察者，须先赴日考察后再行赴任。学司与藩司、臬司同样参与考成，以加强对地方官员兴学育才的督促与考核。各省会设学务公所，分曹隶事。又别设学务议绅，延访本省学望较崇的绅士充任。各府、州、县设劝学所，综理各学区事务。区设劝学员一人，任劝学之责。又奏定教育会章程，府州县设分会，以辅助教育行政。这些，大都出于严修的擘划与拟议。

（三）第一个女学章程的制订与公布，及各项学校章程的初步修补完备。严修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但他开始时只不过是在自己家里试办，要想把女学形成体制，行之全国，那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那男尊女卑、闺范森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推行女学，首先会遭到卫道的顽固派和封建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故而，严修与他的同僚们想了许多办法，与守旧派斗争之，关于这点下文再说。关于学制、分科、课程设置、考试、视学、游学等有关规定，也都未尽适合实际需要。所以对于这些章程加以修订补充，或另颁新章，使学校新制得以规模完备，纳入正轨，也是非常必要的。严修在这一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四）第一批各项教育事业机构的建立

1、设立图书局。延聘王国维、汪荣宝编辑教科书及参考用书。2、成立名词馆。以严复为总纂，编定各种学科的中外名词表。3、成立京师图书馆。4、设置京师督学局，统一督导都中教育。5、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此外，严修还督率学部人员详细擘划，编制了教育工作八年计划。

严修在学部治事精勤，事无巨细，劳瘁不辞，曾有“勤劳甚于司官”之誉。他还手书应整顿事宜三则，告诫僚属：“一、守时限，严定功过，节制旷勤来去自由之习；二、戒喧笑，办公非会客闲谈之所，戒杂坐喧呶，哄堂笑谑，或指使仆役，声威并作；三、崇俭朴，部费力求樽节，晏安之途愈辟，则勤奋之机愈阻。”（陈诵洛《蟫香馆别记》）公余之暇，他还聘专家来部开讲习会，督率部属听讲，以增知识。

严修虽锐意兴学，想有所作为，但在当时清廷腐败政局之下，所受阻力甚大。所以在任职的第二年（1907年）间，他就每自夜不成寐，感叹“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如之何！”“就中有益于人、有益于己之事，求一而不可得，乌乎难矣！”（《日记》正月初九日、五月廿日）所幸的是，是年九月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乡谊旧知，甚相谐洽，所以才勉留其任。但到一九○八年慈禧、光绪死去、载沣摄政当国，情况为之一变。主要原因是牵连到袁世凯积忤放归，而严修上疏力保，并在袁悄然离京之时，亲往车站送行之事，载津曾数次借机给以难堪。转年张之洞病故，严修这时“确见天下事决无可为”，只得以扫墓为由，告假还津。一九一○年三月，奉谕准奏开缺，学部职务至此遂告结束。

四、数辞高官，南开之父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紧急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袁氏内阁”，严修就在其中担任度支部大臣。但即便是袁世凯数次派人催促他进京，严修都拒绝了，最后严修亲自上京向袁当面呈辞，得准。后来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又三番四次请严修出山，请他担任的职位也五花八门，有教育总长、政府高级顾问、参议院参政等，但都被严修一口回绝。此后军阀混战，南北争锋，严修都置身于政治之外，并没有参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的活动。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过闲云野鹤般的日子，而是回归了教育，这个自己的老本行。严修数次出国，到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同时对国内的各地学校都进行大力扶持与帮助。为了筹办南开大学，严修更是不辞劳瘁地南北奔波，四处筹款。南开学校自开办到一九二七年止共得捐款一百二十万元，对其扩建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以严修出力为最多。南开建校之后，一切校务皆由校长张伯苓统筹负责，但对学校重大设施问题，在早期严修还是非常关心和过问的。除此之外，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也出自严修的建议。严修还提出要修改学校制度，使得学校成为培养科学、民主的人的地方，真正有科学、民主的风气。他改革传统学校制度，并严明纪律，提升学生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相结合。严修还旗帜鲜明的反对封建迷信、喝酒抽烟等行为，认为这些行为不利于社会风气，应该予以取缔或是限制。除此之外，严修还积极参与教育界的活动，为中国的文教事业做贡献。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日，自知即将不起，乃预作自挽诗：“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几番失马翻侥幸（自注：戊戌失欢学院，免于党人之祸；庚子避地未成，免于流离之祸，辛亥弃产，约已定矣，彼方中悔，反获保全），廿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

