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空地一体战理论下的美国陆军86师与上层结构改革

八卦谈佚名 ▪ 2023-06-13 18:20:43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于费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宣告之，庄严地向世界告知美利坚的独立。

从那时到此刻，美利坚合众国已拥有两百多年的国家历史，和世界大部分拥有源远流长历史的国家们比起来，它还是比较年轻的。但它与其它大部分国家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这两百多年来进程的稳定，唯一一次大的突变则是南北战争，最终以北方的联邦政府获胜而告终；除此之外，美利坚的历史脚步一直是和平与稳健的。

但若把美利坚的国家历史步伐与美军的历史步伐看作一样的和平与稳健，那就大错特错了！

秉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从一开始就未将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完全视为国家的捍卫者。由于美国的民众大部分都是从欧洲殖民到此地的，而这些民众在从前的欧洲就饱受国王使用军队镇压国内之苦，因此对国家建立大规模常备军大多持负面看法。进而在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大陆军被解散了，仅仅维持了数量稀少的正规军辅以民兵，用于最基本国防。

而这样在大战中动员出大规模的军队，并在战争结束后又解甲归田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从1945年5月31日的 8291336人减少到1947年6月30日的989664人，其中步兵从1782832人减少到126121人，步兵团从288个减少到41个，独立营也只有7个。

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军的历史步伐是相当坎坷的，当谈到美军拥有一段连续平稳的历史传承的起点该从何开始时，我们应当认为是从美国准备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此开始着手准备的时刻算起。

因此，美军也是一支年轻的军队，从它开始拥有连续平稳的历史传承算起，它的年龄甚至比八一起义后一路走来的人民解放军还年轻。

而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如今走在了世界军事的最前沿。

因此，本期专栏以研究空地一体战理论下的美国陆军86师与上层结构改革为切入口，展现美军在一系列军事改革中的愚笨与智慧。

1961年5月14日，肯尼迪下令派遣400名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100名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南方，标志着美军正式介入越南内战。

而这场超过十年的越南战争并没有让美国顺利打败北越政权，相反，美国为此耗资巨大，经济衰退，并导致国内矛盾锐化，最终美国于1973年1月27日签署巴黎和平条约，灰溜溜的逃离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显然，越南战争让美军首次感受到人民战争的威力，过去的军事教育并没有教授为何而战，人们常说的“为自由而战”在越南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南越军队并没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就像韩国军队那样，因为贪污腐化已经侵蚀了南越政体。美军因国内反战浪潮而撤军，也算顺应了民意。

此时的美国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导致在冷战中进入了战略守势状态，而美军依然要负责在西欧承担起抵御华沙条约组织进攻的任务。并且此刻的美军因为越战与其它问题的影响，军内种族矛盾问题突出，军人吸毒现象存在，进而军队纪律涣散，难堪重任。

因此进行一场军事改革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它很快就开始了。

ROAD师编制

1960年12月16日艾德曼提出一个新的编制计划，指示接替克拉克成为大陆陆军司令部指挥官的鲍威尔（Herbert B. Powell）为1961—1965年设计新的师编制，并要求新编制要综合考虑步兵师、装甲师和机械化师的建制问题。艾德曼还建议新的师可以被剪裁以适应不同的环境。由于要将各种类型师编制统一起来，首先得考虑各种师之间的相似性。艾德曼指示设计人员在步兵师和空降师中权衡一下是否保留战斗群或干脆由步兵营取而代之。他质疑是否应该有一个战斗指挥部或一个团指挥部这样一个层级来连接师和营。“现代机动陆军1965-1970”（MOMARI）的设计已经显示，在师框架内可交换使用营级装甲、步兵和炮兵单位。

艾德曼的指示实际上反映了他个人对编制的看法。艾德曼曾任驻欧美军指挥官和第7集团军司令，协助建立了联邦德国国防军（Bundeswehr）。50年代中期新成立的西德联邦国防军与同时期的法国军队一样，采用了和美军装甲师类似的师组织结构。但到了1957年，当美国人开始忙于建立五群制原子师时，联邦德国国防军重新引进旅结构，下设作战营和支援单位，取代师作为基本的战术单位。

德国人采用了以“营”为基础单位的组织方法，取消了永久性的步兵师和装甲师，转而依赖于步兵旅和装甲旅，这些部队可以组成师以遂行特定作战任务。虽然德军的旅是固定架构，但可以控制附加的营。为了增加灵活性，装甲营和机械化步兵营内的单位可以互换以建立步兵或装甲战斗队。

由于“现代机动陆军1965-1970”的概念未能符合新的师的标准，因此，利文沃斯的研究仍然继续，随后爱德曼的建议开始被利文沃斯和其他兵种学校的研究小组逐步完成。1960年1月，来自陆军指参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代表，在门罗堡开会讨论新的编制设计，艾德曼的门生、大陆陆军司令部上校塞德巴瑞（George Sedbury）主持此项工作。由于利用了前期“现代机动陆军1965-1970”设计的成果，因此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鲍威尔就向陆军参谋长德克尔（George H. Decker）提交了“重组目标陆军师1961-1965”（Reorganization Objective Army Divisions 1961- 1965）的研究结果，通常称其为ROAD师。

与五群制原子师和“现代机动陆军1965-1970”研究不同，“重组目标陆军师1961-1965”项目并没有强调对整个陆军进行重组，只涉及步兵师、机械化步兵师和装甲师。研究将装甲师作为模型，提出三种师具有相同的基础，指挥官可以在此基础上配属各个单位，包括步兵营、机械化步兵营和坦克营。仅根据所含最多的作战单位来决定师的类型。

ROAD师采用建筑模块的概念，即各个兵种营均采用类似的编制模式，强调使用兵种合成部队，即在旅、营和连级采用特遣队的方式遂行任务。在这种模式下，步兵旅和团战斗队是兼容的，而团战斗队在二战和朝鲜战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ROAD师结构设计虽然时间短，但相当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首次采用了通用师结构的设计。其下设作战营既可以是装甲营或机械化步兵营，也可以是普通步兵营或空降营；

■ 重新启用旅级编制，每个师下辖3个旅。与过去不同的是，机动旅由上校而不是准将指挥。旅本身没有直属单位，由作战师根据任务进行指派，因此旅并不是师的行政单位和后勤指挥链的一部分；

■ 作战营通常混编后指派给某个旅完成相应任务。师下辖的三个炮兵营通常平均分配给各旅，相应的战斗支援和勤务支援单位也配属到各个旅用以完成任务；

■ 由于旅本身就是合成模式，老的特遣队概念开始下移，改为营特遣队（Battalion task force）和连战斗队（Company team）样式，营特遣队是坦克或机械化步兵营下属连队兵种单位互换的结果；

■ 建立了新的类型师——机械化步兵师，它源于装甲师中的装甲步兵，但与老的装甲步兵不同的是，机械化步兵营是师的一部分，和五群制原子师不同的是，每个营都有自己的运输车辆；

■ 装甲师方面，新的旅取代了旧的战斗指挥部，其他类型师则在旧师属连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三个旅，有的则改为师属侦察部队；

