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摄政称王&“三监”、武庚、东夷叛乱

周公辅佐武王

      周公旦，又称周文公。他是武王、管叔的弟弟，也是武王诸弟中最有才能的。在武王一朝，他就掌握着大权。《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大夫祝陀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史记-周本纪》又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辅”即太宰。《鲁世家》也说：“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还说武王第一次出师到盟津，“周公辅行”；后二年伐纣到牧野，“周公佐武王”。

      《逸周书-度邑解》中记载武王克商班师回朝后难以入睡，周公前去慰问，武王忧虑“未定天保”，并希望“克定天之明命，定天保，衣天室”。“天保（堡）”即顺应天意的国都，“依天室”是说在新都建筑明堂举行殷祭（也有认为“天室“是指洛阳附近的天室山），将此等重任托付给周公，看来是有意传位于他。

      王口口传于后。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逞暇食……汝维幼子大有知（陈逢衡谓“大有知”言多才多艺）。……维天不嘉，于降来省(“省”谓疾病），汝其可廖于兹（廖谓医好）。乃今我兄弟相后(“相后”即“相及”，即兄终弟及），我筮龟其何所即（谓不必占卜），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

武王认为他勤于政务，又富有才艺，想要施行兄终弟及制度，传位于周公，周公惶恐不肯接受。

周武王在克殷后选定洛汭、伊汭间建设新都，用于加强对东方的统治，防范商贵族叛乱，并有把这些贵族迁移到此的计划。后来武王去世，周公的摄政称王以及兴建洛邑、迁移殷贵族，可以说，执行了武王的遗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处商周交际，周人的宗法制尚未建立，而兄终弟及在商则很成熟，加以成王年幼，让周公继位适合当时的政治形势。

周公摄政、称王

武王灭商后两年，武王驾崩。《尚书-金滕》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史记-周本纪》把“武王病”及“崩”也都记在克殷后二年。武王共在位六年，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年五十四”。

这时成王年幼，周公深恐诸侯趁机叛周，就自己践祚称王，摄行政事。《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文王世子》也说：“周公相，践祚而治”。周公摄政七年后，归政于成王，这时所做的《洛诰》载成王称赞周公“悖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并请求他继续留守成周，担任“四辅”以完备礼法的制定。周公践祚称王时的成王年幼，但作者认为不至于“在襁褓之中”，首先，周公归政不必在成王二十岁成年进行，周公时成王亲自参加了伐奄的战争，肯定已经成年了，那么在周公摄政之初，应该也有十八九岁。

周公此时摄政是因为了应对周王朝的所面临的险恶局势：殷旧贵族的势力强大，东方许多的夷族的方国并未效忠于周，致使“闻武王崩而畔”，而作为嗣君的成王年幼，难以应对此等局面。为此，周公摄政并称王，以号令诸侯及周的贵族。《大诰》里有“王若曰”，此时的王，就是周公，另一句“不可不成乃文考图功”和《康诰》里的：“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乃寡兄勖，肆女（汝）小子封在兹东土。”称文王是“王考”，武王是“寡兄”，显然是周公所说的。周公摄政，沿用的商的兄终弟及制。不过这种行为却明显不符合后世的宗法制和周礼，因而包括孟子在内的诸学者和后世文献说周公辅佐成王，或避而不谈。现在的很多文献中也提及成王只是摄政，天子仍是成王。

三监、武庚和东夷叛乱

在周灭商并扫荡商都附近的商方国、分封三监、武庚后，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武王还在殷都朝歌的南面，留下了由功臣谋士驻守的军队。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武王克商以后，就开始大封功臣谋士。但学者们认为，这一时期周人的势力根本不能到达殷都以东的广大地区，因此即使有封功臣谋士，也在商都不远，例如这时封燕很可能在今河南郾城，封鲁于今河南鲁山县，齐国就是吕国，在宛南吕城。在当时这些地方既是周人的驻军地，也是日后东征的军事据点和武装前哨。

