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论西方伪史（转自生民无疆）（8）

八卦谈佚名 ▪ 2023-10-25 20:34:20

大家好，我是石小小小小小小天，深扒西方伪史，咱们继续。（声明一点，本文所有观点均来自西方伪史大佬——文行先生的观点）

十六，极度抑商的欧洲

不比不知道

统一度量衡是商业繁荣的基础。早在秦朝，我国就完成了全国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而欧洲各国全面完成货币和国内度量衡统一，是19世纪的事情。18世纪，在法国走街串巷卖布卖米，商人得准备好几种尺子和秤杆。

货币和金融是商业的血液。唐朝废除原始币制并诞生银行业和信用制度；宋朝诞生了纸币；元朝时纸币成为通用货币。元朝同时期，西欧大多数国家内普遍使用N种硬通货。

常年商品市场是商业繁荣的前提。最晚在汉朝，我国普遍出现常年商品市场；到唐朝形成了全国性、地区性商业中心，每个县至少有一个常年商品市场。直到15世纪西欧才出现个别的常年商品市场。

城市化程度是商业化水平的标志。汉朝国土面积至少是13世纪末法国的10倍，据《剑桥中国秦汉史》，全国人口不足6000万，西汉首都长安“据估计，至少有8万户，最多达16万户”，还另有至少1500个城镇。13世纪末的法国，尽管人口多达2000余万，而“巴黎居民不超过20万；鲁昂7万。这些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工业发达是商业繁荣的物质保证。自古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输出的是瓷器、丝绸等手工制品，输入的是金银和粮食、石材、木材等原材料，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清朝中晚期。14世纪中期工业最发达的佛罗伦萨的“200个大企业” “雇佣了3000多人”，即平均每个“大企业”员工不足20人。相比之下，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岳父的雇工便上千人。

文化开放是商业繁荣的思想保证。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就是不排外，能够宽容、善待外来文化和外国人。汉朝与匈奴战争不断，但不歧视匈奴人，归顺汉庭的匈奴人，只要有才，一样可以做官。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民，在中国自由地求学、经商，大批外国人在中国定居。生活在中国的穆斯林、犹太人，多取汉名、用汉字、读汉书，参加科举考试，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同当地人通婚，很好地融入社会。欧洲正好相反，对异教徒和外国人往往极度排斥，百般刁难，随意剥夺他们的财富甚至生命，使得外国人无法融入社会主流，始终成为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群体。

政府开明和支持是商业繁荣的政策保证。中国历代政府积极改善交通、治安、税收等经商环境，在进行城市建设时，便首先考虑到市场的规划，安排专人对管理市场日常事务，全国商路畅通无阻。形成鲜明对照的， 13世纪时，仅莱茵河的德国段，关卡最多时竟达到62处，一船货物的60%被征为捐税，而且贵族们还经常有组织地抢劫过往商船。18世纪的法国，国内关卡林立，在法国国内转运商品的花费，比从中国运到法国还要多。

中国是否可以称为城市文明或者商业文明呢？当然不行！

文明的定义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工商业主导全社会经济生活时，才能称之为“工商业文明”；只有全社会大部分人口谋生于城市，才能称之为“城市文明”。

工商业、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宋朝（10--13世纪），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工商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接近20%。这和法国19世纪初期的水平相当。倘若这也叫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应该用一个什么词儿来称呼？

儒家重农，但不抑商。在儒家思想主导下，中国的商业化、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水平都远高于西方。“专家”们不知道上述历史事实吗？不大可能。说儒家思想阻碍中国商业化、城市化进程，无非是为了自残中国历史、妖魔化中国传统文化。

十七，逻辑颠倒的李约瑟和毫无科技的古希腊（上）

据说，当今学界存在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具体内容是：“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读来读去，不变换其本意，这段话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改为：古希腊才是世界科技的源头，为什么中国竟然曾经超越欧洲？阿拉伯人占有了古希腊的全部成果，中国凭什么与它并驾齐驱？

于是乎，由于种种原因，连中国是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甚至连中国能否与古希腊比一比“古”字，也成了问题；连四大发明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也成了问题。