■ 支援司令部是个新概念，由医疗、管理、维修和补给单位组成，在后来的测试中得到了肯定。

ROAD师最大的特点是“任务编组”（Task Organize），并在各个层级采用剪裁定制式结构，因此，视威胁不同，在ROAD的基础上可以将部队编成和部署为装甲师、机械化师、步兵师、空降师，以及后来的空中机动师。虽然ROAD师有推荐配置，但有经验的计划者可以建构各种不同的师的类型，通过赋予作战师各种人员装备，将装甲、机械化步兵、步兵和空降兵进行混编，可以构建7到15个作战营，师指挥官和参谋再将这些营配属到三个旅部。

在旅和营中，指挥官也可以进行兵种合成，从排到连，混合各个兵种，并配置相关的工兵、防空和支援单位，这样就有了根据任务整合各兵种的营特遣队或者连战斗队的任务架构。当然，实践中也遇到了二战时就存在的部队池和配属部队问题——经常变换单位将导致合作效率降低、上级和下级不熟悉等问题。因此，营和旅指挥官试图“习惯上将某些部队联系在一起”，除非另有情况发生。

86师改革

越战结束后，美国国会于1972年末终止了征兵制，1973年1月开始陆军成为全志愿武装力量的一部分。美军提高了预算与人员待遇，在整个70年代与80年代初，美军的人员花费超过了国防预算的50%。事实上，全志愿部队提高了军人的素质，但付出的代价不菲，对国民警卫队预备役的影响很大。随着经济衰退和参军物质刺激，以及越战阴影的走出和社会舆论的变化，美国陆军逐渐走出了低谷。

（一）越战后美军学说和体制的变革

1955年成立的大陆陆军司令部负责管理所有现役部队和美国本土陆军，包括了培训中心、兵种学校以及陆军条令研发等任务，只是不负责作战。1962年成立了战斗发展司令部（CDC）负责未来作战研究。到 1970年代初，大陆陆军司令部变得越来越庞大。陆军参谋长艾布拉姆斯制定了一个体制变革行动计划——“坚定行动”（Operation STEADFAST）。1971年12月，随着越南撤军行动的进行，陆军副参谋长帕默尔（Bruce Palmer，Jr.）让助理副参谋长德普伊（William E. DePuy）着手进行大陆陆军司令部的重组研究。德普伊和一组参谋人员经常在星期六召开秘密会议，勾画出一个重组方案，递交给帕默尔和威斯特摩兰，建议取消大陆陆军司令部，代之以部队司令部（FORSCOM）和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虽然德普伊赢得了陆军参谋部的认可，却招致大陆陆军司令部指挥官海因斯（Ralph Haines，Jr.）的反对，海因斯认为大陆陆军司令部管辖的基地设施将会有两个上级领导，违反了指挥的统一性原则。80年代国家训练中心（NTC）的建立的确受此问题的困扰。

1973年美军取消大陆陆军司令部（CONARC）和战斗发展司令部，重新将这两个司令部的职能分配到陆军部队司令部和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部队司令部负责管理美国境内作战部队，包括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的战备。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则负责陆军训练和教育以及作战技能发展过程。

1970年底，美国陆军从越南撤军，重新回到传统的军事行动中，正如指参学院院长海尼塞（John J. Hennessey）所言，陆军不得不面对人力、士气、战略和领导力等方面的问题，到了寻求答案、重新调整和重新定位的时候。

越南战争消耗了美国新一代武器研制费用，70年代中期，美国陆军开始加速采购，试图赶上苏军的现代化步伐。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此时也开始分析现有陆军师在应对华约挑战时的战场适应性问题。但不久就意识到必须进行组织架构的全面改革，而不仅仅是局部的修修补补。

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成立是美军陆军管理机构的一次革命。基础和高级个人训练、陆军各军种学校、战争学院、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分析、条令发展和战斗力发展都由一个总部全权负责，这一理念第一次出现在美军的历史中。

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把作战研发重新放回到学校，关注于陆军的战术组织、武器装备、条令发展和士兵培训上。陆军各个学校、各个陆军司令部和陆军部下属各局研究了多个师结构模型，这和五群制师及ROAD 师的产生过程类似，美军队高层领导人针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其他突发事件也进行了预测。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在仅仅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埃及和叙利亚就损失了4500辆坦克中的2000辆，1100架飞机中的500架，以色列的2000辆坦克损失了800辆，550架飞机损失了114 架。一次性损失了比驻欧美军全部装备还要多的坦克。美国陆军迅速派出多支队伍到以色列汲取经验教训，包括装甲兵学校的普里拉曼上校（Colonel Prillaman）带领的队伍，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塔波特将军（General Talbott）的另一支队伍，以及军事运筹队、美国空军的队伍、海军陆战队的队伍，著名军事历史学家马歇尔（S.L.A. Marshall）也出访以色列。当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评估完成汇编后，德普伊进行了自己的分析，认为现代武器较过去美军在战场上所遇到的所有武器都更为致命，迫切需要建设“训练有素的兵种合成队伍”。

战争的高消耗性迫使美军重新思考其作战条令和组织结构，对阿以17天战争的检讨，产生了新的如何去准备以及如何去战斗的构想，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主动防御”（Active Defense）学说。新学说强调防御是作战的主要模式，手册指出，下一场战争的首次战斗将会是其最后一次战斗，美军必须首战必胜。但接下来就是引起争议的牺牲进攻主动精神的对防御和火力的关注。

“主动防御”学说一出台即招致严厉批评。随后，在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中产生了“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的构想，并于1982年正式出版，1986年进行修订并一直沿用到现在。“空地一体战”很快取代了“主动防御”学说，但是1976年条令的主要作者德普伊将军开启了美军条令制定的变革过程。德普伊设计出了一种对话模式来解决问题，启动了使陆军有机会展示学习型组织属性的进程，并一直影响着这一组织。德普伊阐明了未来的愿景；解释了如何实现这一愿景，保持自信和乐观，并总是做到以身作则。德普伊为陆军体制的演变注入德育内容，使部队能够聚焦核心价值观，并最终体现在野战手册中。

美国陆军在70年代的另一项重要改革就是改组情报部门，1977年1 月，美国陆军重组情报与保密机构，这是“情报组织与建站研究”（IOSS）的产物。在此之前，陆军保密局、陆军情报局和部队司令部情报单位各自为政，新成立的陆军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将这些机构统合起来建立司令部而非过去的局，这意味着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情报组织与建站研究”对陆军战术情报单位也进行了重新洗牌，建立了新的电子战情报（CEWI）营，将过去分散在不同单位的情报队伍集中在一起。在此之前，从五群制师到ROAD师的整编，军队领导人均拒绝在作战师中设立战术情报单位，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在世界各地作战所需要的语言学家。直到1969年，作战师才开始配属军事情报分队，70 年代中期开始在机动师中设立建制内军事情报连。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驱动力让美国陆军转为强调信号情报，电子战情报营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产生的。1976年第522军事情报营率先建立，分配给第2装甲师。新的情报营融合了已有情报、信号情报和电子战于一体，配备了师地面传感器和地面监视雷达等新装备，增加了一个远距离侦察巡逻单位，测试结果表明过去的连级情报单位已经过时。