作为“三监”的管叔、蔡叔、霍叔为西周初年受封较早的诸侯。管叔的管在今河南郑州市，蔡叔被封在今河南上蔡县，霍叔受封在今山西霍县，由于监视商王畿贵族的任务十分重大，于是三叔便作为“三监”，他们带往亲族赴监国。尽管史料中“三监”的具体地点众说纷纭, 但我们可以看出:其一, 由于殷畿之地“纣化日久”, 而未封侯, “三监”赴任, 只能是到殷都附近监督商旧贵族, 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三监”具有与诸侯同样的权力, 因而其监地便被后人称为国, 这便是邶、鄘、卫三国的由来。其二, “三监”主要居住在殷王畿的河内地区。其三, “三监”之卫,与武庚所居殷都实非一地, 而卫康叔受封的卫国之都实为殷国之都朝歌。张新斌先生认为邶在今汤阴县东南，在这里的邶城村存在着一古代遗址。鄘在今卫辉市东北。卫即商都之“殷”, “三监”之时有所谓“临卫攻殷”的记载，今淇县城东隔淇水与浚县的卫贤镇。《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在平三监之乱后，卫被封给了康叔，包括了“三监”之地。

这场叛乱，主要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发动，《尚书-金滕》：“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是始作俑者。武庚的叛乱则是由于两位“三监”的诱导，不仅如此，他们还招诱了东夷。

管叔之所以如此，应是为了争夺王位，他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按照商兄终弟及制，该是由他继承王位的。《逸周书-作雒解》记载：

（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歧周。周公立，相天子(“相”疑“祚”字之误)，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起兵进犯）。……二年又作师旅，……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

三叔，指代三监，殷和东，指商王畿的两部分。徐、奄是东夷嬴姓的两个方国。熊盈族，也应是嬴姓的族群，“熊、盈”均与嬴同，简短地称呼的话则是“盈”。《作雒解》所言熊盈族十有七国，应是嬴姓的东夷和淮夷。《书序》里记载与三监一同做乱的是淮夷，“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奄就是淮夷的方国，《史记》也记载着类似的观点：“召公为保，周公为师， 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无论东夷或淮夷，其所属方国很多，《逸周书》说熊盈族十七国，《吕氏春秋》谓八国，孟子说武王、周公共灭五十个方国：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参与叛乱并被周公讨伐的方国有奄、薄姑、丰、徐等国。

奄，读作“盖”，它们读音相同相互通用，奄也被称作“商奄”或“商盖”，是东夷中的大国。《左传-昭公九年》记周大夫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商奄即指原来奄国所在地。奄的国都在今山东曲阜东。奄地是商朝势力极强大的地区是肯定的, 甚至可以说, 这里是殷商势力的大后方。商起于东方, 奄地还曾经是商的都城，盘庚迁殷后，这里成为一个方国，但与商联系紧密。丁山先生认为奄的地位类似商的东方陪都，并得到了考古发掘的支持。奄既为殷商东方很有势力的属国, 因而也成了周初社会动荡中的活跃力量。武庚之乱中，“奄人、徐人及淮夷人于邶以叛”, 是叛乱的基本的、重要的力量。灭奄之后, 奄君被迁往蒲姑, 其宫室可能遭到了彻底毁灭。

薄姑，或做“蒲姑”，也是东夷族群中的大国，其地望在山东博兴东南。

丰在金文中有所记载，守方鼎：“惟周公于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

   （终于平天下）。”丰伯当与薄姑相近，大约在今山东青州西北。

徐是东夷一国，西周、春秋时在今江苏泗洪县南，但在殷周之际，它与奄国靠近，不该在淮河流域。《说文》：“䣄，邾下邑地。从邑，余声。鲁东有䣄城”。《说文》表示徐戎在鲁东，其地望在今山东滕州东南，后来在周初不断讨伐下，迁徙到了淮河流域。

管叔、蔡叔的流言使得周公受到许多人的猜忌，包括召公、太公尚两位重臣都不理解周公，为此，周公先说服召公和太公，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两位大臣德高望重，召公与周公兄弟辈分，《尚书》中的《君奭》一篇就是在召公对周公摄政表现出不悦的背景下, 周公以殷商及周文王、武王为例证, 论述有良臣作为辅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而说服召公。《尚书-金滕》篇中记周公告召公、太公曰: “ 我之弗辟, 我无以告我先王。”也是周公对召公、太公进行说服工作。最后他取得成功，“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稳定了人心。