百花齐放的中国

中国到底是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不是问题。丹皮尔教授说：“在历史的黎明期，文明首先在中国，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尼罗河几条大河流域从蒙昧中诞生出来。”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全球通史》，尽管将古希腊排在印度和中国之前，但也承认中国既古老又独特的文明古国；在《新全球史》（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则直接将中华文明追溯到7000年前。

众所周知，在我国，目前可以批量查阅到的不带神话色彩的史籍，最晚始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按照传统说法，这时期学派分为10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其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著名学者就有孔子、老子、墨子、李悝、孙子、孟子、荀子、庄子等数十位。如果按照当今的专业来分，至少包括文学（如屈原）、政治学（如孔子）、哲学（如老子）、工程技术（如墨子）、经济学和法学（如李悝）、军事学（如孙子）、教育学（如孔子）等。所谓争鸣，大家主要是围绕着哲学（如“白马非马”之类的课题）和治国理念方面展开的。

春秋战国是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时代。学者们自由著述，设馆授徒，开门讲学，周游列国随意传播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主张，草民曹刿也可以指教国君作战，没有一个人担心会像苏格拉底那样被告到“官府”，更没有哪一位因此被官方关押、审判、杀害。丹皮尔教授说，因为雅典的“普通人民信神之心极其虔诚；阿拉克萨哥拉就因为是无神论者被赶出雅典，同样的罪名也是苏格拉底的罪状之一，虽然他反对阿拉克萨哥拉的见解，事实上是领导了一次宗教复兴。”苏格拉底悲叹：“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并且爱你们；但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雅典人啊！不要打断我，听我说……现在，雅典人啊！我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要为我自己来进行辩护，而是为了你们……”

财政学常识告诉我们，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是政府的事情。比如数学、天文学，属于不能赚钱的纯科学，除了有钱又有闲的高级知识分子，谁也不会感兴趣。除非国家投资，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参与，科研工作无法进行。直到今天，无论是亿万富翁云集的美国，还是在贫穷的中国，诸如“1+2=3”、银河系有多少颗星星，只有国家花钱来干。

埃及、巴比伦有这条件，中国也具备这样的条件。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地“方千里”、人口数百万、财力雄厚的国家。

王公贵族为了自己的孩子保持贵族气质，于是政府创办学校教授“六艺”。

各国有自己的“纪年”，于是政府投资设天文台，安排专人安心撰写“星经”。

为了打仗，政府投资建立军事装备研制生产机构，安排专人撰写“马经”，创新弓弩。

粮食和钞票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各国设农官、建市场，发展农业，鼓励工商业。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一个国家长远发展必须做的事情，五霸七雄都在很认真地做。

有了国家的支持，我国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政治学、史学、音乐学等等，都十分发达，科技成果之丰富，可谓举不胜举。

技术进步，是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考工记》反映出的工程技术水平，令人叹为观止。作为《周礼》的一部分7000余字的《考工记》，是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的规范性文件，用现代科学语言讲，叫做“国家标准”。按照所谓“国际惯例”，进入东周之后，则应该称之为“国际标准”。该书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分别介绍了车舆、宫室、兵器、礼乐之器等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涉及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专业知识。

这部著作让我们知道，2000年前质量管理和标准化工作就很科学。西方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准确地说，直到 “科学管理之父”美国人泰勒出道后，才认识了标准化工作的价值。比较一下泰勒的 “科学管理”著作与《考工记》，是件有趣的事情。

齐国仅是五霸七雄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见到其它四霸六雄的《考工记》。

身份明确的《春秋》、《国语》、都江堰、灵渠、兵马俑、方鼎、编钟、“标准化”兵器等等，已足以让我们眼花缭乱。

毫不夸张地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力，都远强过整个希腊之和。古希腊 “重装步兵”遇上中国诸侯的战车队骑兵队，只有被屠杀的命运了

科技的前提是教育，而希腊城邦和希腊化的政府都不举办学校教育。《探寻古希腊文明》说：斯巴达人蔑视教育，而雅典的“有钱人家通常会继续他们孩子的教育直到18岁，他们有专门的教师教授医学、法律、修辞课程，或由智者教授的流行课程。”“大多数教师是奴隶，有时为自由人，教长通常为自由人。男童一般由一名被称为paidagogos的奴隶陪同上学。”雅典的教育质量显然是不可靠的经济基础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在谈到古希腊罗马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75%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纪念碑和其他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