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军大量投资于教育、训练以及智力资产。 1978年秋，斯塔瑞和兵种合成中心指挥官瑟曼（John Thurman III）商议成立历史研究项目。两个人均受到杜普伊（Trevor N. Dupuy）的新书《战争之天才：德国陆军和总参谋部1807-1945》的影响，该书展示了德国战争学院在条令研发方面的贡献，美军决定建立类似的部门，新的研究部门名称也有多个方案，最终定名为作战研究所（Combat Studies Institute）并于197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研究所除了担负指参学院历史系的职责外，还是战术研究及出版的主要单位。第一份研究报告就是道梯（Robert A. Doughty）的《美国陆军战术条令演化1946-1976》。

1980年10月国家训练中心正式成立，1985年8月，在利文沃斯堡成立了陆军经验汲取中心（CALL），负责搜集各国作战数据和经验，包括在国家训练中心的演习和试验数据。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美国陆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编制试验，参见下表

这些编制试验本身也反映了陆军对未来常规战争的忧虑，但作为试验，教训来得远比经验多，而且很多试验因为领导人的更迭和新想法的提出而不得不半途而废。

（二）师重构研究（DRS）

越南战争之后，美军武器发展步入正常轨道，由于军队采用新的装备，增加了机动性和火力。陆军学校、司令部和各机构进行编制审核，发现了很多问题，涉及军事情报，信号和航空需求，化学、生物和核防护等新的需求，陆军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技术，而不仅仅是在现有组织基础上贴个标签完事。

1975年3月陆军参谋长弗雷德·韦安德（Fred C. Weyand）要求主管作战和计划副参谋长考勒斯（Donald H. Cowles）重新审核师结构。韦安德关心的是，新技术导致作战师增加了很多“附加功能”，这反而使其重量和复杂性增多，降低了师这个组织的整体灵活性。考勒斯转向威廉 ·德普伊——成立于1973年的美国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TRADOC）的首任指挥官，征求其意见。10月，德普伊写信给韦安德，建议在武器系统和战术的基础上研究基本作战架构。1976年3月，陆军部指示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正式进行改制工作，1976年5月，德普伊建立了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师重构研究（DRS）”小组，小组人员来自本司令部及陆军所属学校。德普伊尤其关注部队设计是否能够反映新的兵力生成，集中研究寻求师级最佳反装甲能力以应对苏军的大规模装甲洪流，此外还格外关注80年代初装备的新式武器，包括陆续投入使用的新装甲车辆以及新的火炮和目标获取系统等相关装备，这些武器系统的作战范围有很大的提高。

“师重构研究”认为60年代的ROAD师结构对于采用70年代武器而言效率不足，而且ROAD师不能有效使用80年代的新武器。ROAD师设计跟不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进步和新战术变革的步伐，而武器系统及其使用的最佳模式将决定部队的设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火力和人员的发展趋势是设计的关键，“师重构研究”新设计的1983版机械化师将是二战步兵师作战能力的6倍。

设计人员发现了若干当前师组织架构上的问题：连长们由于兵种合成方面的火力整合已经感到筋疲力尽，况且连级指挥官本身受年龄限制，经验不足；其次，与苏军相比，炮兵数量远远不足；再次，工兵的任务过于多样化，没有专注于机动和反机动作战任务；最后，在现有组织架构上增加武器只会拖部队的后腿，虽然很多时候是由于人和物资的不足造成了这种情况。

其他分析出来的趋势还包括：当指挥官整合作战兵种各单位时，间接火力技术和空投弹药可满足其要求；大部队分散行动时，需要更大的机动性才能满足防守者在受威胁突破点快速集结的要求；日益增加的战争复杂性要求有更多的战斗勤务和战斗勤务支援来供应和维护部队和新的武器，结果造成了增加军队后勤尾巴的趋势。

过去，陆军只是将传统的新系统集成到已有单位，现在则反过来，要把作战和支援组织转为针对特定的武器系统。“师重构研究”的主要产品是“重型师”，用以取代机械化步兵师和装甲师。以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约翰.福斯（John Foss）上校为首的研究工作组认为，新组织设计的基本原则并不限于重型师，它可适用于所有类型师。最终设计为17800 人规模的师，其特点是——强调缩小连的规模，增加机动营的数量，也就是更为分散的组织结构。对于规模较小的师步兵营和装甲营，规划者设想在营而不是连级层面整合各兵种。根据ROAD师的概念，连级战斗队作为主要的作战模式。例如，一个机械化步兵连通常加强有工兵，炮兵观察员，并可能有坦克，反坦克武器和直升机。但作为兵种合成连的连长，既没有参谋也缺乏经验，很难有效地利用所有这些资源。

所设计的重型师包括：

1.3个旅，每个旅包括2个机械化步兵营和3个坦克营。步兵营由1个作战支援连、1个“陶”式导弹连和3个小型步兵连组成；坦克营包括了3 个坦克连和1个维修、“陶”式导弹和战斗支援连，每个坦克连有3个坦克排，但每个排只有3辆坦克。“陶”式反坦克导弹则遇到了集中还是分散这个老问题，就像其他新武器的引进，如机枪，坦克，反坦克炮，飞机和直升机等遇到的问题一样，最终还是决定将其放在营的控制之下；

2.为了增加火力，155毫米榴弹炮连火炮数量从6门增至8门，营下属连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4个，8英寸榴弹炮营的下属连也增加至4个，由于预见到一个师将在更大的区域内作战，炮兵的反击能力（摧毁敌方火炮）由军级下移至师级，这样目标获取连就被添加到师炮兵内以定位目标；

3.还设计了1个较小的骑兵中队，只有3支地面分队，空中骑兵分队移到新的师航空营；

4.为重型师配置了1个防空炮兵旅，下设2个营，一个部署在战场的前沿，一个部署在后方。

5.师内部的作战支援单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 电子战情报营（CEWI）包括了电子战连、地面监视连、营部和行动连，新单位扩大了师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

■ 所有其他资源归并建立1个营，人事勤务连合并了财务和人事服务，隶属于支援司令部；

■ 支援司令部还含有1个供应和运输营、1个维修营和1个支援行动中心；

■ 化学连则负责烟雾产生，以及协助防御生物、核和化学武器，而过去的ROAD师没有化学单位；

■ 师医疗营和工兵营中的舟桥连上移到军级单位。

1976年7月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向陆军参谋长韦安德通报了关于重型师的概念预研。韦安德则要求做进一步的讨论、评估以及测试。师重构研究许多概念是具有革命性的，当然一些也饱受争议，编制上的改革重点是：