杜勇教授则认为，“三监”叛乱能如此迅速爆发，不只是一场王位争夺战争，而有着多方面身为原因：

1.控制地方的制度性缺失

周灭商成为天下共主，但仍像商一样以一国统领天下的方国，对这些方国来说，牧野之战后他们不过是更换了效忠宗主，为了能更加强大，摆脱周的控制，愿意在有利时机呼风唤雨。

武王大军灭商后迅速撤离，设立“三监”，分封武庚，此时的商势力国土、人口乃至最高首领都未改变，十分强大，使得管、蔡叛乱会借助武庚的势力。除了商遗民，其他方国也类似。西周中央王朝没有加强控制地方的制度性措施，新宗主的统治也没有形成一种令人接受的传统，故一旦宗主国内部发生动乱，外部臣服的藩属诸侯对中央王朝的离心力势必加大，乃至大闹独立性，致使西周国家联合体必然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

武王大兴分封，将一批王子分封在东土，以镇抚地方，但他的手段不成熟，未通过武力改变当地人口结构，诸侯难以威慑和控制当地部众。商朝国家结构体制相比，西周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实际更显弱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周人的政治中心不在中原，而是偏居西隅，这实际上削弱了控制地方诸侯的力度。于是，加紧建设东都“成周”便是为了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

2．王权名与实的分离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继位，造成王权名与实的分离，为管蔡启商发动叛乱，提供了蛊惑人心以售其奸的借口和时机。武王驾崩，成王成为名义上的天子，但周公称王摄政，使周王朝出现二王并存的局面。

3.内乱与外患的交织

二王并立的混乱局面给了管、蔡叛乱的契机，他们造谣污蔑“将来周公并不还政于成王，成王仍是徒具虚名的王。”妄图击败摄政的周公，改善自己所处的糟糕状况。这些封国处在远离中央的商王畿、属国范围内，这些范围内部众实力强大，新封国政治压力很大，在经济上，诸侯们还要自己惨淡经营，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这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心生怨恨。而武庚虽然得以祭祀自己的宗庙，拥有封国，但杀父亡国之痛结合管、蔡的鼓动促使他起兵反叛，以图恢复商朝。

东夷族的强大

东夷族参与到三监、武庚的叛乱，并非偶然，他们在商后期已非常强大，逐渐从沿海占据中原。

今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沿海地区，原来都是东夷族分布的地方。《禹贡》说：冀州有“鸟夷”，青州有莱夷，徐州有淮夷，扬州又有鸟夷。鸟夷以鸟作为部落图腾加以崇拜，淮夷的“淮”从“隹”，也是鸟夷的一支。淮夷，嬴姓，亦即盈姓，亦称熊盈族。这些东夷部落皆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的生活方式，《禹贡》说：“莱夷作牧。”《史记-夏本纪》作“莱夷为牧”。莱夷原以游牧为生，《禹贡》说冀州“鸟夷皮服。”、扬州“鸟夷卉服”，他们不穿纺织品，盖是因为其经济落后，以游牧、狩猎为生。原为东夷的秦和赵二族，也以游牧、狩猎为生，很久以来都善于畜牧。赵的祖先造父以善御著称，秦的祖先非子也以善于养马和畜牧著称。而淮夷以水产为特产，但也从事畜牧，并持续到西周后期。

商朝晚期，国家腐败堕落，东夷诸族乘机入侵中原，声势浩大。时声势很大。《后汉书-东夷传》据《古本竹书纪年》说：“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这时东夷族的一支强大部族奄或商奄，在今曲阜建都，此地为盘庚迁都之前的国度奄。东夷族把三代商王居住过的前都城占为己有。后来分封给吕尚的齐国都临淄周围，原来是商的封国有逢伯陵之地，但是到商代晚期，也已成为东夷族中称为薄姑的一支的主要根据地了。同时东夷族的丰伯也在这个区域。从今泰山以东，济水以南，直到淮水流域，尽是东夷分布的区域。

商朝自仲丁之后，不断和入侵的东夷发生战斗，《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在帝乙、帝辛两位商王时期，双方的战斗更为激烈，卜辞记录有两次大举讨伐人方的占卜。而帝辛大举征讨东夷，甚至间接导致他丢了江山，已人所尽知，可见商王朝为了攻伐东夷下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商末，朝廷虽然多次攻打东夷，但并未完全将其征服，周灭商时，东夷采取观望态度。等到武王去世，蔡叔、管叔欲争夺王位，发动叛乱，并招拢、诱导夷狄，东夷一些部落便认为此乃大好时机，参与了叛乱。这次的敌军，既是兄弟蔡叔、管叔争夺王位的叛乱，也有殷商贵族图谋复国的叛乱，还有东夷族的入侵，形式十分严峻。作为周王朝的掌舵人，周公除了迎战，别无他法。

