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研究院】邹伯奇《南海县志》舆图测绘之深远影响

[摘 要]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县人，晚清科学家、发明家。以往学者对其在光学、算学、天文学领域的成就研究甚多，却较少对其在舆图测绘方面的艰苦探索进行专门探讨。因此，本文以邹伯奇主持测绘的同治《南海县志》舆图为中心，结合其论述、往来书信、诗文等材料，探讨邹伯奇主持县志舆图测绘之历史背景，并围绕他与弟子在地图测绘中的实践和思考，一窥其以《南海县志》舆图试法，构筑方志舆图测绘科学准则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在地方志城图测绘领域的卓著成就与深远影响。

[关键词]邹伯奇；南海县志；方志舆图；测绘成就

一、晚清方志城图测绘状况

中国明清时期，随着方志编纂的兴起，与方志紧密相关的地图绘制也逐渐兴盛。明万历年间西方制图方法传入，从意大利人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开始，中国的官方地图始有经纬度。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的《皇舆全览图》，采用西方制图术中的地图投影法及经纬度方法。然而，诸种西方科学、先进的绘图方法却未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普及推广，“在从16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地图学几乎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痕迹。”[1]200上至国家下至省、县、乡，传统制图法依然流行。

直到晚清，个别方志陆续出现有关对志书舆图绘制不满的记录[1]237，同治《南海县志》即是其一，并且是有此记录的最早的方志之一。其编纂者在开篇《叙》中指出，虽然地方志书在“疆域之变更、山川之瑰特、人才之英卓、物产之沃饶、形势之雄奇、芸生之利病”等方面的内容充实、可信，但在地图绘制方面，却“图绘多讹，广轮莫辨，未识开方之法，罕明测算之经……几迷向背于东西，逊刘焯之精能，孰审测量于左右”[2]卷首，亟待改良。南海县志分纂李征G亦认为：“吾桑园围，向有旧图，全失古法”[3]。

可见，当时南海修志者已经意识到舆图在志书编修中的重要性，对旧志地图错漏百出、且几无科学、实用功能的弊端深感不满。方志舆图之测绘水平亟待改善和提升，以提供更多可靠的地理信息，在当时已成为一部分修志人士的共识。

二、邹伯奇主持《南海县志》舆图测绘之历史背景

清同治五年（1866），南海县重修邑志，邹伯奇在众人的推举下任志书编

修的分纂，领导弟子开展地图测绘工作。为何由邹伯奇负责《南海县志》地图测绘任务，以及邹为何决意担当起此重任，通过考察史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历史原因：

第一，邹伯奇不仅擅长天文算学，精通文史，而且从青年时代就醉心于地图绘制，钻研西方制图术之余，致力于改进地图绘制方法。1844年，25岁的邹伯奇摹绘完《皇舆全图》[4]746，以地为球体为基础进行测算绘制[5]卷二 《皇舆全图序》，31。由于其摹绘的地图能符合“地圆之理”和“地球弧面”，因此相较同时期或早些时候的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在科学性、精确度上更胜一筹[6]122，广受周围弟子、友人、学者赞誉，纷纷传阅和临摹，乃至刻印成书。因此，邹伯奇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创新实践精神，为其日后全面主持南海县舆图测绘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邹伯奇的舆图测绘技术受到当时政、学界的一致认可与推崇，享有极高声誉。邹伯奇虽仅为一介生员，但凭借对天文、算学、舆地测绘学的深厚造诣，在与陈澧、张维屏、谭莹、金锡龄、刘熙载、夏鸾翔等学人交往、切磋学问过程中，赢得了他们的一致敬佩，其中不少学人担任过学海堂的学长。因此，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在众多学海堂学长的公举下，“补学海堂学长”[7]44。虽然“学长中如吴兰修、侯度、陈澧、邹伯奇皆精数学，而邹伯奇尤天才特绝，贯通中西，极深研几”[8]5，连陈澧也自叹“聪明不逮特夫远甚”[6]卷三 《邹特夫地图序》，122-123。

同治三年（1864年），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曾邀请邹伯奇绘制广东图。虽然此次绘图工作，由于“其时程日甚迫，徒属又希以绘图法布之各府州县，而各府州县未尽明晓，故所为未尽善”[2]卷二 《南海县志图说后跋》，诸多客观因素限制了测量技术的发挥，邹伯奇甚感遗憾，但透过郭嵩焘的垂青与信任，可以得知邹伯奇的舆图测绘水平在当时的广东可谓首屈一指。