■ 炮兵单位将习惯性配属到相同的作战旅，作战勤务支援最终形成支援特种营；

■ 在旅和营一级增加人力和后勤次长、作战与情报次长以提供足够的控制与监督；

■ 武器集中建立武器连。包括坦克连、“陶”氏导弹连、机械化步兵连。每个装甲营和机械化步兵营有一个独立远程反坦克导弹连；

■ 3辆坦克，步兵班则从11人减为9人；

■ 营长而不是连长负责整合与协调火力支援。营是配属的最低层。这样将过去连长的职权上收到传统上的营，使得连长可以更专注于作战；

■ 每个旅有1个炮兵直接支援营，下辖4个火力连，每个连8门炮。炮兵营从3个连增加到4个，连火炮从6门增加到8门；

■ 师防空炮兵负责所有防空任务和装备；

■ 新建立的战斗航空营，将侦察中队的陆航小队、师指挥控制飞机和攻击直升机连整合起来。

新任陆军参谋长罗杰斯（Bernard W. Rogers）1977年1月24日批准第1骑兵师作为主要的测试单位，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进行原始概念测试，1979年胡德堡第1骑兵师的一个旅进行了现场试验，试验结果有喜有忧。

1977年多恩·斯塔瑞（Donn A. Starry）继任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指挥官，斯塔瑞支持重构重型师，但对若干研究持保留态度。因为很多武器尚未生产出来，无法测试其效果。此外他还担心，不仅对重型师的兵棋推演不足，而且后勤和近距离空中支援也被忽视了。1977年9月陆军参谋长同意新的测试计划，但到了年底斯塔瑞就改变看法，转为对“师重构研究”合理性的批评——测试太快而参加人数过少——举例来说，新的三坦克战术训练不足，甚至假想敌部队按照苏军过时的训练同样也很糟糕，因此影响了测试数据的有效性。

虽然对试验的争议很大，多数人还是就以下问题达成了一致：

■ 3个坦克排规模太小（4个坦克排要优于5个或3个的结构）；

■ 师部过多依赖于外部的战斗勤务支援；

■ 机动营缺乏巡逻兵（有必要在营和旅级设立巡逻队）；

■ 旅的控制范围过大。

不过试验也有好的结果，如4连制炮兵，每个连8门榴弹炮，要优于 3连制6门炮的结构。负责监督测试的第3军军长富勒中将（Marvin D. Fuller）发现人员和装备过多，这虽然丰富了指挥官的可控资源，可以从容应对各种意外情况。但冗余的人员和装备费用使得新师结构过于昂贵。富勒还发现，无线电应用的扩大不仅没有改善反而使通信受阻，多职能参谋必须要过滤信息后再提供给指挥官，因此增加了负担。其他还包括防空区域覆盖率不足等问题。不过测试验证了新的观念，即坦克和机械化步兵营，应该是多兵种合成一体化的焦点。

“师重构研究”与“积极防御”学说有着天然的共性，也同样受到相关问题的困扰。虽然该研究反映了德普伊将军的主动性和洞察力，在其直接监督下创建了“师重构研究”工作组，不过工作组受到德普伊的严格控制，在陆军参谋长批准之前，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并没有从学校和下属中心挑选人员进行项目设计，因此，师重构研究未能体现出集体的智慧和责任。对师重构的评估于1978年结束，得出了若干结论，在营一级进行兵种合成是有效的，但连一级交叉配属（Cross Attachment）单位可以保留下来，4坦克-排属最优选择，营和旅一级含侦察单位是必须的。

虽然德普伊将军希望进行一个全新的师架构设计，而且加速进行测试，但由于测试并不标准，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德普伊和“师重构研究”设计人员最初目的是增加战场上的打击力，这也是1973年中东战争的直接教训，故更强调战术层的革新。新任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指挥官的斯塔瑞则视角不同，将其转入更详尽的、更宽泛的设计方法和理念，以应对现代战场上的强劲对手，即除战术层外还要去关注战役层面的组织模式。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就此采用了系统论的方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去研究战略任务，这个过程最终促成了空地一体战概念的出现，并直接影响到未来部队的设计。

当“师重构研究”还在进行测试时，德普伊到点退休，随后，斯塔瑞将军在其基础上推出86师构想。1979年7月，陆军部认可了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将“师重构研究”吸收到86师的研究中。

（三）86师的总体设计

在1978年8月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工作会议上，斯塔瑞强调新的师设计是在“师重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对所有与新武器和装备相关的任务，包括条令、组织、训练和训练文化，等均需要统一考虑。各兵种学校在设计时就介入到与其相关的各种职能和任务的概念化设计之中。例如，步兵和装甲兵中心负责“目标勤务”职能，面对的是步兵、坦克和航空营以及骑兵中队，情报中心则负责电子战情报（CEWI）营的“监视融合”职能，而工兵中心和后勤中心则共同负责“部队机动”职能。

在设计过程中，首先定义86师的具体任务和职能，然后进行下属组织设计以满足这些需求，并将各单位合成为整体。各学校和中心的工作队负责各自兵种单位的研究，兵种合成中心则整体分析各种师单位的合成效果。定期的将官会议为研究提供指导和建议，并批准工作队和兵种合成中心的相关工作，同时整理出设计者之间需要解决的各种冲突。

1979年，爱德华·迈耶（Edward C. Meyer）跳过了57个比他级别高的将军，从中将直接升为陆军参谋长。实际上，迈耶原定为驻欧洲美军地面部队司令，但其丰富的职业经历，在各个不同的关键岗位上积累了足以担当参谋长的各种经验，并打下了做好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广博的人际关系基础。

迈耶将军成为陆军参谋长4个月后，斯塔瑞介绍了新的师结构建议，最终以“86师”（Division 86）命名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考虑到1986年将会是苏联威胁最大的一年。

86师保留了ROAD师的灵活结构。重型师初始方案包括：

■ 1个师部和直属连；

■ 3个旅部；

■ 宪兵连，信号、防空、工兵和军事情报营各1个；

■ 1个侦察中队；

■ 师炮兵；

■ 1个空中骑兵攻击旅；

■ 1个师支援司令部；

■ 一些需要研究的机动单位：4或5个机械化步兵营、5或6个装甲营；

■ 共约20000名官兵。

在86重型师研究中，最重要的设计原则是R3，即人力方面要具有强健性（Robustness）、冗余性（Redundancy）和弹性（Resiliency）。从表面上看,86师类似于ROAD师的设计，但实际上与ROAD师有着显著的不同。86重型师设计得更为灵活和机动，而且其战力和敏捷力能够保证抗击并击败华沙条约组织军队的梯次进攻，其生存能力、指挥控制和反炮击能力均优于ROAD师——侦察中队更小而精干；工兵营则装备了装甲运兵车，增加了机动性；防空营将各种防空导弹整合其中；师支援司令部（DISCOM）仍然保留传统的设计，但将关键的战场支援放在下属的3个支援营，每个营支援1个机动旅。

最主要的变革是强调前线部署最大火力、前线装备、前线加油和维护，将旅支援营前置，增加军官比例，改善兵种合成组织，能够使用更具威力的80年代的装备和技术。86师的设计增加了40多种主要武器装备，这些要么是新的尚未采购的设备，要么仍处于研制阶段。陆军部对此的解决方案是：采用新的概念，但继续使用旧设备进行过渡，直到新的装备列装。86师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类型——空中骑兵攻击旅（ACAB），作为第4个旅司令部纳入到师结构中，这是先前的第1骑兵师和第6骑兵旅项目的结果，可以为作战师提供反坦克攻击直升机，空中骑兵攻击旅后来命名为航空旅。

