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捷还是虚构的胜利？破解历史上真实的采石之战

引子：采石一战，千古留名

“昔赤壁一胜而三国势成，淮肥一胜而南北势定，采石之功，宋事转危为安，实系乎此。”

——《宋史·虞允文传》

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战争史中，南北之战的胜者多为北方，因此，赤壁、淝水与采石这三场南方以弱胜强的反抗，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而在这其中，采石之战又因为其指挥者虞允文的特殊身份——毫无战争经验的一介书生而备受瞩目。就连毛主席在《续通鉴纪事本末》中读到采石之战时，都发出了“伟哉虞公，千古一人！”的感慨。但是，在近代学者的考证中，采石之战的战果和意义价值似乎没有那么辉煌，甚至有学者认为：“采石之战完全是虞允文及其门徒塑造出来的神话”。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采石之战是如何发生的，虞允文真的凭借着自身的智慧和胆识，以书生身份退却了百万金兵吗？

一、大战之前——完颜亮南侵与宋朝的军备

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完颜亮通过政变杀死金熙宗后自立为帝，史称海陵王。此后，完颜亮历经十几年的经营，通过诛杀反对派，迁都燕京，重修汴梁和进行政治、经济、科举制度等改革的措施，扭转了金朝前期混乱的局面，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此时，志得意满的他开始筹划南下灭宋大计。正隆四年（1159年），完颜亮在营建汴京的同时，下诏“再征天下军民匠，不限丁而尽起之。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听留以马，等而上之。”第二年，完颜亮正式开始集结军队，他征调了全国范围内的女真、契丹、渤海和汉人等族的部队，号称百万大军。

然而，完颜亮耗尽全国精力的扩军不但没能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反而给国家带来了的灾难。据记载，在集结大军的过程中“（军马）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藉于道”。由于沿途聚集的军马太多，所过之处麦皆为空，再加上强行征丁带来的恶果“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整个黄河流域陷入到了空前的动荡之中。就在这种情况下，前线金军的士气低落，逃亡者甚多。完颜亮在无奈之下竟命令“军士亡者杀其蒲里衍（谋克副手），蒲里衍亡者杀其谋克，谋克亡者杀其猛安，猛安亡者杀其主管。”事实上，这种荒唐的命令不但没能稳住局势，反而造成了金军更大的混乱，军队的整体性哗变在所难免。但在这种情况下，伐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在内部分崩离析，统治基础损失殆尽的情况下，完颜亮踏上了他的伐宋的不归之路。

而他的对手，此时的南宋朝廷情况如何呢？绍兴和议签订后，南宋朝廷得以享受安逸的生活，其军备力量日渐削弱。完颜亮登基后，宋朝使臣不断向赵构报告金国的兴兵之举，但始终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国子司业黄中出使金国归来，向高宗禀告：金国正在修正汴梁城池，准备南侵。宋朝派遣枢密院事王纶出使金国，没想到使臣返回后大肆宣扬“邻国恭顺，和好无他”。于是，在金国准备南侵的三年时间里，宋朝君臣没有在边关加强防御，反而在朝堂上陷入了金国是否发兵的大辩论。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使臣施宜生在临安秘密将消息传递给宋吏部尚书张熹，宋朝君臣这才如梦方醒，开始组织守备，五月二十二日，宰执召集赵密、成闵、杨存中等主战派官员至都堂计议防御策略，此时，距离金军正式出兵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正隆六年（1161年）六月，完颜亮迁都汴京，九月，他兵分三路，连同水路总共四支军队从四个阵线向前推进。水路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率军从海路进攻临安，据胶西之战中宋军的观察，这支军队由“海船六百余只，女真、渤海两万余人，汉军一万，水手四万”组成，再加上浙东道的神勇军部队，此方向的金军约有5万作战部队。在汉南路方向，金军以右丞相刘萼为主帅，进攻荆、襄地区，部队号称十五万众，实际兵力应与水路相当。西蜀方向金军由元帅左都监、陕西统军使徒单合喜统帅3万余部队进攻宋地，随后又与统军都监石抹迭勒的数万军队汇合在原州包围宋军，此部人数应在7万左右。而在完颜亮亲自领兵出征的主战场淮南方向，金国文武官员们组成了军事统帅部，由完颜亮自领超过20万的金军主力准备渡过长江。由此计算，金军除去驻守后方的防御部队和运输粮草的后勤部队，正面战场总共投入了约40万部队。