周公东征的胜利

周公作《大诰》兴师东征

《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前进行动员的演讲，其中在得知三监、武庚及东夷叛乱后，周公用文王留下的大龟占卜，向上帝占卜东征能否成功，结果是吉兆：

予（周公自称）不敢闭1于天降威，用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2，即命曰3：“有大艰4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5，越兹蠢6。殷小腴7，诞敢纪其叙8。天降威，知我国有疵9，民不康，曰予复10，反鄙我周邦11，今春今翌日12，民献有十夫13，予翼14，以于敉（mǐ）文武图功15，我有大事休16？”朕卜并吉17。

1 闭谓拒绝；2 “绍”通作“昭” ,谓阐明天意；3 以下为“命龟”之辞，即告龟以所卜事；4 “大艰”谓大难；5西土人指管、蔡，“静”通作“靖”，谓不安定；6 “蠢”谓骚动；7 “腴”谓丰厚，是说武庚力量少有积储；8 “叙”通“绪”，指敢于重振其原来统治；9谓知道周国内有病；10 说要恢复殷朝；11 反而要把周作为边鄙的属国；12 “翌日”指翌祭之日；13 指有治臣十人；14 “翼”谓辅佐我；15 “于”指往，“敉”谓完成，文武谓文王、武王，“图功”指大功；16 “大事”指东征，“休”谓嘉美，此句问东征是否嘉美；17 指占卜得吉兆。

这段占卜之辞，可以看出当时的局面十分严重，首先，西土出现大的灾难，蔡叔、管叔发动叛乱，殷人乘机复辟，想要恢复商的统治，把商作为边鄙的属国，因为殷人知道周有内乱，人民很不安定。这就是说，不但周与殷贵族之间有严重冲突，而且周贵族内部又有深刻矛盾。当周公宣布占卜得吉兆时，准备兴师东征，各诸侯、官僚仍继续强调困难很大，畏惧不出征，《大诰》有：

肆予告我友邦君1、越尹氏2、庶士3、御事，曰：“予得吉卜，予维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4。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5：“艰大！民不静6，亦惟王宫、邦君室7，越予小子考翼8，不可征，王害不违卜9？”

1 指诸侯；2 指诸侯所属的官长；3 指众多的官员；4 “庶邦”谓诸侯之国，“于”谓往，“逋播臣”谓逃叛之臣；5“罔不”谓无不；6 “静”通作“靖”；7 谓参与叛乱的都是王室和诸侯宗室之人；8 谓有自己父亲一辈的人；9 “害”即“曷”，谓何不。

诸侯们及各贵族、官僚之所以不愿意出征的原因，一是人民不安定，二是参与叛乱的都是王室、诸侯宗室以及自己的父辈亲属。如此当周公宣布占卜为吉兆，准备东征时这群人居然要求违反占卜结果，向来重视占卜得他们人心不稳，周公之所以要作《大诰》，进一步说服所有反对东征的贵族，原因就在这里。

周公说服这些贵族们的理由有三：

（1）要听从上帝命令，认可占卜结果。周人过去听从天命，兴起了“小邦周”，如今我们也应听从天命，成就伟业。

（2）必须顺从天意，在文王勤劳建成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王的大业。

（3）如今我有明哲之臣辅佐，肯定能得胜，完成文王遗留下的功业。

东征经三年而取胜

在说服反对的贵族们后，周公兵发镐京，准备控制大局，制止叛乱，再各个击破，全面平定，并先后用了三年时间。《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在第一年，他只是抑制了叛乱，第二年灭殷叛军、平三监和武庚之乱，第三年则继续东征，灭亡东夷奄国。

关于周公东征前后的事，《尚书-金縢》有这样的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许慎《说文》将 “辟”解释为“法”，指按法律处理之，伪《孔传》从其说：“辟，法也。”这句话应是周公向召公、太公二人说他若不能以法处治三叔，则他无法完善周道告慰其先王”。王肃谓“居东”是“东征镇抚之，“罪人”指“管、蔡与商奄”。作者认同许慎、王肃的推断。“居东二年”指周公亲自出居东地二年指挥作战。“罪人斯得”的“罪人”，就是处死或流放管叔、蔡叔、武庚。