以下是86师的主要编制：

1.空中骑兵攻击旅，共有134架各型直升机。

■ 2个攻击营，每个攻击营含4个连，每个连各有6架直升机；

■ 1个战斗支援航空营，支援航空营提供指挥和飞机维修职能；

■ 1个军事情报营。

2.坦克和机械化营，具有全新的组织框架。

■ 坦克营含1个营部连和4个坦克连，每连有3个坦克排，每排3辆坦克；

■ 机械化营含1个营部连，1个“陶”式反坦克导弹连，4个三排制连，每排含3个班，乘坐新列装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3.为了对付苏联的高密度火炮和改进的武器，86师显著增加了师炮兵数量。

■ 3个155毫米炮兵营，每营含3个连，每连8门自行榴弹炮；

■ 1个16门8英寸榴弹炮营；

■ 1个含9门多管火箭炮（MLRS）的火箭炮营；

■ 1个目标获取营。

5.工兵营机动性更强，配备综合装甲车载桥梁（AVLBs）。

6.防空营整合了师属“毒刺”防空导弹。

7.师支援司令部（DISCOM）含3个直接支援营为机动旅提供作战支援。

86师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提供前方火力、改善指挥控制、增加火力支援、空防和弹药的再补给，以及改善兵种合成的效率。旅支援营强调新的概念，即“前向武装、油料、修复和供给”。在此概念下，具体实施的方法就是“怎么来，怎么打”（come-as-you-are，fight-as- you-are)。

1980年8月1日，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批准了新设计的重型师。含6 个装甲营和4个机械化营的装甲师将有19966名官兵，而5个装甲和5个机械化营的机械化师将有20250名官兵。

1981年11月，由副参谋长主导的陆军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对86师进行评估，委员会意识到86师的设计已经超出了1988财年的人力和财力限制，难以实施。实际上，自1980年以来，所设计的重型师人数一直在增加，机械化步兵师已达21091人。1982年2月陆军部要求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将重型师设计减少到18000人。1982年3月，设计人员提供了两个方案，一个是18218人的新师架构设计，含9个现役机动营和一个轮岗预备役机动营。另一个是18245人的10个现役营的设计。不过随后陆军参谋部决定从现有的2万人师削减到19024人。

在1982年的重构演习中，所有新的特性都予以保留，包括4连制营、空中骑兵攻击旅、前方支援营、旅巡逻排、8门火炮的炮连、通用火力支援营、防空炮连、电子战情报营等效果都还不错。1982年10月1 日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再次公布了重型师概念编制表。一套表包括了机械化步兵师和装甲师两种类型，但有五个变化，装甲师含6个装甲营和4 到5个机械化步兵营，机械化步兵师则有5个装甲营和5个机械化步兵营。编制表也因装备而变化，包括M60坦克、M113装甲运兵车，以及新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新旧设备都有。重型师的编制介于19000到20500名官兵。

新编制表与迈耶三年前批准的建议表有点不同。侦察中队的骑兵战车取代了坦克，中队由2个地面分队和2个空中分队组成，取消了摩托车，此外侦察中队不是师属单位，而是航空旅的一部分。财务单位上移到军，重组的军事情报营含电子战、监视和勤务连。医疗营再现于支援司令部，但化学连则回归到师属地位，此外，目标获取单位也从营减为连级。

陆军在实施86师结构方面，面临着很多复杂问题。需要采购40多种主要武器或新装备，有的仍在研发阶段。此外，作战条令和培训计划也需要跟着修订，还必须考虑到预算限制。像过去一样，陆军参谋部批准采取重型师概念，但过渡组织仍然使用旧的装备，直到获得新的武器装备。新装备预计从1983年开始列装。因此，组织和装备现代化从该年的1月开始。装甲师定编为6个装甲营和4个机械化步兵营，机械化步兵师则定编为5个装甲营和5个机械化步兵营。

在设计重型师的同时，美军还进行了轻型师的研究。

（四）“86步兵师”

1979年，国防部打算将现有轻步兵师全部机械化。但迈耶反对此计划，他认为与其重型化倒不如通过技术革新，增强其效率来保持战略机动性。早在70年代中期，迈耶将军就深信，在森林和市区等不同地貌上，轻步兵是必要的。他认为，军队需要有战斗力的、可以快速部署在世界各地的机动部队，换句话说，陆军需要传统的轻步兵，以平衡其常规部队结构。

迈耶在批准重型师的同时也指示斯塔瑞，将步兵、空降兵、空中机动师等现在被称为“轻型师”的部队规范化。迈耶想知道，是否可以将步兵师设计为在突发事件地域进行机动战斗的部队，且仍然能够保证有足够的资源在中欧与苏军作战。这个问题自二战以来一直困扰着空降兵界 ——如何让一个单位具有战略机动性的同时仍然拥有较强的火力和资源以自我维持作战。迈耶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使用新技术，包括先进的雷达、情报和卫星资源、集装箱运输的食品和设备、重量轻的高功率通信设备，新的轻型汽车、高精确度功能强大但更轻的武器，先进的直升机等。因此需要进行预研。

1979年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开始了轻型标准步兵师研究项目“86步兵师”（ID 86）。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轻型步兵师到底能干什么？在向迈耶及斯塔瑞的汇报中，陆军设计人员对轻型师的双重任务有了明晰的认识：一是可在欧洲战场上快速部署，加强北约的前线部队，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应对突发事件。不过这两个任务本身是矛盾的——要求步兵师在没有坦克和机械化步兵营的情况下，能够攻击、防守、阻滞和袭扰敌人装甲部队，这多少有点天方夜谭。

开始设计时考虑的仅是“不重”而不是“轻”，但这样的步兵师结构实在难以捉摸。斯塔瑞设置了师人数限制，即不超过14000名官兵，这主要是受C-141的运载能力所限，轻型师没有编制内坦克或机械化步兵单位。1980年1月设计人员提供了初始版本。但遭到斯塔瑞的反对，该设计既不能快速部署，人数也超过上限4000多人。4月份的第2个方案又遭否决，仍然过大。8月的第3个方案再被否定，随后迈耶将军指示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建议轻步兵师包括9或10个营，其中两个装备反装甲突击炮系统，可击败T-72坦克并具有机动性。步兵人数至少占2200人，每个营下设3个连即可。第4个版本终于通过。1980年9月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建议一个17773人的结构，有8个机械化步兵营和两个突击炮营，接近 18000人的86步兵师显然不够轻，无论从人员、装备还是支援来看均有点重。虽然迈耶同意进行测试，但86步兵师项目最终没有获得批复。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仅仅进行了局部调整。当1983年卓越陆军项目出台后，86步兵师框架也就不了了之。但反装甲突击炮的概念对后来的轮式机动火炮系统有很大的影响。