而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宋朝部队的士兵数量和阵地情况都维持在了战时水准。海路方面，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李宝所辖百余战舰，加上海州方向募集的军队，共三万余人，且纪律严明，战斗经验丰富。荆州方向，京西制置使成闵领军3万驻守武昌，再加上襄阳的三千和江州的万余守军，宋军在这一方向军队数量丝毫不逊色于对手。西蜀一向为宋军防御的主力方向，四川宣抚使吴璘总兵7万牢牢守住散关、仙人关一线，再加上四川义勇军约2万6千人，宋军总兵力超过了10万。最后，宋军在淮南方向集结了重兵，尽管部分朝臣认为完颜亮会涉汉而南，从西蜀方向主攻，但有识之士们还是将防御的重点确定为两淮。在两淮流域，宋朝集结了大量的军队，包括浙东都统使李显忠（初为王权）的二万人，侍卫步军司公事李捧的万余人，再加上杨村中、成闵、邵宏渊等宋朝主力军队，总兵力在二十万上下，与金军大致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军队的组成中夹杂有相当数量的募兵，在史料的记载中，这些临时招募来的“忠义之士”往往情绪高涨，与厌战情绪蔓延的金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局部战场上，宋军由于应对迟缓，未能布防到位而节节失利，完颜亮亲领精锐部队击败了宋军的建康府统制王权，准备从采石渡江，宋高宗任命李显忠接替其位置，就在此时，中书舍人虞允文到达了采石前线，一场关键性的大战就此开始。

二、临时掌兵、力挽狂澜——虞允文退敌

在战争初期，宋军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宋军率先攻占了唐州、邓州、凤翔一线，四川方面的吴璘部也凭借阵地拖住了金军。宋军最大的战果来自于水路，十月十七日，李宝率领百艘战舰和三千余弓弩手取得了“陈家岛大捷”。在交战中，金军水军部队中强行征调来的民夫和水手故意延迟向金军预警，使得宋军得以在近距离使用火箭齐射金军船只，在熊熊烈火中，宋军勇士们飞跃登上敌舰，展开了激烈的近身战。最终宋兵阵斩包括主将完颜郑家在内的六名将领，俘敌三千余敌军，武器甲胄粮食数以万计。而在金军进军的后方，也有济南耿京、太行陈俊等地方豪强聚众反抗，使得金军部队首尾失顾，进攻迟缓。

但在完颜亮亲自集结重兵的两淮一线，宋军却因为建康府御前统制王权的指挥失当而陷入危急的局面。最初，完颜亮的军队尝试从清河口渡江，但被南宋名将刘锜的军队所阻，随后，金军再次尝试从寿春渡江。本来此处应由王权统筹宋军据守，但他畏惧于金军的兵锋，龟缩在和州而仅仅发出少量兵力支援寿春。这直接导致了金军如入无人之境，陆续攻陷沿江重镇。十月初九，王权眼见形势不妙，竟放弃庐州退守昭管、和州一线，这直接导致前线宋军部队失去秩序，争相溃逃。两天之后，金军逼近和州城，王权抛下部队坐船逃往采石，并在和州城中四处放火，导致军民自相践踏，抢夺渡船而死者不计其数。至此，在半个月之内宋朝构建起的两淮防线已经完全崩溃，南宋朝廷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幸好此时，金国内部发生叛乱，东京留守乌禄在辽阳称帝，金军被迫分兵平乱。而在各地募军豪强们的抵抗下，金军的锋芒屡屡受挫，这给了本想“遣散百官，出海避难”的赵构以信心。在主战派大臣陈康伯的反复劝说下，十月十八日，宋高宗决议御驾亲征。十九日，他任命枢密院院事叶义问督视两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在这里，采石之战的中心人物——虞允文，终于登上了属于他的历史舞台。

