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你大概有多久，没有去过网吧了？

在中国，随着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网吧已然开始了萎缩，但是在日本，网吧却和中国完全不同，仍然有很强的底层生命力。

日本的廉价网吧，是一种非常本土化的商业业态。

不仅有淋浴，而且还有免费的冰激凌和饮料，甚至还可以收发快递，还有洗衣机和漫画区。

这里的网吧包间有单间和双人间之分，许多的网吧难民，就住在这里。

当然，考虑到隔音和住宿条件，网吧当然没有胶囊旅馆舒适，但是，对于这群「网吧难民」来说，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便宜。

这些网吧平时按照小时或是半小时收费，包夜的价格在80-200人民币之间。

但是，便宜的背后，是相对比较差的条件。

住在这里的郁弥就自述，在这里住着的第一晚，他就被洗碗的声音吵醒过。即便后来慢慢习惯了这种嘈杂，仍然没办法休息得很好。

26岁的郁弥，是工地上的一位保安。

他本来打算找一个公寓，但高昂的租金让他望而却步。

在大阪，一间稍微过得去一点的房间，就要3-10万日元左右，即便不考虑地段，这个价格对于在工地当保安的他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他说他在不断学习专业技能，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但是，对于他来说，这非常困难。

因为，在日本，如果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份正式工作，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将来他们也很难找到正式工作。

日本大多实行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这也就意味着，要么成为正式员工，按照工时年限获得相对可靠的上升渠道，要么，就只能打临时工，甚至许多年后仍旧在拿基本工资。

但是，成为正式员工也不代表后半生高枕无忧。

酒井曾经是某家信用卡公司的正式雇员，负责公司的计算机管理相关事务，工作相当忙碌，平均每个月要加班120-200小时，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全月无休，酒井每天也要工作12-13小时。

困了在办公室眯一会儿，长期不回家，昼夜颠倒，这样的工作强度让酒井患上了抑郁症。

但是，没有人发现异常，身边的人只说他变得易怒而且情绪化，直到心理医生诊断，他才知道自己的病情。

酒井请了假，准备治疗自己的抑郁症，但是，周围人的飞短流长，让酒井痛苦难耐。

甚至，连酒井的老板也会说酒井不中用，甚至还说他对待工作的态度有问题。

于是，在工作20年后，酒井选择了辞职。

辞职后的酒井就住在网吧里，他自述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快乐过。

在递交辞职信的那一刻，酒井觉得自己自由了，他未来的愿望，是想要周游世界，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但是，许多人并没有酒井那样的想法，更多的人，即便是患上了抑郁症也不会辞职，而是尽力掩盖自己患有疾病的事实，生怕被周围人知道以后，旁人拿异样的眼光看他们。

而另一方面，在就职上，抑郁症患者也会受到歧视，企业怕担风险，也觉得抑郁症「抗压能力差」。

于是，更多的抑郁症患者严防死守自己的病情，哪怕是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也坚持不去就诊，而是拼命靠所谓「意志力」硬抗。

只是，如果一个人得了病，是靠意志力就能自愈的吗？

男性尚且如此，女性在这样的处境下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甚至，生而为女性，她们的处境更为糟糕。

我们常说在社会文明进步中，男女分工会逐渐弱化，但是，在日本，我们则很难看见这种征兆。

彩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她今年十九岁，已经在网吧住了整整两年，同她一起住的，还有在上初三的妹妹，和四十多岁的母亲。

于是，彩香理所应当地肩负起了抚养妹妹的重任，但是一个十九岁、并没有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日本只能够以临时工或是兼职的形式来工作。

因此，她每个月只能挣10万日元，在2014年约合人民币六千元不到，她需要养活母亲和只有十四岁的妹妹，这点钱显然是杯水车薪。

为了节省开支，彩香和妹妹一天只吃一顿饭，而这一顿饭，有时候也只是一个面包，两个人分着吃，这种吃饱都成奢望的日子，彩香和妹妹过了好几年。

饿了的时候，她们会用店里免费的饮料来果腹，虽然这些饮料里面含有大量的糖而且相当没有营养，但是，对于她们来说，营养和健康太过于遥不可及，活下去才是最大的道理。

而她的十九岁愿望，是希望能租房居住，是希望妹妹能够继续读书。

而妹妹的愿望，则是希望能够不再为明天吃什么而担忧。

还有一些女性，正是在该上大学的年纪，但也不得不出来打工。为了节省住宿的费用，她们最好的住所，也是网吧。

夏木大学四年的学费是400万日元，在当时约合人民币二十多万。

她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才努力上了大学，但是，作为单亲家庭，母亲的回答是完全供不起。