（五）86师研究的经验教训

86陆军的核心是86师，但重型师的设计并没有推广实施，而轻型师结构也没完全设计出来。86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员短缺。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估计，需要836000名官兵才能满足86师的编制需求，但美国国会授权只有78万人。由于人手和购置新设备资金等问题，使得重型师的现代化计划被推迟了10年。

在ROAD师结构应用了20多年后，部队架构有两个发展趋势，一个是作战部队的机械化（包括空中机械化）；一个是师职能的拓广和拓深，包括作战和勤务支援。如此一来，步兵师发展的趋势就是规模加大，从二战时期的1.4万人增加到ROAD师的1.6万人，再增加到86师的2万人左右。而机动营的数量基本不变，二战时有9个，ROAD师为10到 11个，86陆军重型师为10个。另一个特点是，旅编制的重新启用，可以方便配置机动营，此外，航空单位的增加是ROAD师最明显的变革。

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便对美军而言也是头一遭，即一个刚兴起的作战学说在部队设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空地一体战的学说直到86师后才被批准，但之前斯塔瑞将军就开始设计86师架构来契合新的理论，同时发展新的条令与设计工作。但86师被塑造为针对可能的冲突地域的特定组织，因此背离了传统上通用和灵活的师设计模式，只是为了满足在某个特定区域战胜特定的敌人。

斯塔瑞的新理论和陆军未来学说为重型师设计提供了动力。不过斯塔瑞同时也指出，86师的最终设计是妥协的结果，并没有反映初始的概念。从概念上讲，86师组织结构是正确的，但军队内部的所谓政治妥协，最终产生了一个规模更大而不是较小的师。斯塔瑞认为，陆军管理者偏离了重组陆军的最初目的，作战条令应大于内部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最终，86师由于太重而难于部署，而在开阔地域又不够重，试图同时满足这两点是不可能的。唯一值得欣慰的是，86步兵师的设计变成了美国陆军后续的各种轻型师的基础。

“赎罪日战争”表明，战场已经在规模、速度和杀伤力方面有了很大变化。更广泛的战场，更快的节奏，陆军已开始在战役层面进行深入思考。80年代的美军开始以空地一体战条令为基准进行训练与编制调整以适应新装备的列装，新装备就是所谓的5大装备（Big 5），包括“艾布拉姆斯”坦克、“布莱德利”装甲车、“黑鹰”直升机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以及多管火箭炮系统，其他还包括“毒刺”防空导弹和“爱国者”空防导弹系统。60年代的ROAD师结构变得过时了，美军开始强调军级指挥作战和快速部署轻步兵。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的统治，旷日持久的人质危机使卡特政府陷入困境。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没有部队可以部署到西南亚，陆军过于关注重型部队和苏联在中欧的潜在威胁。空军和海军并不愿意去争取拨款以获取运输装备，支援陆军未来的海外部署。

陆军参谋长面临美国可能需要去打仗而陆军将无法轻松部署的问题，因此需要新的可快速部署的部队。

大部队作战

自二战以来，美军野战军更多充当作战角色而不仅仅是集团军的下级指挥部，这意味着野战军并不盲从于上级，而是有相当大的战场指挥权。美军野战师往往是标准的，用以完成战术任务，但野战军的构成既非静态也不标准，过去隶属于战术层面，随着战役层概念的发展，野战军就成为了战役层面的主要作战单位。美军野战军下属单位涉及情报、炮兵、工兵、防空、信号、化学、宪兵等单位，这些单位往往编成为独立旅，通常需要一个较大的和作战师规模相当的支援司令部来支援上述军级单位。

讨论大部队作战必须要了解美军的作战学说。

（一）空地一体战

70年代，德普伊将军和师重组研究的计划者看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战场杀伤力大大增加，因此更强调战术层面的应用。然而，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指挥官斯塔瑞则关注另外的侧重点，他要求用更详尽的、整体的、更广泛的方法来解决作战层面的问题，要进行现代战场的整体部队设计，这样美军的部队结构设计就从战术层面过渡到战役层面，野战军编制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

曾经在欧洲担任第5军军长的斯塔瑞强调，防御和“中心作战”，即火力和机动，需要空中和地面等各个维度的协同行动，这样就会在一个较大区域内产生决定性结果。斯塔瑞认为，在战斗中对这些要素进行分析，包括武器射程、开火频率、敌人规模、前进中的地势以及进攻速度，将有助于发展更有效的作战理念。

“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理论是斯塔瑞在1981年3月提出的，其目的是应对中欧地区前苏联军队对美国和北约部队的可能的多梯次攻击。斯塔瑞认识到，在对抗苏联第一梯次部队的同时，也要打击其第二梯次部队，防止其扩大战果并予以迅猛打击。要实现这一目标，陆军必须得到空军的配合。斯塔瑞称此陆军新作战概念为“空地一体战”并在1982年的FM100-5《作战条令》中正式出现。

“空地一体战”美军采用纵深打击模式，不让苏军在前线集中其主要兵力，步兵旅则可以在15千米宽的正面上打击敌人的第一波进攻，由师部负责协调各旅，以及动用航空旅、火箭炮部队，并根据自身情报部队提供的信息，打击敌人的第二波进攻部队，其纵深可达120千米，或者说48小时后的敌人。

自70年代初，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军官就开始定期与空军军官商讨，研究陆军与空军协同的最佳方式，最初成效并不大。70年代末，随着陆军开始讨论远距离遮断和攻击敌人纵深观点的出现，为两个军种的协同提供了契机。陆军使空军将领相信，只凭飞机打击远处苏军各师以阻止临近之敌投入战斗的战法还不够。打赢战斗需要空中遮断与地面战斗协调一致。这样，陆军就会在前线占有足够优势去实施进攻，突破敌人的后方地域，摧毁敌作战能力。

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Charles A Gabriel）和陆军参谋长威克姆均属于二战后的一代人，两个人同为1950年西点军校毕业生，作为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充分利用两个军种军费和改进联合作战方面达成共识，就两个军种集中精力联手研究的约30个项目列了一个清单，指示其参谋人员，选定的方案能最好地为国家利益而不是军种利益服务。空军和陆军分别废除了重复的研究计划，加强了各个层次上的合作。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才促成了美军新的作战理念的诞生。

空军很快接受了“空地一体战”的理念，1983年，美国空军和陆军领导人共同正式签署备忘录，加强对“空地一体战”条令的联合执行。1984年，空军将“空地一体战”概念纳入美国空军基本航空航天条令，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空军条令AFDD3-03《对地作战》（Counter-Land Operations）。此后，空地一体战又成为了联合作战条令，但赋予了新的内容，即今天的JP 3-31《联合地面作战》（Joint Land Operations）。美国陆军在1988年专门起草了新的条令FM 6-20《空地一体战中的火力支援》（Fire Support in the AirLand Battle），用来指导部队的火力行动，并一直应用到今天，属于屈指可数仍然在役的老条令。