《逸周书-做雒解》记载：

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辟”谓用法处罚），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孔注：“九里，成周之地”)。

“辟三叔”中的“辟”，也是依法判刑。关于对三监和武庚的刑罚，《做雒解》记载“王子禄父北奔”，《史记》说“杀武庚”，有可能是武庚先向北逃跑，再被抓捕处死。《做雒解》说管叔自缢，其他书说是被囚禁或流放。而蔡叔则被囚禁，也有说被流放。关于霍叔的刑罚，只有《商君书-赏刑》说：“杀管叔，流霍叔。”许朝阳认为，周人“亲亲（亲爱亲属）”，应不会对同为亲属的管、蔡痛下杀手。

周公“居东”既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亲临消除动荡，亲赴东部平叛。周公带兵远离成王，但又不是消极地闲居，反而是准备东征，查清谣言的源头。“居东”的“东”，并非东都，是原商王畿及其东部地区，而这正是三监、武庚之乱的中心。

《尚书-金縢》中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后，送了一首《鸱鸮（chīxiāo）》的诗送给成王，表达了自己守护周室的一片苦心。“王亦未敢诮公”。这年秋天大雷大风，“禾尽偃”，闹灾荒，成王和大夫从金滕（匮名）中发现了武王病时周公祷告的简册，简册上有周公要以自身代替武王死去的话，才使成王大为感动而悔悟。可见由管叔等人的谣言造成得周公与成王之间的误会在他抓得罪人和成王发现周公的简册后便完全消除。在东征第三年，成王便亲自参与东征，参加“践奄”战役。

“践奄”是东征中的大战，成王曾亲自参与。“践”是有特定意义的，绝不可能像《孔传》说的那样发生先后两次。《尚书大传》解释《成王政》说“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郑玄说：“践读曰翦，灭也。西周金文禽簋记载：

王伐 

侯，周公某（谋），禽祝。禽又脤祝，王易（锡）金百寽。禽用乍（作）宝彝。

侯即盖侯，即奄侯。王是成王，某读作“谋”。禽即伯禽，祝谓祝祷于社神。古时出兵，要祭社祝祷，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祭祀仪式，伯禽因为主持这种祭祀而受赐。

而伐薄姑战役，在灭奄之后，此地路程更远，深入到东夷所在地区，此役成王并未参与，由周公主持。

方鼎：

这也是周公东征大胜的战役，周公归来就祭祀于周庙，向祖先告捷，还会合将士饮酒，论功行赏。

伐奄和伐薄姑、丰伯，是周公征伐东夷的两大战役。其他的战役尚不少。周公早在这两大战役之前，就征服了东夷的许多小国和部落，孤立奄、薄姑等大国，再一举翦灭。

东夷中有不少是游牧、狩猎的部族，周公这次大举东征，曾经深入到东夷的游牧、狩猎地区，不但征服了这些东夷部族，而且赶跑了许多野兽。《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三年的东征，战斗及其激烈艰苦，战士们风餐露宿，《诗经-豳风-破斧》的诗篇，就是参与东征的战士回归后所做：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qiāng）。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皇”借作“匡”)。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孔”谓甚，“将”借作“壮”)。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吪”通作“化”，谓顺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遒”谓平定）。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谓幸运）。

这首诗歌歌颂了周公东征的胜利，征服了许多叛乱的方国部族，也庆幸着自己还能活着，又很强壮；同时，战斗所用的兵器缺破。说明战斗十分激烈，取得胜利极为艰难。这位战士用的是斧、斨、锜、銶，斧是椭銎的斧头，斨是方銮的斧头。锜是一种有齿的金属工具，銶也是一种手工用的工具。之所以要用这类工具作为主要战斗武器，很可能与深入到山林地区作战有关。

东征胜利的重要意义

周公这次东征的重大胜利， 反映在周初铜器铭文上的， 据说有 1949 年后发现的一件《保卣》，其铭文就是记载这件事。该铭文有这么几句：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延（诞）兄（荒）六品。蔑历于保， 易（赐）宾。用乍文父癸宗宝尊彝。

