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媒体人索飒在其1997年的一篇书评中这么写道：“很长时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拉丁美洲人总爱用“切开的血管”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的歌词、诗句、报刊文章里时不时会出现这个词语。直到读完了这本书，我对它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本书就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这是一本撰写于上世纪1971年的巨著，当他第一次真正进入全球主流读者的视野中还是在2009年，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亲手递交了这样一本书——作为拉丁美洲坚定的左翼领导人，向代表着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最高领导人递交此书传达出这样一个观点，拉丁美洲在苦难之下已经经受太多，这是一片美丽富饶，但却被西方吸干，放干了血液的土地，从16世纪起，处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如今金融霸权主义之下的拉美，是那么的绝望又无力。

这是由巴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撰写的著作，深刻揭露了在“依赖理论”下苦苦挣扎的拉美一直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依赖理论是由拉美学者所提出的国际关系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它将世界划分为先进的中心国家和较落后的边陲国家，后者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受到中心国的盘剥，故而不得发展，或产生腐败；这是一种依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该理论也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学派之一。

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战胜者讲述的历史”。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人，加莱亚诺见证了拉美的贫穷、腐败以及贫民的悲惨与富豪们的奢靡之间的鲜明对比，因此他也把矛头鲜明的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并从殖民历史和当代发展史的两个部分去解读：一方面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矿物和劳动力的掠夺和压榨；另一方面揭露了新殖民主义是如何通过更隐藏和巧妙的方式将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产业和自主经济体系扼杀在襁褓之中的，解析了投资、技术垄断、经济援助、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等如何兵不血刃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

这本书在出版后迅速传播，加莱亚诺本人讲述了有关它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位姑娘正在给身边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之内走遍附近街区的所有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没钱买下它......70年代中期后，随着右翼势力的席卷拉美，以资本寡头垄断，和欧美资本金融势力勾结的政府在诸多拉美国家上台，这本书纷纷遭到禁止。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智利妇女把随身携带的这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逃离圣地亚哥.......

显然这本书的揭露并未能阻止拉丁美洲的血管被切开的更大：智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这些国家在右翼势力面前一个个的沦陷，而人民也正是最大的受苦难者。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无形的利剑：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及其对我们有何影响》一文中所提到的，始于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拉开了拉美进一步下滑和堕落的序幕，而这正是英美以智利作为“试点”进行验证的第一步，并随之将其推广至全球。

这一变革彻底阻断了拉丁美洲复兴的最后可能——也许多少年后，他们的本国居民也很难有多少人还能、或愿意回想起在19世纪下旬至20世纪中旬的这段黄金时光：那时候，拉丁美洲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是欧洲人理想的移民地区，不仅有着天赐的智利的铜矿、秘鲁的白银、潘帕斯的草原和牛群、更有着如阿根廷和巴西的自主工业体系。

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开始，首先是西班牙人来了，他们建立起城市，开掘出一个个银矿并将无数白银运回欧洲，开垦出一个个甘蔗园，那些糖似乎不是由甘蔗中榨出，而是由奴隶的血汗所压榨而成，养活了整个欧洲的权贵和产业；而在他们撤走的时候，留下的是空荡荡的矿井，地力榨干的土地，以及本土文化被摧残殆尽的荒漠。正如著名的波托西银矿，在它那空荡荡的山腹里，埋葬着无数劳累和葬身于此的印第安人，“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留下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必须以请求它的原谅重新开始。”

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如故。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之父玻利瓦尔不无道理的把美国人称作“美洲的英国人”；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过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 

正如索飒指出的，五百年的历史给藕断丝连的西方文明打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利己哲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所谓“进步”和“现代化”不过是思维方法和手段的进步与现代化。当拉丁美洲已彻底沦为美国的“后花园”，当人们感叹墨西哥“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的时候，《血管》虽然初版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血管》的经典意义正存在于此。

在中国经济改型之际，当一些人急于“与世界文明接轨”时，读一读《血管》中“掠夺的现代结构”一节不无裨益，那里有他人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读到，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这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大学改革在内的拉美事务施加压力。

我们还可以读到，从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银行行长都是美国著名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无一例外。《血管》还以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所谓的“合资企业”如何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命脉，像19世纪的铁路一样有毒的现代科技如何不科学地在拉美国家制造失业大军，扩大技术差距。汽车工业战、速溶咖啡战，一个个惊险小说般的例证解构了精密的现代掠夺方式。

曾被右翼军人独裁政府逼迫流亡国外十余年之久的加莱亚诺，少年时在课堂里遭受过第一次“驱逐”：当女教师讲解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博亚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时，加莱亚诺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熟知的西方式的对待东风文明文化的思想，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式的思维，即西方人眼里东方，那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而是扭曲、遗忘和臆想之后的东方。

在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三部曲《火的记忆》中，他写道：

“我不想写一部客观性的作品。我不想也不能。该书中历史的叙述没有丝毫的中立性。我无法保持距离，于是我决定：我坦陈一切，我不后悔。然而，这个庞大的马赛克式的书中的每一个片段都基于坚实的文献资料。书中讲述的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我以我的风格和方式来讲述。”

2001年“9·11”之后，加莱亚诺同样勇敢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

“在所有人都处在全面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之中的今天，提下述这个问题并不多余：我们怎么对付市场的恐怖主义？它正加害于人类的大多数。那些高级国际机构不是恐怖主义者吗？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主导金融、贸易和一切。难道它们没有掠夺和犯罪吗？尽管它们不是用炸弹而是用窒息和饥饿来杀人。它们没有把劳动者的权利炸成碎片吗？它们不正在杀害国家主权、民族工业、民族文化吗？”

21世纪伊始，人们曾询问加莱亚诺如何评价前一个世纪70年代写作的《血管》，他回答说，今天的情况比三十年前的记载“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他对拉美大地上的一些革命组织也有过接触，甚至在2011年，身患癌症七十岁高龄的加莱亚诺仍出现在西班牙“愤怒青年”抗击体制的太阳门广场，俨然一位不下疆场的老骥。

一个“知识分子”，一旦他选择了人民阵营，他就同时选择了责任和有限自由，这就是他与真实历史进程中的人的约定，这也是面对选择时应有的崇高表现。当《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被一代人长久地当作叛逆拉丁美洲的象征，当它被查韦斯总统当作人民的教科书放到奥巴马的手里，在这一刻起，这部书的命运已经融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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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索飒所撰序言改编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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