严修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近代教育的奠基人，他的人品高尚，教育事业成绩斐然，无论是品德还是他的作为都足以作为后辈的表率。事实上，当笔者听见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一位长年留欧留美，带着眼镜，十分严肃并且支持革命的男子。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严修先生早年没有留学经历，不仅如此所受教育完全是儒家的经书教育和旧式教育，所以这也注定他的思想中或多或少会有守旧的成分，这并不奇怪，但关键在于能否跟得上时代，诸如李鸿章者、张之洞者。严修的思想也发生过两次骤变，第一次是他卸任贵州学政返回京城时，他在于维新派人物交流后感到了时代的改变，西方的书籍通过日本一波一波的传入中国，西方工业文明在中国的痕迹越来越明显，租界里到处是铁路、电报、电灯，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展现在所有人眼前，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让严修心痛不已。严修终于感觉到了与时代接轨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势在必行，于是他上奏朝廷请设立经济特科，不仅仅要以八股之道取士，更要懂得真正的实用性的技能。但这是具有妥协性的，第一，经济特科在康熙、乾隆年间有过开设经历，所以这次开设实际上是旧瓶装新药，以此堵住守旧派的口。二、经济特科开设并不意味着八股取士的传统科举制的废除，恰恰相反，经济特科可以和科举制度并行不悖。这样的妥协固然有守旧派和保守势力的威胁，但也有严修自己的情感因素，他很难推翻自己一直以来走过的道路。第二次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严修亲*眼目睹家园破裂，百姓们流离失所，这深深震撼了他，并使得他进一步反思自己和提升自己的教育理念。于是，他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此时的日本已经完成了明治维新，建立起来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建立了义务制教育，每一所学校不分公私都记录在案，都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严修去日本考察，这又推动他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变和提升，他完全意识到了资本主义教育的优越性，并决心以此为模板改良中国教育。此后他就在袁世凯的麾下大办教育，成绩斐然，直隶省短短数年内小学、大学、中学、蒙养园（幼稚园）、女校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各种配套社会教育设施也在兴建，规章制度逐步建立，以至于袁世凯对他十分倚重，在教育上“供严先生指挥”。

严修在政治上倾向于革命这个印象也是不对的。严修应该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从没有过同情革命。毕竟从感情上讲，他也是科举出身，让他参与革命把提拔起他的旧制度一并摧毁，严修是于心不忍的。而且他也坚信通过改革与改良可以使得清政府和中国脱离困境。他作为清廷的教育部副部长（学部侍郎）统一指挥全国的教育改革与建设，创造了数个第一：第一份教育宗旨的提出与颁布，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教育行政机构的第一次确立与完备

，第一个女学章程的制订与公布，及各项学校章程的初步修补完备，第一批各项教育事业机构的建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严修与守旧派做了许多斗争，除去上文提到的开设经济特科之外，在女校的问题上守旧派攻击的尤为激烈，严修等人想突破这层层阻力，那就不能不从“诗云子曰”方面去找出一些论据帮忙。所以在奏定女学章程的折子中，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提出：“中国女学，本于经训，故《周南》、《召南》，首言文王后妃之德……风化所被，普及民间，《江汉》诸篇，言之尤备。孔子日：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盖言王化始于正家。此先圣先王化民成俗所由必以妇学为先务也。”这样，才能堵住那些卫道士们的悠悠之口。由此可见，当时对女学这一破天荒创举的兴办，是经过严修等人的煞费苦心的。严修是改良主义者还有一点可以看出来。严修在清廷灭亡后，没有以遗老自居，但是在赵尔巽力邀他出任清史稿编纂馆馆长时，他却表现出了意外的犹豫，最后他婉拒了赵尔巽，却仍然出任了名誉馆长，这或多或少表现了他对于清朝灭亡的一点遗憾，又或者是遗憾于自己没能改良中国教育的悲怆？无论如何，他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所做的贡献是确凿无疑的。

附严修在直隶省学务司任上和学部侍郎任上的贡献：

在天津：

（1）一九○四年十月合并原有严、王（奎章）两馆，并招收新生，在自己家里办起敬业中学，是为南开中学的前身。为培养师资，又办了一个师范班，以陶孟和、时子周为师范生。

（2）一九○五年改家中的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逐步设置了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各课，是为天津女学之发轫。

（3）同年，于家中设保姆讲习所，培养幼儿教育师资，聘日籍女教师大野铃子主持，课程有保育法、音乐、体操、游戏等，还学国文、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课。学生二十余人，多属严、韩、林、华各姓女子。该所于一九○九年大野回国时停办，又成立过一个师范班。师范班停办后，学员留园任教，再以半天到直隶女子师范学堂旁听，继续深造。刘清扬、韩咏华、董洁如就是当年这样的师范生和蒙养师。

（4）与此同时，还在家里设立了蒙养院一所（后改名为幼稚园）。保姆讲习所学生都要到蒙养院实习教学，开天津幼儿教育之先河。

（5）继续发展民立小学，增达十九所。

（6）一九○五年，将原铃铛阁普通学堂改为天津府中学堂。

（7）一九○五年改天津校士馆为师范学堂。

（8）一九○五年收回法国人在城西如意庵办的学堂，建立如意庵官立中学堂。

（9）一九○四年建立天津公立女学堂，一九○五年又于河北西窑洼建立高等女学堂及官立女子小学堂。

（10）一九○四年改东南角草厂庵的北洋工艺学堂为直隶工艺学堂。一九○五年又建立初级工艺学堂。

（11）成立天津教育研究所，严修并曾亲往参加教授法的研究。

在保定：

（1）创设保定师范学校。

（2）改保定校士馆为科学馆。

（3）设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