因为，同时打了两份工的 母亲，月收入也不到十五万日元，负担两个人的日常用度实属不易，如果还要付学费，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夏木只身来到了东京，为了快一些筹措学费，她打了三份工。

不在学校所在地打工的理由很简单，东京的时薪更高，对于单亲家庭的她来说，哪怕住的差一点，吃得差一点，如果能够筹集到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是，在疫情之下，哪怕是兼职，这些女性所能够找到的工作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为了维持生计，很多女性不得不投身于风俗业，或是一些其他的工作。

雪上加霜的是，在疫情后，风俗业的钱，也不再好挣，甚至会有上工八个小时完全没有客人的情况出现，在这样的时候，这些女性的收入就是零。

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比如说「爸爸活」。

「爸爸活」是女性陪男性吃饭，来获取一定报酬的工作。

尽管看上去比较绿色，但是，对于这些处于贫困和贫困边缘的女性来说，「性」似乎是不可规避的一个选项。

有一位做「爸爸活」的女性自述，自己曾经是一名家庭妇女，在疫情之下，丈夫收入锐减，于是暂停了她和孩子的生活费，甚至每天都在对妻子恶语相向。

为了逃避语言暴力也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接起了爸爸活。

谈及更加深入的服务的时候，她说，她只有害怕。

被拍裸照、出血或是其他不安全的行为，在爸爸活和援助交集中屡见不鲜。

疫情之下，能够给予风俗女庇护的店家，也有倒闭或是不能营业的，因此，日本的个人卖春事件屡见不鲜，这种危险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疾病和更多的性暴力，可是，在如今，她们完全没有选择。

无论是网吧难民还是风俗女，都是日本社会底层最赤裸裸的真相。

而在这背后，是日本代际相传的贫困。

因为没有钱，所以哪怕是生了孩子，也要送人或者是没办法给到他们良好的生活环境；

即便是生了孩子，女性作为家庭妇女也很少有收入， 一旦离婚或是丈夫去世再或者是失去收入，坠入底层深渊只是一夕之间的事。

1

为什么日本的网吧可以长盛不衰？

日本网吧的常住居民，都是些什么人？

为什么日本会有这么多人常住网吧？

这和日本的工作制度和社会就业现状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有大量的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占人口的三成以上。

虽然表面上看，日本临时工的收入并没有很低，但是，不稳定的收入和不算清晰的晋升渠道，很容易让这群临时工进入「温性贫困」。

这些临时工、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是日本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产物。

资深员工不能随意裁员或是很难裁裁员，而且成本也高，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非正式员工自然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因此，截至2019年，日本非正式雇佣工的人数翻了接近3倍，于企业而言，这样的非正式员工裁员更方便，而且不用遵守年功序列制，自然是更便宜的选择。

但是，对于非正式员工而言，日子便难捱了许多。

如果说健康的社会是让无业的人在失业、工作不稳定中二选一，那么日本的社会几乎是等于让人在稳定工作和一无所有之间二选一。

这就导致，许多人在工作了很久之后，仍旧在拿最低工资。

诚然，日本也有临时工转正的相关制度，只是实际实践上难度极高。

因此，日本的年轻人大多是绝望的，工作上看不到希望，结婚遥遥无期，如果生孩子，更是需要钱。

他们徘徊在网吧里，成为「难民」，也成为隐没在底层里，一粒看不见的沙。

2

在2019年，日本自杀率排在全世界第49位，疫情中日本自杀率也持续走高。

日本人所受到的教育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一条就是「不麻烦别人」，另一条，则是「劳动美德」，劳动是不可动摇且值得称颂的，所以，一旦没有工作，就会自动成为被世界孤立的人。

许多人因为工作抑郁，也有许多人因为没有工作抑郁。

高压的社会，内卷的职场，森严的等级制度，看不见的希望.....

一桩桩一件件，都在蚕食着日本的活力，也蚕食着年轻人的未来。

不可否认，日本的社会是病态的。

他们一边要求人们勤劳，但却不给人们应有的回报。

旧时代要求女性成为娇花，而新时代又强制要求女性独立；

无论怎样，都是死局。

每个人都受到努力就有回报的教育，但勤勤恳恳数年仍旧是临时工；

而吃到时代红利的老员工，则很容易能过更为轻松、更为舒适的生活。

日本第一批90后已经三十岁了，他们生于泡沫破灭，长于就职冰河。

冰冷的世界，希望自然就会成为一种奢侈品。

我们常说日本的绝望精神弥漫在整个社会。

但是仔细想来，他们的绝望，似乎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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