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假日前日谈：（一）日本旧联合舰队1905年以后总体发展思路

八卦谈佚名 ▪ 2023-10-15 12:53:06

——写在《华盛顿海军条约》之前。

序言：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签署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又称《华盛顿海军协定》《华盛顿海军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五国公约》等等）。该条约是世界历史上大国间第一次对裁军作出有效规定的条约，与《四国条约》《九国公约》一同，构成了华盛顿体系，亦即亚太政治、经济、军事新秩序。《华盛顿海军条约》签订后，从1922年至1936年15年间，史称“海军假日”时代，这一时期根据条约规定建造的战舰称为“条约舰”。而此次华盛顿的和会在召开前却经历了反复曲折的过程，本文拟就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召开前的日本海军建设发展策略、对美政策、在会议上日美双方的谈判展开，对海军假日、条约签署前的背景略加介绍。

本文属于一个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主要分析旧联合舰队1905年以后总体的发展思路，作为华盛顿会议召开前的背景介绍。之后还将具体谈谈日本在条约前的海军政策，以及美日双方在华盛顿会议上具体的谈判内容、过程。

自甲午海战后，日海军的发展思路实际上长期受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所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日本海军高层，更体现在其后海军假日期间的造舰乃至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开战后。

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论》）写就于1890年，日海军领导者在那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应该说《海权论》全书体现的是“通过海外扩张达到强国目的”的一种特定的美国式的国策学说，但其中又包含着一种普适性的海军发展思路。海军领导者从这本书中看到的，不光是美国的扩张指南。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可以从马汉的这部著作中获得某种“不变的原则”。对于马汉战略的普适性，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后表达了他的敬意：“所有国家的海军战略家都持有同意见，即马汉将军的著作作为军事科学领域世界范围的权威，将永远享有至高的地位。我向他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眼光表达深切的热忱的敬意。”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马汉的思想为旧联合舰队的建设提供了极为精深且普遍的理论，海权学说为山本权兵卫这样的海军高层提供了一套海军制度构成的思路，便于进行海军的规划和建设。此外，舰队内部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们亦可以据此在军费预算、拨款问题上和陆军竞争，以坚持其“海军优先”的观念。

然而，虽马汉的作品被当时的日本海军奉为圭臬，但似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读懂或真正一丝不苟地去实践马汉的理论。铃木贯太郎曾经承认，阅读英文原版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在等待一个日译本。但即便是用华丽冗长的句子译成的日文版本，读起来也很困难。小笠原长生认为有必要写一个简化版本，于是1898年他完成了《帝国海军史论》，引用了更多日本海军的例子阐明海权论的原理。

一、小笠原长生与《帝国海军史论》

小笠原长生是第一个将马汉的学说介绍到日本的海军军官，也是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历史作家。时任军令部部长伊东祐亨授意他写一本通俗的海军历史书，以赢得公众支持海军优先获得预算的政策。1898年《帝国海军史论》完成，这是一本关于日本海军历史的通俗读物。根据他对《海权论》第一章的理解，认为在历史上一段时期内，日本由于地理位置、岛国特性及民族特征，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它的海上力量。小笠原对马汉产生了忠实的共鸣，他认为海权对于“不仅在战时要消灭敌人和获得霸权”，在平时保证本土和殖民地间航路的安全也是十分必要的。小笠原后被任命为海军大学教官，他讲授的内容于1904年出版形成《日本帝国海权史讲义》，愈发强调马汉有关海军力量和贸易力量共同支撑海权这一理论的重要性。

二、秋山真之与《海战要务令》

小笠原终其一生都是个狂热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与他不同的是，秋山真之作为马汉的学生，反而没有显现出这样的狂热情感。秋山真之被誉为“日本现代海军战略之父”，旧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评价他说“非常聪明、富有想象力和计谋”。他不但是一个开创性的理论家，也是东乡的高级参谋。他对日本战略思想的贡献之大，可以说几乎每一场太平洋战役中，参谋军官和舰队司令都深受他的影响。

1897年6月，作为海军提高专业化程度计划的一部分，秋山真之被选派到美国参加一个为期两年的留学计划。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指示他要投身于对西方海军战略研究。秋山为马汉的著作深深折服，到了已经可以倒背如流的程度，他自然会希望到纽波特去，在马汉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然而，因为国家政策和战争计划需要保密，他不能进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一向聪明的秋山找到了马汉在纽约的住所，两次拜访了他，希望他能对自己的专业培训提点建议。马汉告诉他，在海军战争学院几个月的课程很难满足他的胃口，相反他要求秋山尽可能广泛地阅读古典的和当代有关西方海军和军事史的著作。