陆军的86师计划是针对特定地域（中欧）、特定敌人（华约军队）而进行设计的，因此条令变成了第4个要考虑的因素。这也是首次提出将未来作战概念整合到新的军队架构中，虽然空地一体战条令直到86师批复后也没有出台，不过斯塔瑞仍然将对未来的预期融入师结构设计中，早期的86师设计也体现了联合作战的理念。

如前所述，86师框架由于经费和人力限制，并没有具体实施。美军随后转入了卓越陆军的研究。将86陆军转为“卓越陆军”，其条令基础就是“空地一体战”，即更加重视战争的战役层面。1986年对作战条令进行了修改，首次使用了作战艺术（Operational Art）一词。不过核心仍然是大兵团作战。

（二）美军在欧洲的部署

当70年代美军从越南撤军，重返欧洲战场时，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在中欧形成僵持态势。北约按地理位置部署了3个集团军，集团军本身是联合单位，但下属的军和师则往往是单一国家的部队。

美军在70～80年代共有5个军，其中第5军和第7军部署德国，第3军则作为预备队，驻扎在美国本土胡德堡，在欧洲有一个前方指挥部，接到命令后随即部署德国，因此第3军也称为第3机动化军，属于战略机动部队。海湾战争中，第3军的下属部队被派到了海湾地区，而军部仍然驻留美国，之前的越南战争也是如此。

第18空降军负责应对各种小规模突发事件，属于战略部队。为了防止苏联经高加索山脉入侵伊朗，美军在第18空降军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队，可通过扎格罗斯山脉进入伊朗，保卫那里的油田，该联合特遣队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身。

美国陆军第5和第7军在北约中央集团军群（CENTAG）的指挥下行动，中央集团军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集团军群，而只是个合成的集团军，包括两个美国野战军，一个德国野战军和一个德国独立旅。

美军驻欧洲的主要集团军是第7集团军，连同第5军和第7军，其作战序列如下：

在中欧，陆军负责防御沿着德国内陆边境的两个主要片区，分别由在南部德国的第5军和第7军负责。除此之外，在紧急情况下，美国陆军也承担从美国本土实施对欧洲快速增援的任务（返德者计划），主要是给北约提供其他急需的战役预备队。陆军第3军和第18军被赋予了该增援任务。到了20 世纪80年代的早期，陆军16个现役师中的13个师计划用于北约和中欧，重点是在那里部署能够实施快速机动的机械化部队，而不是轻型的步兵部队。

中欧战场上机动防御作战是美军革新的动力，步兵师转为了装甲和机械化师，这样陆军就有了9个重型师和7个轻型师。5个师部署在西欧，还有一些预置师装备。而陆军预备部队则作为后备部队在其动员后才开赴欧洲。陆军的计划是在10天的动员和加强后，在战争爆发时能够提供10个师，在两到三个月战备后再部署10～15个师。

（三）军以上部队设计

60年代时，ROAD师改编后，陆军还进行了军级结构的研究，即“RODAC-70重组目标军（1965—1970）”。军只保留一个战术指挥部，只要配属后勤单位就具有管理职能，对多数的非师属作战和作战支援单位进行控制。包括所有的非师属炮兵。就野战集团军而言，编制方面的主要变化涉及——采用火力支援指挥部取代已有的导弹指挥部，将军炮兵和师炮兵的航空资产集中，建立独立的航空单位。

当空地一体战和86师计划提出后，需要继续对ROAD师和军结构进行调整。

86重型师虽然本身就很强大，可独立作战，但还是依靠军来提供更多的支援，军属野战炮兵旅可以增强师炮兵的实力，军属工兵旅提供直接作战支援，包括架桥、机场建设以及线路补给。军支援任务还包括装备和伤员的后撤、加强师维修、邮政支援和财务支持。

1980年8月设计的86军得到了迈耶的批准，并将其作为北约的部署模式，要求在开战时军级单位人数为85000人，预定成熟阶段可达 131000人。其他特种作战单位包括：军属装甲骑兵团用来提供掩护，后方作战旅用来保护后方战线，军陆航旅则为师提供支援。新设计的86战区集团军在开战时为185874人，成熟时可达424404人。

1981—1982年在编制方面并没有解决军以上层级（EAC）问题。最重要的是需要出版相关的条令。设计人员提出了一个有限版本的战区集团军手册，1982版集团军概念阐述了一个计划和协同的集团军总部，通过对区域和功能性专业下属指挥部的整合来完成其使命。战区集团军的任务是接收、装备并准备好作战单位，在战区内对美军和其他美军单位提供支援，修复损坏的设施，保卫基地安全，监督美国平民非战斗人员的撤离。监禁敌人战俘等。1982年军以上架构概念得到了批复，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于1985年出台了野战手册FM 100-16 《支援行动：军以上层级》，不过此时已经是卓越陆军时代了。

炮兵单位主要是将“小懈树”防空导弹和8英寸榴弹炮上移到军。但军属炮兵仍然是10个营的模式。改善了军级部队的防空单位设计，增加了工兵、化学、炮兵和航空旅。增加了1个后方作战行动旅和远程监视连，使得实施军级战役计划的能力大大提高。

陆军设计人员所设计的86军结构包括156143人，包括两个装甲师、一个机步师和两个步兵师。

“卓越陆军”在威克姆的指导下重新进行编制设计，“军”是计划和战役的主要单位，而“师”则关注战场上的战术行动。修订后的1986版野战手册FM 100-5定义“军”为陆军的最大的战术单位，根据战区和使命进行量身定制。“军”包含所有持续作战所需要的战斗、战斗支援和战斗勤务支援单位，除了各类作战师外，军可提供一个装甲骑兵团，野战炮兵、防空炮兵、工兵、信号、航空和军事情报旅，外加宪兵大队，而步兵旅、装甲旅、心理战和特种作战部队以及民事部门可根据需要进行配属。对特定战区和任务，军就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组织和作战责任。新定义的野战军实际上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野战勤务条例所描述的“军”的原型。

1989版FM 100-15《军级行动》专门考虑军的指挥——“军是美国陆军最大的战术单位……计划和实施主要的作战行动和战斗。不过野战军并没有独享战役层的任务，而是更高指挥层在战役层面实施机动的工具，链接战役和战术层”。此外，条令第一次正式认可野战军可作为联合特遣队（JTF）总部，军长可以充当联合特遣队指挥官，军部参谋则作为陆军单元行使其职能，因此军充当了将更广泛的战略和战役目标转为具体和详尽的战术并达成这些目标的关键角色。

80年代中期，第1军从韩国移防刘易斯堡，其责任区仍是太平洋地区。第1军是冷战时期5个野战军中最轻的，缺少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主要是考虑到未来作战地域朝鲜的地形特点，不过第1军由国民警卫队重型师予以加强。作为太平洋地区应急野战军，第1军包括了阿拉斯加的第6步兵师、北加利福尼亚的第7步兵师和华盛顿的第9摩托化步兵师。下属的第9步兵师随后充当了高技术试验床。