同治五年（1866年），恰逢《南海县志》重修，生于南海、长于南海的邹伯奇成为主持县志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因此县志编修“局内者梁墨畦、康述之、梁香林诸公，亦以绘图事属先生”[2]卷二 《南海县志图说后跋》。对旧志中舆图测绘错讹百出的现象久有不满的邹伯奇，欣然接受了此项重任，亦十分重视此项工作。邹伯奇弟子邹Q在《南海县图志说后跋》中说到，“辛未其间，人事牵率，稍濡时日，先生手书敦迫告诫，亟望其成，而深惧其不成。尝曰，吾成此图以为天下法也”[2]卷二 《南海县志图说后跋》。不难看出，邹伯奇对县志测绘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探索，用严谨的方法绘制一套精准详备、标榜后世的舆图范本，构筑科学的舆图测绘准则。

第三，邹伯奇十分注重培养测量人才，如邹Q、罗照沧、孔继藩等弟子。在邹的潜心指导下，他们掌握了测量、绘图技能，晚年身体抱恙、疾痛缠身的邹伯奇得以通过指导弟子完成艰苦且浩大的测绘工程。其中，孔继藩为邹伯奇高足弟子，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参与了同治《南海县志》续修的绘图工作[7]63。邹Q、罗照沧皆为监生[2]卷首，因“诸公属先生举通其法者同行邑境”[2]卷二《南海县志图说后跋》，两人遂“承邹特夫师命”，“分绘阖邑舆地”[9]，协助完成南海县志舆图的测绘。从邹伯奇与弟子的来往书信来看，他对弟子的教导，不因路途的遥远、工作的繁重、时间的紧迫而受到影响，时时用深入浅出的道理诫勉，保证了县志舆图测绘任务能如期完成。

三、邹伯奇对《南海县志》舆图测绘工作的改进和贡献

在邹伯奇的指导下，通过弟子的不懈努力，他们绘画出的南海县境舆图数量达150余幅之多，包括《县治附省全图》1幅，《县境全图》1幅，下辖各司、厅、堡图共102幅，《南海总图》共48幅，另有《西樵山图》1幅。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地图，为研究清代广东南海县历史地理演变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充分体现出邹伯奇卓越的舆图测绘思想、超前的测绘水平、完备的测绘理论。仔细爬梳这些地图以及邹伯奇的相关材料，他对测绘工作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兼采中西测绘技术之长

在西方绘图术传来之前，中国学者的地理观念“大多数是以地为平面，所以绘画地图亦只知画方之法，却并不知道地是球形，平面的地图不能正确地表示弧形的地面”[10]84。对西方绘图术深有研究的邹伯奇，在《南海县志》卷一《图说》的开篇便阐述了传统方志舆图绘制存在的问题：一是不能规范地实测经纬度，没有将经纬线的测量作为绘制地图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忽略了地球的“方圆之势”，即地球的球体特征和曲率，平面舆图绘制简单套用古代“计里画方”方法，“或加方格”、“或竟去经纬线而存方格”，纵横等距、直线交叉地画满正方形小格，故除中心部分较准确外，愈往四周变形愈大，从而极大影响了舆图绘制的整体精确度。对此，邹伯奇决心以续修《南海县志》地图试法，“遵其法，推而广之，实测境内经纬”，严格按照西方绘制准则测量经纬度。

然而，邹伯奇并没有全然放弃传统舆图绘制方法。他巧妙糅合传统“计里画方”法和西方实测经纬法的优点，“于栏外画小格，每格为一里，以取计里之便”[2]卷一 《图说》，如此一来使同治《南海县志》地图在提高方位精确度的同时，便于凭据栏外小方格来计算实地距离远近，兼顾了方志地图的准确性与实用便捷性。因此，邹伯奇对古代绘图法进行创新运用的同时，能汲取中西测绘技术之长，将西方地图测绘的关键技术为我所用，无疑推动了中国舆图绘制的科学化进程。

（二）推动方志舆图地名注记的规范化

地名是舆图的内容之一，也是舆图的补充和延伸。地名注记是否考证严谨，直接关系到舆图的精准度。然而，地名的雅俗、异称、古今殊号等内容的考证工程繁复而巨大，因此前人修志时在地名考究上往往避重就轻，敷衍了事，致使“今传后世之为图，多未亲履，其地徒依方志之Z言，杂搜词人之皮传，悬想臆测，心摹手追，指未定，可任易枰上，汗简方完，已如历沧桑之变，遂使览者开卷疑，若了然案图，实无可索。”[2]卷一 《图说》

