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瘟疫之1800年云南鼠疫大爆发

在云南，鼠疫有很长的历史，且从无间断。有学者认为，它也是古代云南“瘴疠”的一部分。较早可以明确的悲剧，发生在18世纪前期的昆明。民国学者罗养儒曾发现一本文集，里面提到，1733年，昆明“痒子症大作”，一户25口人的人家，在一周之内，就死去了2/3。

十九世纪云南鼠疫考

1800年，清朝嘉庆五年。大理弥渡人师范辞别亲友，启程前往安徽，走马上任望江县令一职。

实际上，这次上任三年前就可成行。1797年，朝廷对白莲教用兵胜利，师范因战争期间在丽江辅佐运粮事宜有功，获得这个职位嘉奖。不过那时他的父亲去世，他留在家中守了三年的孝。尽管如此，这位年近半百的昔日乡试亚元还是充满信心。　　

但是，他刚刚抵达昆明时，家中遣人飞报来的一条消息却让他陷于绝望——他刚离家没几天，他的妻子，以及20多岁的儿子师道南、儿媳等数人相继患病死去，仅留下两个年幼的孙子活着。

他的家乡发生了鼠疫。　　

师范家乡的鼠疫疫情，被他的儿子师道南用诗记录了下来。诗中写道：“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拆堵。

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

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都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讨?

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全诗两百余字，出现“死”字9次、“鬼”字6次。这首被研究疫病史的中国史学家引用最多的诗，也是云南文学史的名篇——《鼠死行》，成了师道南的绝笔。死时三十岁。

突来的死亡毫无征兆。师范或许会诧异这样的惨状，因为那个时期，大理地区最严重的鼠疫疫情发生在1792到1793年间，已是七八年前了， 且地点主要限于大理北部的鹤庆、宾川两地。相传，当时这两地的人会看到骇人的景象——平时见人就躲的老鼠不怕人了，经常朝着人跳过来。老鼠跳后即死，而遇 到的人会生“赤子”，或吐血痰，紧接着很快病倒、死亡，医生束手无策。

在师范生活的时代，鼠疫在云南被称为“痒子”、“ 耗子病”、“ 核子瘟”等。“痒子”在中国历史悠久，据民国时期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中国检疫、防疫先驱伍连德考证，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鼠疫流行 的记录，《黄帝内经》中曾记述一种叫“恶核病”的病，就是对腺鼠疫的科学描述。中国史料中，对鼠疫有确切记载的最早年代是1644年，山西潞安（长治）曾 有鼠疫发生。

然而，1800年师范家人的死亡，只是云南爆发大规模鼠疫的开始。

云南147万人死于鼠疫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这年秋天，广西秀才岑毓英率军终结了云南长达16年的战乱，因武功卓著，兼署云贵总督，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八位封疆总督之一。

当时44岁的岑毓英凄惘地感受到，战后的云南已是满目疮痍。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上说：“自军兴以来，各属久遭兵燹饥馑瘟疫，百姓死亡过半……”

在以往的认识中，战争期间的人口损失只与杀戮征伐有关。但是，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李玉尚的研究却发现，战争期间，云南人口损失最大的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鼠疫。

上世纪50年代，云南医务工作者曾对鼠疫疫情进行过一次科学和系统的民间调查。基于此，以及对中国清朝人口史的研究，曹树基等人发 现，1856年（咸丰六年）以来的战争，带来大面积的人员流动，这让之前在云南断断续续的鼠疫开始大面积快速流行。16年的战乱期间，云南的澄江、武定、 楚雄、蒙化（巍山）、大理、普洱等府、厅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47.2万。而在战乱中，云南的人口损失为238.7万人，也就是说，16 年里，云南61.7%的死亡是因为战争期间大面积散布的鼠疫。

关于这次鼠疫，我们现在仍能拣选出大量悲惨甚至令人觉得惊悚的记载。

在昆明，1863年的一次记载说，战火稍歇之后，瘟疫流行，人口“十存二三，田地半多荒芜，耕种无人”。当时昆明的人口有数万人，半数死亡，城中以昆明城内附近死亡最多，还有俚语流传：“城中死一千，城外死八百，不够就到大小板桥拿”，鼠疫是“漏户不漏村”。

在楚雄府，因为这个地区是满清和大理杜文秀政权相互对峙的交界地带，坝区民众为躲战乱跑到山区，使得鼠疫不仅在坝区流行，还在山区扩散。最严重的时期，当时的楚雄县城中心的石板路长满青草，知府也感染鼠疫而死。

在大理府，上世纪50年代访问到的一位居住在下关，已117岁的老人说，当年有的大村子，一场鼠疫过后死绝几十家人，有的家庭只剩下一两个人，以至于稻谷成熟时满野金黄，却无人收割。

差不多同一时期，并非战争中心区的蒙自，情况也叫人咋舌。伍连德博士引自西方传教士及《海关医报》的记载中说，因为鼠疫流行，蒙自的死亡人数之多，令蒙自“平原之五分之一，竟成坟地”。

赤裸的妇女抬棺”与“隔离检疫”

在咸丰、同治年间的云南，如果路遇一行全身赤裸的妇女，正抬着棺材赶赴墓地，那棺材里的死者一定是得鼠疫而死。

这实际上是清代云南对待鼠疫死亡者的习俗。当时的人并不知道鼠疫发作之前的瘙痒是因为鼠蚤在叮咬。他们只是把可能带来“痒”的事物进行想象与演绎，并认为某些举动可以“辟邪”，以彻底根治可怕的疫病。

除此之外，民众还会把呵过气的铜钱丢在外面，或将家畜、蔬菜丢在外面让人去拾，意思是把灾祸转嫁给别人。有的地方会在大门上挂仙人掌，向死亡者的尸体说“家中无人了”之类的话，“叫阴兵不再来拿人”。

迷信，源于对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束手无策和恐惧。

关于如何治疗鼠疫，古代中国人曾广为探讨。最常使用的是一种名为紫叶佳花的植物，配以豹胆、熊胆等外敷药物，但实际疗效甚微。

中医难治，束手无策，民众只得将鼠疫当成“地鬼”或者“天灾”加以认知。于是，打醮、做法会、建盖庙宇、塑造神像等等迷信方式，成为清代云 南100多年的鼠疫流行史中，民众常用的应对行为。同时，人们在各种仪式性的场合，告饶般地称鼠疫为“痒大爹”、“痒阿爷”、“痒阿奶”。

在今天，鼠疫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与链霉素一起有效并可以联袂使用的还有四环素、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氯霉素、喹诺酮类及磺胺等多种有效药物。

总而言之，在有效的药物对症治疗以及预防措施做到位背景下，对于鼠疫我们已经无须“谈鼠色变”。而对疫情及时、公开、翔实的通报，显然也有助于消除这层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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