周公东征后，周王朝得到巩固，具有重大的作用。武王虽已经灭商，但实际上除了周原有的西土以外，只占有殷原来的京畿以及南国。在商晚期，国力衰落，夷狄纷纷内迁，西北的戎狄进扰中原，东方的夷族先后迁徙到淮岱，渐居中原，殷的直属领地已缩小很多。而四周的夷狄部族和方国势力一时巨大扩张，削弱了商的力量，也是商灭亡的原因之一，周克商之后，新建的周朝继承了这个局面。但周以“小邦周”攻灭大邑商，而不能立刻控制“大邦”局势，同时在京畿商贵族们仍很强大，根深蒂固，武王不得已采取安抚与监督相结合的政策，封商王子武庚为属国，并设置三监，但无法压制这股势力。在武王撒手人寰，成王年幼之际，三监、东夷和旧商贵族联合叛乱，使周人经历“大艰”。

在经历周公三年东征后，化解了大艰局面，加强了对商旧贵族的控制。同时攻灭了东夷许多方国和部落，把东部东夷居住地归入周的直辖地。东征使周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才奠定创建周朝的基础。

东都成周的营建和中央政权的创设

迁徙商贵族到洛邑

周公推行迁移殷贵族的政策

武王设置“三监”，用于监督这些旧商贵族，防止他们叛乱，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效果很差，相反，在特定时机，三监反倒和他们一起叛乱了。周公在平乱后，决定舍弃对商及多方贵族就地监督之法，大规模地强迫迁移殷贵族以及多方的贵族到一点，以便于加强监督、管理和利用。

周公将迁徙之地选在洛邑一带，此时成周大城还未营建。《作雒解》说周公在出溃殷的叛乱之后，在征熊盈族十七国的同时，“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九里，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嵩山西北，成周东南。洛阳以东，汉魏故城的东北，相传又是殷贵族迁移地区。

1952年洛阳东郊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摆驾路口、下瑶村区和东大寺区，都发现了殷人墓葬。发现墓葬二十多座，多数为中型墓。遗物大部分被盗掘，出土的器（如鬲、豆、罍、瓿（bù）、盂等）型与安阳大司空村的晚期墓葬、洛阳西郊及陕西长安普渡村的早期周墓出土的相同，推断为西周早期墓葬。从其墓形、椁顶的画幔、墓底的腰坑埋有犬骨以及出土铜弓饰、铜铲、铅戈等物来看，是沿袭殷的礼俗的。但是，墓室作覆斗形，墓道方折作曲尺形、两旁有耳室，墓室倒向（墓室在南而墓道在北），是殷墟墓葬中所不见的，是迁居洛邑的殷人墓的特点。因此推定这些墓葬属于迁到洛阳的“殷顽民”的。

成周是周的东都，王城是成周城西部的宫城，因有周王居住而得名，两者不会相距四五十里。在周公未主持营建成周时，洛邑早就存在。洛邑，也被称作“洛师”，因为周有大军屯居于此，周公在这里主待营建新邑，主要依靠迁来的殷贵族的力量。

在东征第三年，灭奄后，周公加紧迁徙商贵族和多方贵族的工作，《书序》说：“成王既践奄，将迁其村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说明迁徙的地方不只有一处，而以洛邑迁徙的数量最多。在灭奄回来后，周公与成王在镐京作《多方》，劝诫被迁徙的贵族。所谓的“多方贵族”，指商所属许多方国诸侯及其贵族。《多方》开头说：“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 殷侯”指殷之诸侯，“尹民”可能是“尹氏”之误，指一般官长。 《召诰》载：“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早）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说明当时被迁居到洛邑，参与兴建成周大城的“庶殷”,其首领，就是各种等级的殷的诸侯，包括“侯、甸、男、邦伯”等级称谓。《尚书·酒诰》提到殷贵族有“外服”和“内服”，在外服有侯、甸、男、卫、邦伯，在内服有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外服”指分封在外的诸侯，“内服”则指在京畿任职的各官员。从此可知，当时迁移到洛邑的殷贵族中包括许多“外服”的贵族，就是分封在外的诸侯及其所属的贵族。

迁徙到洛邑的殷贵族也包括一部分的“内服”的贵族，但在比例上为少数。《多土》第一段告诫的是“殷侯尹民”；而第二段告诫的是“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有方多士”指商方国的贵族，“殷多士”则是殷“内服”的贵族。

周公迁徙殷贵族的地点既有集中迁徙的洛邑，也有分批给主要的姬姓贵族的君王，让君主们带到远处的封国。其目的，不仅是防止殷贵族发动叛乱，削除殷贵族在原住址的势力，减少他们对周朝的威胁，也为了利用殷贵族，作为加强周朝在东方以及分封出去的封君的统治力量。