对此问题，邹伯奇在《南海县志》续修过程中，痛绝流弊，加强方志舆图地名的考征，完善地名注记规范，力争做到“只据见在，不尚风闻”、“足有未到，宁缺而不诬”、“不得其处者，必不妄注”，最大限度地保证注记的准确度。为了更好地要求自己和指导弟子，邹伯奇在其《画地图功程》、《画地图浅说》中，对考证地名的工作环节做了诸多具体的要求，避免泛泛空谈，更具实操性。如绘制新图时：

“旧图虽略，而志书内舆地、古迹、建置各卷，有著明本堡山水、村庄、营汛、祠宇、书院、文塔、桥梁、津渡、基窦等名，亦须细询土人，现在何处，抑或古有今无。其故址尚可目验者，亦著之于图，已圮废者并著明。”[5]卷一 《测量备要》，5

又如在勘定村庄之交界时：

“不得但书某村界，须著实地步是某水某石为界。如疑不能明者，须行写至外村至某地。易于识别者，注曰属某堡某村，乃不浮泛。”[5]卷一 《测量备要》，8

由上可以看出，邹伯奇对注记和考证地名、古迹、界线，均要求做到“细询”、“目验”、“著明”，各个环节缺一不可，这在同治《南海县志》的地图中均有体现。就以县志卷一之《九江厅主簿图》、《九江东方图》、《九江西方图》为例，九江各个地界、下辖各堡、山体、主干流、支流、沙岛、滩涂、桥梁、寺庙、书院、祠堂、社学、墟市等均有标记；一些特殊地势也进行了特别标记，如“人字水”、“九曲十三湾”等；此外还注明了不少基窦，如“桑园围基”、“惠民窦”等，细致记录了当时南海的农田水利状况。

（三）推动方志测绘由注重美学功能向重视实用功能转变

清代中前期，运用投影法和经纬度法绘制的方志舆图极为少见，多数舆图基本上沿用传统绘制法，即便是传统的计里画方法也不普及，舆图平面控制基础采用制图者俯视角度绘制出地域全貌，城图中景物虽如山水画般精美，但大小、面积比例常常失衡，地图的美学功能要远远重于实用功能[10]25。

邹伯奇对这种过于追求美观的绘图弊端尤其不满，如在其《画地图浅说》中讽刺到：

“登高远望，则形势可了然心目，此乃摹绘景色之法。中则必大而详，松柏亦参天矣。外则必小而略，远山一抹而已，不足以施之地图也。”[5]卷二 《画地图浅说》，32

“画山必作峰峦峭拔，此山之顶，及彼山之脚。若两山之间有水，则水必为山所掩……此画图之最不通者。”[5]卷二 《画地图浅说》，32

用描绘景色的方法绘制地图，必然导致舆图几乎无实用之功效。因此，邹在对弟子严格要求，经纬度数与注记标识必须按照比例与实际大小进行记录，不以物小而忽略不计，亦不得任意篡改、美化。村庄有广狭，水路有宽窄，都应“依分率大小画之，不得任意写大”[5]卷一 《画地图功程》，8。同时，对于像“■户、客家、耕户”这样的固定聚居群体，也“须注明某墩某基、某坑等名。系那种人居住，属某某乡所，以著其实也，不必削而不书，以为贬也”[5]卷一 《画地图功程》，8。从这些不起眼的细节要求，可以体现出邹伯奇不仅十分注重地图的功用性，而且对域内边缘族群亦十分关注，体现出其尊尚平等、实事求是、惟科学是举的严谨态度。

邹伯奇的这一理念，得到了《南海县志》分纂者之一李征G的认可：“绘图之法，失传久矣……间有晓者，不过用画师写山水法，能翻空以取神，不能征实以求是。以至东南互移，位置颠倒，常不免矣。”[3]从中不难看出，李征G在讽刺以往舆图绘制重“美观”不重“实测”弊端的同时，对邹伯奇在《南海县志》中的诸种突破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四）规范了方志舆图的测量与绘制工作

舆图测绘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尤其在古代测量设备、交通条件较为落后的状况下，实际测量过程尤其艰难。弟子邹Q在《南海县志》卷二《跋》中写到：“先生谓，绘地之法较算天尤难，算天可安坐而推，绘地必举足亲历”，可见测绘工作之繁复程度。但正因如此，测绘工作之程序、步骤就尤为重要，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地图的绘制效果。

