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三）、判断力批判

5、判断力批判

康德哲学的基本性质是二元论，表现与物自体、现象界与本体界、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等等的二元对立，正是康德哲学的出发点。但二元论却不是康德哲学的最终目的，他在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划界”后，还需要分析两者之间的统一性，甚至整个哲学体系的统一性。于是康德写作了《判断力批判》，试图以“判断力”作为中介来解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问题。

• 判断力

所谓“判断力”，康德解释道，判断力是“一个处于知性和理性之间的中间环节”，它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但它的先天原理却是使理论理性的自然法则与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协调一致、相互过渡的“调整性法则”。

无论是思想还是认识，其表达方式都离不开判断。例如我们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张三是人”等等，其中“玫瑰花”和“张三”是特殊，“红”和“人”则是普遍。所谓“判断力”就是把特殊包含在普遍之下进行思想的能力。

判断力分为两类，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知性使用范畴思考感性直观，用自然法则决定经验，这属于“规定判断力”，规定判断力是将直观杂多归摄在知性所予的自然法则之下的认识能力，是一种用知性的一般法则规定一切的尝试。然而世间万物多种多样，有时涉及某个特殊事物的特殊规律仅仅与这一个事物的一般可能性有关，这时我们就需要一种为特殊事物寻找特殊法则，谋求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判断力，这就是“反思的判断力”。

“反思的判断力”需要一个先验原理作为反思特殊事物的基础，这个先验原理就是“合目的性原理”。康德的目的论不同于神学目的论和沃尔夫的外在目的论，它是一种“内在的目的论”，按照康德的规定，一个对象的概念，就其同时包含着这个对象的现实性的基础而言，就叫做“目的”。而一物若与诸物只是按照目的而可能的性质相一致，就是该物的“形式的合目的性”。所以，所谓目的就是一事物的概念（本质）之中包含着它自己的内在可能性的根据，因而它的形成与发展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因素而是凭其内在必然性实现的。

自然的合目的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的合目的性”，一个是“质料的合目的性”，亦即主观的合目的性和客观的合目的性，前者是自然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后者则是自然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因此《判断力批判》相应地就分为两部分：“审美判断力批判”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

• 美学

我们在了解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就遇到过苏格拉底的提问：“什么是美？”，康德把这一问题转化为了“什么是审美判断？”的问题。他主张美的本质是主观的而且是纯粹形式的。审美判断与科学知识的逻辑判断不同，它基于美感而不是认识的概念即范畴。换言之，一个事物被称为是美的，并不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因为它符合了主体的某种形式，从而引起了主观上愉快的美感。

那么，事物究竟在什么样的主观条件下才是美的呢？与知性之“规定的判断力”的四组范畴相应，康德从质、量、关系和样式四个方面对美感进行了分析。

从“质”的方面看，美是无利害无功利的。如果一个事物满足了我的功利需要，这个事物与我就有了某种利害关系。而一个审美判断只要夹杂一点儿利害关系就会有所偏爱就不是纯粹的欣赏了。因此美感与感觉快感和道德快感不同，感觉快感和道德快感都是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美感则不受对象性质的限制，完全是主观形式上的满足，因而是一种“自由的愉快”。

从“量”的方面看，美是一种没有概念的普遍性。概念的对象是普遍性，而审美判断则与感觉快感一样以单个具体的事物为对象，所以一切审美判断都是单称判断。但审美判断又不同于感觉快感而要求普遍的赞同，当我说这朵玫瑰花美的时候，在我的心中也同时期待所有人的普遍赞同。这种普遍性并非来自概念，而是源于人人共通的“心意状态”。

从“关系”的方面看，美是没有目的的目的性。审美判断与其对象之间没有利害功利的关系，因而是没有客观的目的。但是审美对象又符合了我们“美”的“目的”，所以从主观的合目的性来看，它又是有目的的。这就是说，审美判断在内容上是无目的的，而在形式上却是符合目的的。

从“样式”的方面看，美是没有概念的必然性。美的形象与美感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只要我们面对一个美的形象就必然会产生审美的快感。美具有人类“通感”引起愉悦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是从逻辑上分析出来的概念必然性，也不是要求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道德必然性，而是来自某种“共通感”的形式上的必然性。

康德对美的分析表明：一个对象既可以是认识的对象也可以是审美的对象。作为认识的对象，事物服从于知性之必然的自然法则；而作为审美的对象，事物符合了对我们而言的主观的目的性。而如果要将自然与自由这两大领域统一起来，仅说明自然在形式上符合主观的形式是不够的话，我们还需要说明它在“质料”上其自身就具有客观的合目的性。