秋山给加藤友三郎(军务局成员，对华盛顿会议日本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后文会反复提到)报告他的工作进展, 他说：“马汉上校认为海军的策略仅仅靠学术研究是无法掌握的，我同意他所说的。最重要的是参加海军实践。”秋山认为，“马汉有着明确的策略和民族主义野心, 我认为我们必须对这个老人保持警惕的目光。”带着对美国新近吞并夏威夷以及决定占领菲律宾的回忆，他开始对美国进入东亚的野心警觉起来。

1900年，秋山返回日本后曾担任参谋军官。1902年，被任命为高级讲师，在海军大学校教授新设的海军战略战术课程。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引进从纽波特学到的先进的兵棋推演和桌上演练。桌上演练，在马汉执掌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改良，使用大型的图表、沙盘、船舶模型和标记来模拟与假想敌之间的战斗。这些战争模拟给日本海军提供了一种和美国海军相同的有条理、可操作性强的海军理论运用方式，又加深了两支海军相似的程度。

据秋山的一个学生说，秋山的讲授“在帝国的海军教育中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在他的战略基础课程中，他明确地说：“战争的主要目标是进攻，战斗力的主要元素是攻击力，战列舰是控制海战的作战单位。”秋山的战略成为1910年《海战要务令》的基础，先后经过五次修改，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一直是日本海军的行动指南。《要务令》宣称：“决战是战争的精髓，战争必须是进攻性的。一场战役的目标是快速消灭敌人……其要点是先发制人和集中兵力。”由此可见，马汉的教义，特别是进攻的重要性、大型战舰和舰队决战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和小笠原不同的是，秋山从未不加批判地盲从马汉。他充分考虑了日本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根据日本的军事传统和他个人的战斗经历修正了马汉的理论，认为马汉的有关制海权的概念需要一个清晰的定义。马汉的理论忽略了在无比广阔的太平洋上要确保海权完全控制的实际困难。在摧毁敌人舰队这一首要重点上，秋山亦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要实现胜利，“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迫使他投降比确实地消灭其舰队要好”。在对马海战中，“截击”(ambush operations)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由于俄舰从欧洲花了 220天的时间才赶到战场。而对付美国从夏威夷岀发只要航行六千英里就可以到达日本的优势舰队，截击战术还会奏效吗？秋山和他的同事们设想出一种“渐减邀击作战”(interceptive operations)的模型。就像后来所制订的那样，渐减邀击作战包括等待美国舰队到达本土水域、进行截击和进行一个“马汉式”的巅峰对决。这一模式将成为日本海军今后三十多年中的战略核心。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由于美国对中国东北实行金元外交政策，日本在东北的所谓权益受到挑战。这一时期秋山也开始设想日本如何在中国扩大影响，以及强调在中国问题上可能会与美国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等问题。

1916年，美国海军开始了建设“首屈一指海军”的计划，这是一战间最大规模的海军扩充计划。这引起了日海军的担心，他们认为这是针对日本的。但是秋山却对此表示乐观，他冷静地认为，美国的造舰计划是由于欧战引起的，美国海军的扩张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前辈如马汉已经呼吁了几十年了”。他甚至认为美日会爆发战争是胡说八道。另一方面，他又严肃地认为“存在因中国问题和美国产生冲突的风险”。1916 年他访美期间接受记者釆访时表示：“如果外国势力，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只要敢于侵犯我们在东亚的传统势力范围，危害我们帝国的生存，我们誓将抵抗至最后一舰。”

不管怎么样，秋山真之是唯一一个既师从于马汉、又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与美国海军将领保持着广泛接触的旧联合舰队军官，他亦是第一个亲身观察海权理论在西方世界的运转方式的海军军官。基于他的原则编写的《海战要务令》，在二十世纪世纪30年代成为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