告诫迁居洛邑的商旧贵族的《多方》和《多士》

在周公用“王命”告诫商旧贵族的《多方》和《多士》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迁徙殷贵族到洛邑的政策。

《多方》作于周公摄政三年、灭奄之后，《多士》则成于周公归政一年，奉命留守成周，在此用王命对商贵族进行告诫。《多士》开头说：“惟三月周公初于（往）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结合《洛诰》来看，周公摄政五年成周建成，举行庆功的“殷见之礼”。在这年年底，成王回归镐京，准备即王位，周公该回到镐京参与成王即位典礼。到三月周公初次往成周，开始主持东都政务，为了安抚迁居到成周四郊的殷贵族，重复宣布周王朝对待殷贵族的安抚政策。

周公宣布的对待殷贵族的政策巩固了西周初年的统治、促进了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两篇文章中提到的对待殷贵族的政策主要有四点：

（1）从思想上安定殷贵族，宣城周取代商是顺应天命，提出了一套贵族的“革命（即变革天命）”理论。

《多方》将王朝君王称作“民主”，认为民主是出于天命，由天选定。当夏、商的末代君王荒淫无道，上天就由商汤、周文王作为民主。《多方》提出了贵族的“民主“理论，认为作为“民主”的君王出于天命选定，而天选定的“民主”是要变革的，主要看君王的行为如何。

《多士》提出了贵族的“革命”理论，如夏君王肆意妄为，上天就命令汤革命于夏；周革商命，将这些贵族迁徙到洛邑，也是出于天命。

（2）从经济上安定商贵族，宣城给予永久的住宅及田地，勉励其努力经营，延续其家业。

《多方》曰：“今尔尚宅（居住）尔宅，畋（耕种）尔田，尔曷（何）不惠（顺从）王熙（光大）天之命。”又说：“尔乃自时（是）洛邑，尚永力（努力）畋尔田，天惟畀矜（怜悯）尔，我有周（指周朝）惟其大介（善）赉（赏赐）尔。” 说明当时周朝对迁徙的殷贵族分配了田宅，并希望他们服从和效劳。这项工作在实施中主要由司土负责，因此驻扎在附近的成周八师设有“冢司土”的官职。

（3）在政治上安定商贵族，如果他们努力经营，勤劳耕种，朝廷允许他们担任官职。

《多士》说：“今尔又曰：夏迪（进也）简（选择）在于庭，有服（官职）在百僚（官署）。予一人惟听用德（谓只用有德之人），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天邑商”即大邑商，指商的京畿）。”也就是说被迁徙的商贵族对周王朝非常不满，认为过去商灭夏后，夏的贵族还可被选进商朝廷任职。现在成王表示，将从商京畿的贵族中选拔有德之人。周人表示如果商贵族能够勤劳、忠于职守，努力经营，便可得到嘉奖，选拔其入朝廷任职。

（4）周人宣布对不服从命令的，将要判刑或流放。

《多方》说：“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指不服从下达的命令的），我乃其大罚殛（诛杀）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不是我们周朝不使你们安宁），乃惟尔自速辜（是你们自己招来祸害）。”又说：“尔乃惟逸（放荡）惟颇（歪邪），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自取）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邀（远徙）尔土。”《多士》也表示如果商贵族不恭敬从事，不但不给予田宅，反要处罚他们

对殷贵族的管理和使用

周朝建设东都成周，由周公坐镇，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同时 也加强了对迁到洛邑附近的殷贵族的监督和管理。《书序》说：“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君陈是周公的次子，“君”字是尊称，周公长子伯鲁封于鲁，次子君陈世袭了周公的封爵，周公死后，成王重视对成周东郊所住殷贵族的管理工作，所以继续命令君陈在成周“分正东郊”。“成周东郊”是商贵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分正”即分设长官加强管理。

《书序》说：“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毕公高是文王之子，封国在毕（今陕西咸阳东北），此时他担任太史，作册是史官之名。”“成周郊”即指成周的郊区，也当指殷贵族集中居住之处。“分居里”当指编制殷贵族分别居住的乡里的簿册，以便加强管理。当时已有按里登记居民的制度。