虞允文，字彬甫，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自幼勤奋好学，但因为父亲鳏居多病，始终陪伴在父亲左右，直到44岁（1154年）父丧，他才考取进士，官至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尽管在战前，虞允文从未直接指挥过军队作战，但他一直以主战派的干将而闻名。绍兴三十年（1160年）正月，虞允文上书高宗称和议并不可取，应该加紧备战，并指出金军将要从五路出兵伐宋。同年十月，虞允文出使金国，他看到“运粮造舟者多”判断金军即将南渡，建议高宗在淮河一线做好军事准备。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虞允文再次在朝会中指出金军的主攻方向必为淮南，因此应派兵分驻池、江两州进行防备。正因为虞允文在战前一系列堪称精准预言的献策，宋高宗命令他前往前线参谋军务。临行前，高宗说：“儒臣不当遣，以卿洞达军事，勉为朕行。”就这样，带着君主厚望，怀着一腔报国热情的虞允文奔赴前线，他面临的是，是比想象中更为紧迫的危局。

十一月初四，叶义问命令李显忠代替王权掌控前线兵马，但随着刘锜病重，其部将宋中军统制刘汜等人接连溃败，瓜州落入敌手。十一月初七日，完颜亮在采石筑坛，并杀白马、牛、羊、猪等牲畜祭天，决议在初八日渡江。初六夜，虞允文紧急叩见建康知府刘熹，在探听到金军部署后赶往采石。初八，虞允文来到采石东侧。此时，因为新任主将李显忠未到，宋军士兵“分三五星散，解甲坐道旁”，面对对岸金军的战鼓声音人心惶惶，不敢应战。虞允文召集士兵，对他们大声演讲道：“权不战，教汝辈不成事，今权已罢兵权，汝辈半死不活，公等敢战乎？”他见士兵们无人上前，继续说道：现在敌军即将渡江，你们手足无措，连逃跑都没有办法，不如反戈一击，与敌人一战。如今我们占据渡口，拥有地利，正是奋勇上前建立功业的时候，怎么能退缩呢？接着，他又对官兵宣布朝廷拿出了九百万缗金帛劳军，只要士兵们建立功绩，就可以领取赏钱。最后，虞允文表示“朝廷衣食汝辈二十余年，缓急不能死战以报国乎？我当身先进死，与诸君努力决一战。”在他的大声疾呼下，宋兵奋勇争先，誓言“我辈当尽死力！”。

接下来，虞允文与部将张振、时俊等人商议军事。为了发挥宋军的水师优势，他将陆军的骑兵和步兵隐藏在山后，集中力量部署强弩射杀登岸金军。宋朝水军则分为五路，东西各一路，小港内埋伏两路预备队，其余主力战船载精甲以待战。

八日中午，金军船队从杨林口出发，在完颜亮的亲自指挥下，金军前锋四十余支兵船南渡，但因为杨树林河口涨沙，仅有一半部队进入长江。虞允文也亲临前线擂鼓助威，命令宋军陆军齐射上岸金军，水军分割包围金军船队。但在此时水军将领韩、蔡二人畏惧不动，虞允文急令民兵登上海鳅船，冲入金军船队。在宋军的勇猛进攻下，上岸金军尽数被歼，金军战船也多数被撞沉，余者发火自焚，弃船而逃。至此，宋军首战告捷，歼敌约四千，万户两人，俘虏金兵五百人，千户五人。在宋兵为战斗的胜利而欢欣雀跃之时，虞允文却保持了冷静，他命令海军舰船保持阵型，防备敌军再次渡江，第二天，金兵再次派遣舰船，但被严阵以待的宋军击退，剩余三百艘舰船多被损毁。完颜亮见渡江无望，只能焚烧剩余船只自行撤退。