三、佐藤铁太郎“海主陆从论”的提出

佐藤铁太郎，则是进一步改造、或者说重塑了马汉的海权理论，使之更加适应日本地缘政治形势和战略现实的需要，成为为己所用的海军防卫理论。

由于日本在传统上海军的势力、影响均不如陆军，时任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与陆军大臣桂太郎围绕国防开支优先权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佐藤这时被山本派去英国学习海军战略，之后又去美国待了八个月，从此拜倒于马汉的海军至上主义理论。1900年回国成为教官，1901年按照山本的指示将在国外的学习成果写成战略宣言《帝国国防论》。这本书反对陆军的大陆扩张理论，认为海军应得到和陆军平等的经费预算，且强调日本必须利用有限的资源成为海上强国。1902年1月，山本把《帝国国防论》进呈给天皇，佐藤得以谒见天皇。山本也让一个有影响的海军军官团体水交社出版了这本书。他希望这本书可以扩大海军优先论对政府、国会和公众的影响。然而，佐藤对海军的偏袒激起了以山县有朋元帅为首的陆军的反感，并为此引起激烈的争论。不难看出，日本陆海军的交锋，从国家防御理论、对外扩张思路上就已经初见端倪，这也为日后佐藤《帝国国防史论》的写作及其“海主陆从”思想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根据马汉的理论，佐藤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富裕到可以同时维持一流的海军和陆军。他宣称海军是日本的“第一道防线”，抨击陆军的大陆扩张计划，甚至还要求陆军从朝鲜和“满洲”撤军，“历史证明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能离开海洋扩张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佐藤无疑是代表了旧联合舰队内部激进派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其进步性、合理性，但同时又有着鲜明的局限性、保守性。若要反驳，那么在他此种理论提出后的二十年——苏联成立，他亦不会想到这个红色国家的霸权是建立在强大的陆军基础上的——当然苏联受限于地理、人文等多种因素其红海军无法依照传统的海权理论那样发展。

1908年，佐藤在自己的讲义的基础上，加入了丰富的史例以及自己的作战经验，写就《帝国国防史论》。尽管这本书足有九百多页，行文枯燥艰深，但仍不失为一部经典。在这本书中，佐藤猛烈抨击陆军自日俄战争以来过分强调“大陆征服”，他认为日本必须“利用其地理位置来扩大海权”——这实际上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征韩论”等立国理论的动摇。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佐藤广泛引用了马汉关于制海权的重要性、集中兵力、舰队决战和先发制人的论述——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马汉。“一支海军，战时的目标首先是摧毁敌人的舰队以确保制海权。为达成这个目的，必须集中海军力量以歼灭敌人。”

虽然佐藤强调先发制人的重要性，但在制订对美国海军作战的方案时，其实质还是防御性的：等待美国舰队到达西太平洋，在那里联合舰队再择机与之决战。这个“截击”策略(ambush strategy)是基于日本海军在东亚海域的区域优势而作出的。实际上与秋山真之在对马海战时提出的“七段击”“九段击”的海军作战思路不谋而合，虽然马汉的理论强调进攻，但在地理环境及舰队相对实力的种种限制下，可以认为直到海军假日结束前，日本应该没有能力或者说有较小可能性可以在太平洋海域与其假想敌美国进行海军方面的直接抗衡，因而不得不采取这种看似与马汉的理论相违背的战略。

关于假想敌的问题，则可以看作是马汉对佐藤影响深刻的一个例子。在《海军战备》（1897年）中，马汉写道：“必须以最强大的，而非战争危险最大的对手，来作为衡量军备的标准。”同样，佐藤设想的假想敌并不是根据它有发动战争的意图或可能，而只是根据它的实力。他给假想敌下了一个定义，它可以是“任何国家，无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其最大的武装力量足以抗衡日本”。如果他认为美国是日本的“假想敌”，这只是意味着他把美国作为一个“衡量军备的标准项”这一观念被后任者所继承，也就可以以此为杠杆来争夺大规模的海军预算。

在《帝国国防史论》中，佐藤还没有把美国设想为可能的敌人。关于移民危机和1906—1908年在美国的战争恐慌，尽管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力”，向日本展示了比其他国家都要大得多的潜在的威胁，佐藤此时仍然认为“和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保持同等实力的海军”是不明智的，“因此，现在和这个国家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是绝对必要的”。那时的美国，作为“假想敌”的意义不过是一个日本维持最小军力的标准而已。