  邹伯奇在《画地图浅说》中举例，今人画地图，主要通过询访路人、稽考方志两个简便途径，未曾实地勘测，因此画出来的图如“绘古圣之神像，龙首蛇身；图山海之怪物，九头八翼”[5]卷二 《绘地图浅说》，32，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又如，两幅绘制的地图之所以边界不能吻合，往往“不过因悭越几步，令彼此无勾搭笔墨，将来又要费一翻还魂工夫，是谁之咎？”[5]卷二 《与罗照沧书》，42因此他常在书信中严厉告诫弟子，强调画图章程及规范的重要性，如他在与弟子罗海田（照沧）的书信中要求到：

“所应写、应考究之事，前已付有画图章程一纸，时常要观玩，用精神照管，毋使得此失彼，则用日少而成功速；如视之闲文，则虽足日已经过，亦必诸多遗漏错误，余于此事最知甘苦。凡有所作龃龉不安，即当亲携来请教，然后能得其弊病何在。愈学愈精，不可以为尽晓，妄作妄为、苟且迁就，以减其迹，如大江之合大富是也。”[5]卷二 《与罗照沧书》，42

邹伯奇以自身感悟，反复提及偷省工夫、苟且偷安之弊病，对弟子的劝诫和教诲可谓不厌其烦、细致周全。今日读之，仍可感其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学人作风与为人师者之风范。这些点滴、琐碎的细节规范与嘱咐，或许正是邹伯奇“成此图以为天下法”的“大法”的最好诠释。

四、后世对同治《南海县志》舆图之评价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郑梦玉等总纂的《南海县志》完成，百余幅南海县图也如期测绘完毕，编入县志第一、二卷。这套地图严谨而精密，受到当时诸多学者的一致称赞。如学者陈澧对邹伯奇弟子运用邹伯奇测绘方法绘出的地图也极力称赞：“地图至此，精密极矣”[11]。学人陈璞在《邹征君南海地图赞》中难掩对此地图之珍视：“南海为邑，幅员辽阔……谁能图之，布测运法，维邹征君，遣二弟子。记里准方，亥步八垠。裴氏六法，旷古不传，征君实创，甫图一邑。图成君逝，是可宝藏。”[5]卷六 《附录》，234藏于南海博物馆的碑刻《西樵山图记》对邹伯奇弟子绘制的西樵山地图亦是赞美有加：“峰峦位置、途径屈曲，不失分毫，神乎技亦！”

邹伯奇的测绘技术不仅受到当时学界的认可，也极大影响了后世南海县地图甚至是广州城图的测绘，受到后世修志者、研究者的充分肯定。时隔三十余年，宣统二年（1910年）的续修《南海县志》基本沿用了同治年《南海县志》的全部地图，“只将旧本摹印间有村落、地名讹误遗漏者，按照采访册订正之、添补之”，增入京师新旧会馆图、学宫图、中学堂图及粤汉铁路干线图、三省铁路直线图等，除此之外，几无改动。编纂者在《图序》中特别说明了重新摹印旧图的原因，高度评价了邹的测绘水平：“本邑所属各图，前为邹征君伯奇所绘，界限明晰，校雠精美。此次重修，未便再行更易，只将旧本摹印。”[12]卷一 《图序》

此外，由于同治《南海县志》中还包括邹伯奇运用西方制图术绘制出的广州省城图，绘出经纬网并详细标注出城内的道路网络及主要建置，亦被后世研究者视为广州城图绘制走向科学与成熟的标志[13]119。

五、小结

总之，邹伯奇及弟子的测绘成果即便经历三十余年的风沙洗礼和不断检验，却依然被后世重复征用、顶礼膜拜，被视为舆图测绘的典范，成为晚清城图测绘不断成熟的代表，足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其所代表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勤于实践、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正是广东学人精神的一个缩影和注脚。然而，邹伯奇的测绘理论、思想、影响远不止于此，还有待更多跨学科领域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郑梦玉等修：《南海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3]李征■：《桑园围图说》，碑刻现存于南海博物馆。

[4]阮元等：《畴人传汇编》，扬州广陵书局，2008年版。

[5]周满奇等主编：《邹伯奇遗稿》，自印本。

[6]陈澧：《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7]容肇祖：《学海堂考》，《岭南学报》1934年第3卷第4期。

[8]古公愚：《学海堂述略》，《新民月刊》1935年第1卷第7-8期。

[9]邹■：《桑园围全图碑刻跋》，碑刻今藏于南海博物馆。

[10]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年版。

[11]陈澧：《浔冈州图题记》，碑刻今藏于广州博物馆。

[12]郑荣等修：《南海县志》，清宣统二年刊本。

[13]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