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翅难逃的原型豪哥为何在港而生，在内而亡？

如今生活在国泰民安时代的香港居民，再谈到香港回归前的种种乱象，除了所谓的“四大探长”、“大马、小马”，恐怕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张子强这个名字。

张子强祖籍广西玉林，其作为世纪悍匪虽被枪决时仅43岁，但一生称得上作恶多端、作案无数。特别是其绑架手段令人防不胜防，令无数香港富豪胆战心惊。

也正因张子强一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其经历先后被翻拍为《大富豪》《惊天大贼王》《追龙2》等电影。而经典电视剧《插翅难逃》更是以其剧情之精彩、演技之精湛，让内地人民也记住了这个惊天大盗。

纵观张子强一生，对其人生起到重要影响的案件应当有四个，分别是启德机场装甲运钞车抢劫案（1.6亿）、香港第一富豪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绑架案（10.38亿）、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绑架案（6亿）、非法购买、投运炸药、枪支案（818公斤）。

在这四起案件中，前三次案件张子强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只有最后一起案件才让他真正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被执行死刑。其中两起绑架案没有起诉的主要原因是受害者不配合，而其中的启德机场案则更是一波三折。

张子强在启德机场案中并非一开始就平安无事，而是经历了迅速被抓获、被判入狱18年、服刑四年后上诉成功的过程，其最后甚至还反诉了香港当局800万元赔偿，并做出了他颇具盛名的侮辱手势。而在这起事件背后，则反映出了香港特殊的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香港曾经长期被英国殖民，因而在极长的时间里，香港当地完美继承了英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即当事人主义（以当事人为主）。而与之对应的是内地的司法制度则受到了苏联法律的深厚影响，因此秉持的是职权主义（以法院为主）。这一区别也是张子强在作案后一死一生的关键所在。

在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法律之下，当事人即便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也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可以自由处分诉讼标的，而非如同职权主义一样即便当事人不同意，也会由检察院强制公诉。因此在两起绑架案中，由于两大富豪因不明原因拒绝起诉，香港当局亦无可奈何，无法主动起诉张子强。

而在启德机场案中亦是如此。张子强前期非常聪明地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做了切割，使其可以在案外活动，为其争取媒体和民众的同情，并聘请高级律师。这为张子强日后翻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案中，高级律师之所以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因为当事人主义程序模式赋予了被告律师独自收集证据的权利（侦查权），同时其亦可以调查证据，以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简而言之，在刑事诉讼中双方权利地位几乎完全对等。

同时，在香港的这种立法模式下，法官的作用被严格的限制了，甚至可以说越是严重的案件法官能发挥的作用反而越小。因为法院在审判程序上只能决定开庭日期，在证据调取上只能适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而如果出现严重的刑事案件，则会直接适用陪审团制度。在陪审团制度中，法官的作用几乎仅存在于推动审判程序正常进行，决定适用法律和量刑，最重要的事实判定则由陪审团成员进行。

也正是由于陪审团成员前期受媒体宣传影响产生了同情心理（张子强的妻子称遭警方虐待逼供），同时由于只有一名证人指证张子强，并且其在警局的第一次指认中态度摇摆（证据被污染），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最终被排除在该案之外。

最终由于该律师抓住了“当事人主义”的种种弊端，使张子强在整个司法机关明知其有罪的情况下无罪开释，甚至还在之后的反诉中又一次败诉，捏着鼻子给了逍遥法外的罪犯八百万元赔偿。

也正是由于这一次意外的胜利，使张子强有了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信心。很难否认，其最终走向灭亡必然与此事件间有着重大联系，否则其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不会还在拼命研究内地法律。

当然，当事人主义虽然有着种种弊端，但自然有其优势，否则也不可能在英美国家适用至今。特别是其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公权力的限制，都值得我们曾经属于超职权主义的法律制度学习。只有博采众长，我国的法律事业才会更上一层楼。

对于这两种模式你怎么看？你更支持哪一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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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主义 当事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