• 目的论

自然在客观上的合目的性不能是“外在的目的”而只能是“内在的目的”。因为前者只是简单的关系，只是事物机械的变化。例如雨水下落的目的是使土壤潮湿，土壤潮湿的目的是提供树木成长需要的水分，如若我们认为这些变化也能是一种“目的”的话，我们就会陷入目的与手段之间无穷无尽的推演中，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某种超自然的存在亦即上帝作为目的的终点，然而这样的目的就变成了神学目的论而不是自然目的论了，而且也超越了我们的认识能力的界限。

所以对于我们要寻找的自然事物，它由之而起源的因果作用不能来自外在的机械作用而是由它自身的原因所决定，而这个事物就是“人类”。他在《判断力批判》里讨论了有关目的论和机械论的“二律背反”：正题：一切物质自然及其形式必须按照单纯机械法则的判断才能产生；反题：一些物质自然的产物不能按照单纯机械法则的判断而产生。

这个两个辩题分别代表了当时的唯心论体系（包括偶然论和宿命论）和实在论体系（包括物活论和有神论），康德认为这两个体系都是具有理论缺陷的独断学说。他从批判的角度出发，正题是规定判断力所确定的一个客观原则，解释了自然产物的作用因，而反题是反思判断力托付给自然事物的理性准则，赋予自然产物超感性的依据，也就是人本身。人类依于自然法则而诞生，并在诞生之后成为地球上一切其他自然物都与之相关的“那个自然最后目的”。

那么，这个最后目的在人身上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在康德看来，自然的最后目的就是人的文化。人这种理性存在具有一种对于各种目的的“适宜性”，他可以使自己适合任何目的，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而人对于任意目的的适宜性亦即自由的产物就是文化。换言之，文化是人自由地运用一切自然目的的能力的产物，它是人的主观形式在客观世界中的实现。在康德看来，我们可以将文化看做道德意识的必要条件，也是从自然到道德的必要的桥梁。

康德对于他的哲学体系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哲学体系并没有得到最终的完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已经有了，这就是以批判为前提、以自由为“拱心石”和基础、以道德作为“终极目的”、以目的论为形式的哲学体系。然而康德只是分别完成了有关理性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判断力的证明，却没有将它们结合到一起将理性本身作为一个统一的体系来加以论证。

康德意识到了他的哲学体系还是尚未完成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体力和精力已经不允许他再做这样艰难的哲学思考了，他在书桌前有时甚至难以集中精神，在他写作哲学的时候因为思维混乱时不时夹杂着莫名其妙的菜单和日常琐事的记录。然而，无论康德哲学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都无损于他在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他的后继者们在他在世时也已经开始构造一个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康德哲学就是现代哲学的开端。

那么，康德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哲学遗产呢？

人们经常称康德哲学是进入哲学王国的桥梁和关隘，哲学之为哲学，根本上乃是一种理性的理论思维活动。在康德之前，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把理性看做是哲学思考自明的前提，于是往往陷入独断论的陷阱。而康德对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使哲学深入到了理性批判的维度，他要求我们在以理性进行哲学思考乃至建立哲学体系之前，先将理性本身考察清楚，这样才能确保理论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康德对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的探索也令人赞叹。他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处写到——也是在他墓碑上刻着的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就有形的感觉世界而言，我们作为自然中的一个成员与其他一切自然存在物一样，只不过是自然无穷无尽的因果锁链上的一环。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之中，我们的家园——地球——不过是沧海一粟，一颗无足轻重的沙尘，我们自己则是活动于这粒沙尘上的微不足道的渺小生物。我们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被赋予了极其短暂的生命，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时何地将交出生命，重新加入到自然之永恒的物质循环之中去。从这个意义看人类，他仅仅是有限的自然存在物，即使他有认识能力，可以认识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甚至这自然法则就是由他的知性赋予自然的，那也无济于事，因为无论如何他都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其地位与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就那无形的理智世界而言，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样一个超感觉世界向我们表明，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理性存在者，而作为理智世界中的一员就无限地提高了他作为人格、理智的地位和价值。在人格中，道德法则的自律性呈现出某种独立于动物性、乃至独立于全部感觉世界的生存方式，它表明作为理性存在的人具有自己为自己立法，完全由其自身决定自己存在的真正的自由。当他遵从道德法则行动的时候，他就摆脱了仅仅作为一个“物件”的他律地位，而具有了超越于一切自然存在物之上，不受自然限制的自由和尊严。当然，我们不可能从认识上来确证这个理智世界的实在性，但是在实践领域它至少可以通过道德法则所引出的“至善”而推导出来，而且这个终结目的决不仅限于今生今世的条件与界限，它使我的存在指向永恒。”1

这就是康德的道德观，他之所以要批判形而上学就是为了自由这个崇高的理想，他之所以要重建形而上学也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显然，无论今后人们对形而上学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只要人类理性还保持着这个至高无上的理想，那么康德哲学就有其永恒的魅力。

1、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