十二日，金军转攻扬州。虞允文向到任的主将李显忠建议，应当分兵援救京口。十六日，虞允文带领一万六千士兵到达京口与金军对峙。宋朝主战派杨存中、成闵等人也领兵到来，宋军兵力超过了20万。二十二日，完颜亮再次试图在瓜州渡江，但宋兵防守森严，舰船行走如飞，金军将领“相顾惊愕，尽皆骇然”。面对宋朝的层层防守，金军将领们纷纷向完颜亮进言：“南军有备不可轻取，愿驻于扬州徐图进取。”但此时已被国内叛乱和战事焦灼扰乱了头脑的完颜亮一意孤行，下达了三天之内渡河，过期者尽杀之的荒唐命令。二十八日凌晨，早就心怀不满的金军发动叛乱，杀死了完颜亮，残余军队北归。至此，完颜亮灭宋的企图终以其本人的军败身死告终。

三、报捷、考证与传播——采石之战真伪辨

从采石之战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虞允文在战争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在宋军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身先士卒，挺身而出，才得以鼓舞士气，带领士兵们打退了金军的渡河行动，从而成为金军畏敌，内乱弑主的直接导火索。另外，无论是在战争前的判断还是战争中的指挥，虞允文都体现出了与他儒臣身份不符的远见和判断力，采石之战、杨林口水战和京口之战三战的胜利都与之息息相关。但问题在于，虞允文所领导的采石之战的胜利，真的如大众广泛认知的那样辉煌吗？近代以来，许多史学家们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台湾学者陶晋生在《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之战》一文中认为宋人夸大了战果，金军损失确有其事但并非宣扬的那样惨重，后来学者们大多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订，甚至有人提出了“采石之战完全是虞允文及其门徒塑造出来的神话”的说法。那么，采石之战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虞允文又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下面笔者将从宋金实力对比、采石之战胜利的原因，以及采石战果的传播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1、以弱胜强？——宋金实力对比

在采石之战中，虞允文以疲弱之兵力退百万金军的事迹最为人所称道。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对金军和宋军各路的军队实力进行了详细对比。双方的前线部队各在四十万左右，并无明显优劣，那么完颜亮真的征集了百万大军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隆五年，完颜亮正式开始集结军队，他命令户部尚书“征调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军，共得二十四万，壮者为正军，弱者为阿里喜，一正军，一阿里喜副之，类为一十二万。”至冬十月，完颜亮又从汉人和渤海人中征集了二十七万的军队，总兵力约为五十一万。这就是所谓采石之战中“金军众六十万，号百万”的来源。但是这一数字仅仅是调兵的虚数，在实际的进攻中，完颜亮仿造唐朝军制，以一万人为一军，共编为32个军，除去这三十二万人的前线作战军队外，其余的部众多为已被征调，但仍未集结奔赴前线的私人军队和地方势力。比如说，在战争时期掀起叛乱的“叛归会宁府的渤海军”、“授甲于大名的一万余人”、乃至于“归附世宗完颜雍的家奴万余人”都属于这一序列。因此计算下来，金军正式奔赴前线的部队约为三十二万人，即使是加上阿里喜等后勤杂役，也不过四十万左右。而在宋朝方面，在宋金议和之后，宋朝方面统计各路军队，数量不下四十万，如果加上战时的募兵和豪强们，总兵力绝不会逊色于对手。