“卓越陆军”每个装甲和机械化师可装备275辆M1坦克和275辆IFV步兵战车，加上几百个“陶”式和“龙”式反坦克导弹，大量的攻击直升机可对敌装甲部队大肆屠杀，实际上师的战力提高了一倍。由于武器性能的提高，美军开始提高机动作战的能力，而相关条令也从线性作战逐步转为非线性作战。装甲和机械化师可以依靠快速机动从侧翼进攻敌人，以及快速布置其他部队进行战场机动。虽然西欧的战争从未发生，但从美军的部署和冷战结束后对前苏联军队战力的分析来看，这个计划无疑是正确的。此外，空地一体战，打击苏联装甲第二梯队和后勤补给，更可以保证作战效果。

冷战后期美军的指导概念是，确保3个师的野战军能够击败苏联的5 个师，并能够抗住第二波5个师的进攻。北约在攻击日（D-Day）有45 个师，而华约则有90个师。因此陆军大力发展炮兵体系。每个师都装备了足够的榴弹炮、多管火箭炮并存有足够的弹药以应对每天1000吨的消耗量。这要比二战时期多出一倍。

由于重型师炮兵的削减使得军炮兵增大许多。新的卓越陆军军炮兵增加了下属炮兵旅的实力，炮连从6门炮增加到8门炮，还增加一个火箭炮炮营，军目标获取营和炮兵总部与直属连也重新启动，这样纵深打击的任务又从师转移回军。

多管火箭炮概念提出后，陆军的计划人员认为每个师最少应当装备27门，建成一个三连制的火箭炮营，但最终每个师仅有一个9门炮的连，而每个军有27门炮的炮营。习惯上军多管火箭炮连在必要时配属到师一级，每个师就有18门火箭炮。80年代中期12个师编有火箭炮连，5 个军编有火箭炮营，轻型师则没有新型火箭系统。

虽然野战军的下属单位不固定，但军部和下属单位还是有一定习惯上的配合，尤其是重型部队。不过这种习惯性配属容易降低野战军下属单位的灵活性，造成标准操作流程越来越复杂。美军在条令方面仍然要求野战军和下属部队保持临时配属关系，只有通过训练和标基于特定任务的准操作流程才将两者紧密联系起来。

二战的证据显示，美军野战军的存在和军部的存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头到尾装备一个军与军部的存在没有必然的关系。由于军部本身规模不大，因此维持运行的费用不高，保留军部可以保留军官的升级空间，能够培养相关技能以应对较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可以在没有下属部队的情况下，保持军的指挥和参谋人员。美军习惯上在没有野战部队的情况下训练军部的人员，主要依赖于计算机技术，这也适用于联合特遣队总部训练。

（四）顶层结构改革——【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

但仅仅是在军种内进行改革是不够的的，空地一体战需要各军种部队在战争中进行密切配合才可实施，因此美国在1986年迎来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

1986年颁布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案对美国军队的指挥系统进行了重新构架。该法案增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并且采纳了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5年创立的帕卡德委员会的部分建议。

这是从1947年根据国家安全法案设立美国国防部以来，该法案是对其最彻底的一次改组。

其中包括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对军队指挥链进行了改进，由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直接领导联合作战指挥官；从而越过了各军种主官，之后他们只起到顾问的作用。

1.实施法案的历史原因

各军种之间的斗争在越南战争期间凸显出来，直接导致了1980年伊朗人质营救的灾难性失败，而且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时仍有所体现。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的出台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次尝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统通过两条独立的指挥链给不同军种下达命令，这时也存在着各军种之间的斗争问题；其中一条通过海军部长指挥海军部队，另外一条通过战争部长指挥陆军和空军部队。1947年，美国将包括新成立的空军在内的各军种重新组织，通过一名文官——国防部长——统一指挥。

然而，美国军队仍通过多条指挥链路组织，各军种仍分别听命于其军种主官（海军陆战队司令、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由这些军种主官一同组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选举出一名主席同文官政府沟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则向国防部长负责，即美国军队的文官领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同时向美国总统负责，即向美国三军总司令负责。

这种机制导致了各军种之间的恶性斗争。和平时期行动（例如作战理念的创新和应用等等）有着为单一军种孤立起来考虑的倾向。同样严重地，每一军种的战时行动都独立地进行规划、执行以及评估。这些做法导致了力量的分化，无法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制约了现代作战作战理念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空地一体化作战理论形成的难点在于各军种之间的协同。空地一体化作战试图将各军种的能力综合起来，形成一种作战理念。该理论设想将陆海空天协同起来以给对手以有力打击。但军队的结构严重阻碍了这种构想的实现。美国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进一步地暴露了军队指挥结构的问题。虽然美国军队轻松取胜，但各军种领导人均对军种之间低效的协同沟通、以及如果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时缺乏协同所能导致的结果表示了严重关注。

2.法案实施的作用

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对美国军队的组织方式进行了全面改变。该法案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该次行动中，美军指挥官陆军上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对海军陆战队、陆军、空军和海军部队进行统一指挥，而不需之前和各军种协商。

指挥链以及军事建议

依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军事建议在参联会主席处集中，而非各军种主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被指定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的首席军事顾问。该法案还确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职位，简化了指挥链。加强了参联会主席指导统一战略的能力，但是给“联合”、“指定”的战区指挥官以更大的指挥权。参联会主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任何武装部队没有指挥权（法案152条第3款）。

各军种协同

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改变了各军种协同的方式。各军种自己通过组织、训练和装备部队以供战斗指挥官（COCOM）调遣使用，军种主官不再对其部队进行作战指挥。与以往的作战中向某一军种主官负责不同，各军种的分支部队按其特定功能的作用（运输、战略、特遣部队以及特种部队）、或者按地理区域（欧洲、中东等等）听候COCOM的调遣。之后，COCOM将部队投入战场以调遣各种军方的资源以进行空地一体化协同作战（或者是更先进的作战理论，例如网络中心战等）。这样对部队的重构实现了军种协同、综合规划、联合采购，并且削弱或者消除了军种间的斗争。它还促进了联合指挥，使先进的军事科学武装部队。诸军种从相对自治的作战实体向模块化训练部队转变，为了能在未来组成某合成部队为目标而进行采购、现代化换装、发展以及战备。由此，以美国中央司令部为例，该司令部将通过安排陆海空三军资源以达成其作战目标，而不是在一场战争中通过各军种单独计划、保障以及作战的低效方式。

军官人事安排

该法案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大大地改变了军官的人事管理制度。军官定期地将被安排去担任联合勤务职务，并在国防部联合职业发展学校受训以作为其职业发展和晋升的一个必要条件。举例来说，如希望晋升至海军将官的军阶（例如海军上将）、上校军阶，必须曾经担任过至少一个联合勤务职位。

联合采购

联合采购使得各部队可以快速地共享技术进步成果，例如匿踪技术以及精确制导武器技术；并且提供诸如各军种无线电相互连通等附带的优势。通过联合应用新技术允许后勤条令的共同发展。因此，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可以被看作是以网络中心战为代表的新军事变革的基础。如果没有该法案对军队结构进行重新组织，网络中心战是不可想象的。概念上，它是为了适应冷战对称威胁而推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