西周时代国都和诸侯都城有征收军赋、征发兵役的制度。王朝军队主要有三支：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西六师”驻扎在丰镐，自武王以来，“西六师”明见于典籍。周王对六师是极为重视的，周王要不时整伤六师，六师的调遣须听命于王六师的长官须由王任命。六师是一支主力野战部队，兼戍卫宫室的功能，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西周王朝的安危，故历代周王对它都非常重视。

成周八师在成周，“殷八师”驻扎在牧

 ，该地在牧野附近。成周八师的骨干是周的贵族，周灭商后，就在洛邑驻扎军队，但军队中大多数甲士而是就地征召的商贵族。充当成周八师的甲士，重要任务就是需要他们服役“奔走”，成周八师的甲士的编制，如同其他国都的军队编制一样，是和郊区的乡里编制密切结合的。关于“殷八师”和“成周八师”，李道明则认为殷八师与成周八师是同一支部队，亦即八师。由于八师所戍守的是整个殷商旧地，其中既包括了殷故都，也包括了成周，故它又名为“殷八师”，成周作为西周王朝的东都重镇，当是八师的指挥中心所在，故八师又得以称“成周八师”。它主要由投降后的商军队和商贵族改编而来，也是一支野战部队，周王对八师的控制较之六师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八师的长官不仅同六师一样，需由周王直接任命，而且还需由周人世袭便是明证。孙晓春教授认为认为, 西周时期王室在成周没有派重兵驻守, 金文中的成周八师是由东方各国的军队组成的，并且成周八师和殷八师实际上是一支部队：一、它的统帅多为各国诸侯。成周八师的统帅虽然由周王室任命的，但就其身分可考者，都由列国诸侯担任。二、西周时期有征调诸侯国军队从征的制度。西周时期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 每有大规模的战争, 特别是对于东方的战争, 经常征调诸侯国的军队出征, 这成为有周一代的惯例。频繁地在东方征战表明其在东方没有一支常驻的数量庞大的军队。

《多方》和《多土》都提到周王朝要从商贵族中选拔人才到朝廷任职，而且要选到“大僚”任职。的确，西周初年曾选拔一些殷贵族中知识分子到周的太史察任职。例如制作令簋的作册

令，制作作册大方鼎的作册大，是父子关系，他们是商贵族，世代担任“作册”之职。

重用投奔来的殷贵族中知识分子，是文王以来的一贯政策。如文王任用殷臣辛甲为太史，武王接纳殷内史向挚。《诗经-大雅-文王》说：

穆穆（仪表端庄）文王，於（叹词）缉熙（奋发前进）敬止（语词）。假（大）哉天命，有商（商朝）孙子。商之孙子，其丽（数目）不亿（十万为亿）。上帝既命，侯（乃）于周服（服从于周）。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无常）。殷士（士谓“多士”)肤敏（努力），祼（guàn）（灌洒于神前）将（献上祭品）于京（镐京）。厥作祼将，常服黼（fǔ）（绣有黑白相间花纹的礼服）冔（xú）（礼帽）。王之荩（进用）臣（指被进用为周臣的殷贵族），无念尔祖（不再思念其祖先）。

无念尔祖，聿（惟）修厥德。永言（读为“焉")配命（合于天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未丧师是指未失败，即国家兴盛时期），克（能）配上帝，宜鉴于殷（谓应以殷朝灭亡为鉴戒），骏（大）命不易（谓天命不可改易）。

这首祭祀文王的诗歌，一面歌颂文王得到取代商朝的天命，得到“济济多士”的帮助，称赞它们是周朝的骨干。另一方面，告诫身为被任用的商贵族，要尽力祭祀周的宗庙，莫要再思念自己的祖先，要以商亡为教训，认识到天命不可轻易改变，顺应天命臣服于周王朝。由此可知，西周初期镐京朝廷里所使用的殷贵族的数措是不少的，周朝一方面使用他们，又对他们怀有戒心。

[1] 张新斌，周初“三监”与邶,鄘,卫地望研究[J].中原文物, 1998(2),6.

[2] 杜勇, 李玲玲. 三监之乱迅即爆发之谜[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6.

[3] 杨朝明. 周公东征史实诠说[J]. 史学月刊, 2000(6)，7.

[4]  孙晓春. 成周八师为东方各国军队说[J]. 史学集刊,1986(04)，1-4.

[5] 李道明.六师、八师新探[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05),64-70.

[6] 李学勤《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7] 《中华远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