那么在采石的正面战场，宋金双方的实力对比如何呢？先看宋方，据《虞公神道碑》（注：虞公神道碑，杨万里所撰，内容大体上复述了虞允文的报捷奏文）记载：采石宋军仅王权败兵一万八千人，马数百。这一数量大致是沿岸宋军的总数，实际参战人数只会更少。而对于金军的数量，《虞公神道碑》记载“金军兵号四十万，马数倍之，金主亲执小红旗，麾数百舟绝江而来，七舟遽达南岸，虏登岸与官军战”，“江中金军死以万计，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人”。但在赵甡之所撰的《中兴遗史》中却认为，按照虞允文的奏报，登岸的七条船承载了2700人，这明显超过了宋朝时期船只的运力。事实上，虞允文自己在上奏中也表示“方逆亮驻和州，穷日夜之力以造船，今乃至百十小舟，殊无笼盖遮掩”。由此可知，金军在仓促之间制造的渡江船只，不可能有很大的运量。据《中兴遗史》考证，金军船只“底阔如厢，极不稳，且不谙江道，皆不能动手，其能施弓箭者五七人而已。”李心传的《系年要录》则认为《中兴遗史》恶意抹黑虞允文，如每船只载二十余人，则金军登陆者仅三百余，数量明显太少，金军之船的载人量应在50左右，金军登岸者应在千人左右。（注：李心传认为，赵甡之因与主战派官员张浚有隙，因此刻意抹黑同为主战派的虞允文）

那么，以上几家的观点，哪一方为正确呢？我们不妨参考南宋初期金军的常用战术，南宋建炎年间，宋将陈淬在总结金军战术时说：“彼众虽多，然止有二十船，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过千人。”由此可见，李心传估算的金军千人渡江应该是最为接近的。而金军驶入江中，被宋军分割包围的舰船数量，则更不可能是虞允文上报的数百艘数量，笔者认为赵甡之所记载的，杨柳江口冬季干涸，因此金军只能出动十余艘战舰较为可信，总结而言，在采石之战的正面战场，金军大致投入的兵力，其总数约在一万至两万之间。这也与《金史》中记载完颜亮亲领“武平”“武捷”两军，两万人的记载大致吻合。因此，无论是宋金的总体兵力，两淮正面战场，还是采石前线，宋金之间均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至少，虞允文以弱胜强，力退百万雄师的事迹无疑是严重的夸大。

2、宋金水师对比——采石之战的胜利原因

在前文的记述中，有两处记载值得注意。第一是后人考证的金军战船，为完颜亮临时拼凑起来的渡江工具，《金史》记载金军攻占和州后“坏城中民居以为材木，煮死人膏为油用之”，方才造出百余艘舰船。另一处是在京口之战中，金军将领见到宋军战船行走如飞，惊愕而恐惧。这两处记载稍加对比，便可看出采石之战中宋军取胜的关键——舰船先进。例如采石之战中宋军所用海鳅船，史载其“形长十余丈，皮黑如牛，扬耆鼓鬣，喷水至半空，皆成烟雾，人疑其龙也。”除海鳅船外，宋海军还有海鹘船、刀鱼船、马船等形态各异，功能齐备的各类战舰，与完颜亮临时拼凑的运兵船相比，宋朝的海军可称得上是神兵天降了，也难怪金军将领会在与宋朝水军交战后彻底丧失信心，不敢渡江。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完颜亮渡江时期要临时拼凑过江的兵船，而不依靠自身的水军呢？这源于金军水师自身发展的缺陷。事实上，在南宋初年，金国的水军还是取得了一些战果的。天会六年（1128年）金水军攻破梁山泊，逼迫张荣水军多次撤退，天会八年，金左监军完颜昌所部水军攻克楚州，并全歼了李彦先的水军部队，但随后被张荣部予以重创，被俘五千余人。自此之后，金军基本放弃了依靠女真人发展水军的可能性，转而希冀于汉人将领，尤其是伪齐政权组织的部队。然而，伪齐水军在与宋朝对垒时屡屡失利，仅天会十四年的南侵中就有数百艘船只被宋朝俘获。伪齐被废后，金军在汴京重建舰船、训练水手，但根本无法组织起能够与南宋抗衡额水师部队，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海州失陷，第二年，金军海军再次被宋军击败，“夺其舟二百”。因此，在完颜亮策划南侵时，他不再信任汉人水师将领，只能将希望再次寄托在女真人身上，他任命（蒲察）士杰率三千人攻击南宋船队，士杰乘小舟急进，凭借着自身悍勇夺走了几艘宋军战舰，但“宋人舟大人多，（士杰）至中流而还”。在完颜亮南侵中，金军水军在采石和胶西之战中完败，就连北归时都无法承担渡淮的任务，任由士兵争抢船只，可见此时金朝水师衰败的情状。因此，完颜亮在过江时临时搭建船只，又被虞允文以先进战船击败，这便是采石之战中宋军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