佐藤这一想法并不会维持太久。1912年他写的《国防计划》显示，由于加州移民问题和中国政策存在冲突、美国在中国东北对日本所得权益的挑战以及马汉“黄祸论”的存在使得日美对抗加剧。换言之，时人看来日美这两个国家早晚会发生冲突。佐藤十分担忧，但也坚决警告“如果任由美国在东亚张扬他的势力，与日本的利益冲突就势所难免”。

在关于日美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的讨论中，佐藤的看法反映了新马汉主义的决定论，即假定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日本帝国的扩张必须通过太平洋，他写道：“日美必将在太平洋上较量海上霸权”，美国似乎致力于“垄断太平洋盆地的利益，通过军事和贸易的扩张把它变成美国的内湖”。他说，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将会“把夏威夷作为它的基地并强化菲律宾的防御，战争可能无法避免，除非我们愿意放弃在中国和南洋的利益”。1908年，他还否认和美国开战的可能，至此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折。

佐藤通常被称作“日本的马汉”，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有明显不同。马汉倡导的是一支可以在和英国分庭抗礼的“优势海军”支持下进行扩张的舰队。而就日本而言，佐藤要的是“足以控制远东海域的海军力量”。他知道在两国之间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所以视野很少超越东亚（以及后来的东南亚）。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实践的区域不同。现在来看马汉的海权理论更像是要在全球确立海权，而日本只需要在西南太平洋海域夺得海权就足够了。总之，由于日美在发展海权和海外扩张方面的愿景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我们认为马汉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日本。

与马汉不同，佐藤后来身居高位，1915年8月，他出任军令部次长，但他热心的海军至上主义惹恼了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当佐藤缠着加藤要求加快完成建设“八八舰队”时，后者给了他一盆冷水：“我干不了。等你当了海军大臣，你可以干。”佐藤后来因试图加强军令部的地位，削弱海军大臣而引起加藤的愤怒，把他降职为海军大学校的校长。佐藤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在战间期去欧洲或美国考察的机会，因而没有看到在海战中革命性的变化，海战观念仍然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更遑论战间期各国对于航空母舰的应用及其发展了。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他认为不应屈从美国的“无理要求”，宁可“放弃，回家”。这样的好战姿态激怒了海相兼华盛顿会议首席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会议之后的裁军把他编入了预备役。佐藤在这一方面跟加藤宽治一样是个愣头青，既没有经济常识，又缺乏国际视野

佐藤终其一生都在为增加海军预算奔走呼唤。1936年，当华盛顿和伦敦海军条约期满时，海军引用他在《帝国国防史论》（1908年）中所说的话：“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国家是因为过度发展海军而导致破产和衰亡的。”就这样，佐藤的话又引起了随之而来的和美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从而把日本置于愈发尴尬的地位。

亦有观点认为，佐藤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海军预算，以实现“八八舰队”的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海主陆从”思想倡导的即是针对美国海军的“南进”方针，宣扬增强海军军备的重要性。1918 年，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基于一战的战争经验，修改后的方针提出了总体战思想，为了构筑总体战体制，必须占有中国的资源，但如果独霸中国，必然引起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为了应对对美作战的可能，日本制定了具体的海军对美作战计划。1923年，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受《华盛顿海军协定》的限制，第二次修改后的方针强调大力建造辅助舰，并正式将美国视为第一假想敌，由海军联合陆军制定了详细的对美作战计划，“日美必有一战”以最高国防文件的形式被确定下来。这也标志着“海主陆从”思想的正式确立，此后，日本三次参加海军裁军会议，海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1936 年，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修改，达成了实际上“海陆对等”的局面。

佐藤铁太郎之后，海军不再仅仅是受到马汉的影响，而是利用马汉的学说为海军的扩张张目，加藤宽治的所做所为就是一个例子。加藤不是马汉的信徒，我们没有看到他对马汉的作品有多么感兴趣，但也许他已经通过他的前任佐藤吸收了马汉的思想。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发展的海军至上主义思想有着马汉经济决定论传统的深深烙印，他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人，日本和它在经济、文化和军事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原因在于美国不公正地否认日本在军备上应得的平等地位而强迫其处于弱势。

加藤宽治还是较早认识到太平洋上岛屿的战略价值所在的军官。美国在美西战争后占领了关岛和菲律宾，尔后又无法保持夏威夷的中立——当然这也只是加藤的构想，在二十世纪初，日本海军还没有能力能够支持一场远在四千三百海里之外的军事行动。但这足以说明加藤的这种想法和经验会影响他今后的海军战略和对美国的认识。