3、流言与真实——采石之战战果的传播

基于上文对于战场形势、宋金人数对比，以及水军实力的考证，我们可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采石战场。

公元1161年，也就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一月八日下午，完颜亮率领金军意图在采石渡江。但因为季节原因，杨林河口的河道被阻塞，只有不到二十艘战船进入长江，其中约有千余金军成功登上对岸。在紧急情况下，刚刚抵达战场的中书舍人虞允文组织军队阻击金军，十余艘海鳅船在长江中拦截对方战舰，并将其撞沉。而登陆的金军因为寡不敌众，缺乏后续大多战死。此后九日，完颜亮再次试图引兵渡江，但未能取胜，只能焚烧剩余船只，前往扬州寻找战机，并最终在叛乱中被杀。

由此可见，采石之战不过是一场规模不大的遭遇战，金军两次进行渡江作战，但都被宋军的优势海军击败，只能焚烧船只离去。但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却被赋予了“千年大捷”“南宋生死存亡之战”等称号，主要有两个原因。

1、采石之战虽规模、战果皆有限，但其战略意义不容忽视。首先，它遏制了完颜亮渡江的企图，使得金军出兵以来在两淮地区的连胜态势得到遏制，虞允文率疲惫之兵挡住了金主完颜亮的进攻，无疑是大大提振了宋军的士气。另一方面，金兵渡江企图屡次失败，其对长江天堑的恐惧再次加深，从而成为了日后兵变的导火索。

2、采石之战的战果传播，帮助其成为了一场千年大捷。其传播主要经历了两次粉饰：

第一次，为虞允文汇报战果与宋朝官方颂扬阶段。终宋一朝，虚报战功已属常识，但虞允文所取得的采石之战胜利无疑在战果和重要意义上被赋予了更高的高度。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虞允文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在制词中写道：“（虞允文）独励戈舡之师，一扫妖氛，微管仲民其左祍。”十二月兼权参知政事时制词“运堂上之奇兵，方显兼资之略；扫舟中之敌国，遂成无竞之功”。与朝廷称赞并行的，是主战派人士和其门生故吏一轮又一轮的鼓吹与邀功。《中兴遗史》中毫不客气的批评道：“允文乃虚张功伐，大其劳绩，意在于邀功厚赏，以结将士之心，自誉己才，而冀日夕之用，可谓之要君，亦可谓之欺君矣。”

第二次，为李心传在《系年要录》编写过程中为虞允文的维护。或许是因为虞允文的门生故吏不再掌权，又或许是因为其称赞战功过于夸张，在采石之战后三十年间，质疑虞允文战功的声音占据了主流。质疑者们发现，跟随虞允文在采石建立战功的水军将领盛新获赏极轻，可见虞允文在奏文中将其功劳安放在自己身上。而李心传在编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称其汇聚各家学说详加考订，因此较为客观真实。但实际上，他在采石之战的关键之处基本原封不动的抄录了虞允文的报捷奏文，而对于《中兴遗史》等质疑故意视而不见，举例而言，对于盛新封赏的问题，李心传的记载多了“自以”二字，这样以来，这段记载就巧妙地回避了对虞允文的质疑，而变成了盛新自以为自己有功，实际上封赏无误的意思。而李心传作为官方《中兴四朝国史》的编修官，其记载一直被后代史学家沿用，例如宋史就是根据李心传的文字记载采石之战的。这样一来，通过两次粉饰，采石之战得以成为扭转宋朝命运的关键一战，而虞允文也得以凭借书生身份，获得后来者们的景仰和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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