在他看来，太平洋问题和中国问题是美日冲突的根源，基于马汉的海权理论、大亚细亚主义和加利福尼亚的排日、反日活动正在激化美日对抗的姿态。这种念头使得加藤宽治在作为海军首席顾问出席华盛顿会议之时，对于休斯10：6的提议毫不妥协，坚决要求美日海军实力10:7的比例，即便这个要求连首席代表加藤友三郎也表示不会支持。加藤一直公开强烈反对华盛顿体系及其所构建的海军实力对比新秩序，在华盛顿期间，他通过一系列书信、演讲贯彻着自己的海军至上主义思想。他赞同马汉，认为“海权的兴衰决定国家的命运”，“太平洋无法抗拒的诱惑”将导致一场美日海军之间的对决，双方都会为了在华利益拼死力争。从马汉的经济决定论出发，加藤认为美国作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帝国”，必然会为它那膨胀的产能寻找一条阻力最小的出路——太平洋。这不仅会造成美日在划分中国利益上的冲突，甚至会将两个国家卷入战争。

与此同时，美国于1906年制订出针对日本的“橙色方案”，海军战争学院和海军战略委员会为实现“门户开放”“门罗主义”以及排日政策、保障在太平洋的利益，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及一个相对完备的方案。海军战争学院院长雷蒙德• P.罗杰斯邀请马汉对“橙色计划”发表意见。该计划认为，日本将在太平洋蔓延，征服菲律宾，可能还有关岛、萨摩亚甚至夏威夷。罗杰斯青睐的策略是通过“中央航线”，夺回夏威夷，通过中太平洋以抢占马绍尔—加洛林一线（当时仍是德国的殖民地），收复马尼拉，再控制日本的近海和台湾，最后通过封锁扼杀日本。

马汉提出的则是一条“北方航线”。他打算把主要力量转移到阿留申群岛中的基斯卡,并从那里出发打击关岛，然后以关岛为基地直接进攻琉球群岛、封锁日本本土。马汉认为，关岛是太平洋上战争的关键。尽管他没有说出来，但北方航线具有距离最短的优势这样一个事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马汉偏好于速战速决。他确信美国公众不愿打一场要拖两年以上的战争。然而，海军战争学院拒绝了他的计划。“北方航线”被认为在气候、后勤保障、航路等方面存在太多不确定性，是危险的，“中央航线”被认为更加安全。虽然马汉特别的建议被拒绝了，但是他所展示的广阔的战略前景被“橙色计划”完全融合进去, 并将在之后三十年主导美国海军的战略。1911年计划的方案——在一次主要的舰队决战中歼灭日本海军，集中舰队以获得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以及封锁日本本土以迫使它投降，可以认为是马汉的理论在太平洋地区的应用。

同样基于马汉理论发展起来的两国海军，在1941年将迎来正面对决。然而不难看出，日本海军对于马汉的理论的理解仍然是具有很大片面性的。日本海军运用海权论具有高度选择性和随意性，在他看来它既是一种普适的海军发展思路，也带有天生的扩张性，还可以成为海军集团为自己牟利的正当理由。可能正如海军历史学家罗纳德• 斯佩克特说：“日本海军在战略上是它美国对手的忠实影子。日本海军军官深深吸了一口马汉用帝国主义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劲道十足的、也许还带点霉味的烟雾。”

（未完待续）

后记：目前在bilibili介绍华盛顿海军条约的专栏和视频已有不少，绝大部分我都仔细拜读了一下。虽然讲海军条约的文章比较多，但基本都是从具体的舰船这样一种微观的视角进行切入。这当然很好，但会议具体过程以及美日之间的争论则较少有人涉及。私以为，海军条约是时代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势必要将其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以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上进行分析，才能一窥海军条约的本质、签署的背景和影响。我很荣幸能够从条约签署前的宏观背景、各国海军发展思路及华盛顿会议的具体过程和争论焦点这些切入点为大家介绍华盛顿海军会议，以便帮助大家更好理解《华盛顿海军条约》这份文件背后的巨大意义。

海军假日前日谈： （一）日本旧联合舰队1905年以后总体发展思路

海军假日前日谈：（一）日本旧联合舰队1905年以后总体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