天文学有赖于一批敬业的科研人员长期不间断地天文观测与演算推理；医学、生理学有赖于大量的解剖与药物实验（尽管希腊人禁止人体解剖）；植物学需要长期不懈的观察、种植与研究；物理学需要大量的持续的实验。只有在大量的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才能有所成就。

姑且不论古希腊文献中有无“政府”创办科研机构的记载。雅典人口至多不过15万，如此雅典的青壮年男子也就二三万人。假设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战事连绵时代，土地贫瘠、忙于打仗经商的雅典，是否承担得起见不到任何经济效益的科学研究？

回答自然否定的。直到今天，即便是在当今美国，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除非头脑发昏，绝不会建立专门的机构，供养1000人专搞纯科学研究。

十七，逻辑颠倒的李约瑟和毫无科技的古希腊（下）

希腊科研无目的？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推动实用工程技术的发展。雅典没有发明出像样的实用“技术”，反证了我们的推断。

探寻古希腊文明》说：“尽管希腊人在建筑及手工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但许多重要的技术革新并非希腊人所为。……人们似乎并不重视实物上的进步，发明创造的应用亦十分缓慢。”丹皮尔教授也说：“在实用技术领域中，我们从传说中知道几个朦胧的人物……”直到罗马帝国时期， “有一件事情是很显著的：工业永远与希腊本土无缘”。

按照主流的说法， “希腊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1000多年来，希腊文明始终没有为社会贡献像样的“技术”。

雅典有一个著名的柏拉图学园，据说一直办到529年，经历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东罗马时代。东罗马帝国，贵族们说的是希腊话，读的是希腊书，连皇帝也是希腊人，这个千年帝国竟然没有“科学”过。

在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很多过去被当做是欧洲数学家在16、17、18世纪中得出的了不起的新概念，今天都被发现其实是阿拉伯、伊斯兰数学家在差不多四个世纪以前的想法。现代数学研究的风格，在很多方面也都更接近于阿拉伯、伊斯兰数学成果，而不是古希腊。”

拷贝来的希腊“学说”

西方学者告诉我们：希腊的一切“学说”，全部属于复制品。

专门《探寻古希腊文明》英国专家介绍了古希腊“科学技术” 的来历：

数学：“据信，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而泰勒斯将几何学从埃及传入希腊。”

天文学：“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已经在航海及日历等领域利用天文周期，而古希腊人亦借助于天文学用于同一目的。……随着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天文学知识的传播，人们开始更多地从事天文学研究”。

医学：“荷马的《伊里亚特》中描绘有对伤者的治疗，这与关于古希腊早期外科手术工具的证据一起，表明古典时代之前的外科学引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医疗实践。”

科学史家丹皮尔教授叙述的更详细：

数学：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教授指出，“巴比伦的数学和工艺要素显然是从非闪族的萨马利亚人得来的。萨马利亚人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统治那个国家1000年之久。在巴比伦人的碑石中发现过乘法表、平方表和立方表。他们采用了12进位制，是分数易于计算，同时还采用了我们的手指得到启示的10进位制。为了把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他们对60这个数目特别重视。这种双重计算法的平行应用成为重量和度量----圆周及其角度的划分，英寸、英尺及平方英尺，达伦和蒲式耳----的基础。……但是，实际知识是和巫术观念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也一块由巴比伦向西传布。”埃及“最早的算术和几何学历史文献证据是一份纸草纸，这份纸草纸残片在大英博物馆内……纸草纸上记有关于分数和普通算术四则的一些说明，乘法是用屡次相加的方法得到的。上面还记载有测量的规则。天文学：丹皮尔教授指出，“时间的有系统的测量在巴比伦也开始得很早。……公元前2000年左右，巴比伦尼亚的一年已定为360天，或12个月，市场还加入闰月作必要的调整。一天又分为若干小时、分、秒，还发明了简单的日晷----一根直立的标杆----来标志时间。人们对太阳和行星在恒星中间的视运动进行了观察，并且按照太阳、月亮及五个已知的行星给一周的七天命名，使周成为又一时间单位。

……有些巴比伦尼亚星象家已经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巴比伦的天文观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这可以说是科学的天文学的起源。功劳应该属于巴比伦尼亚及它的三个学校：乌鲁克学校、希拔学校及巴比伦的波希帕学校。……公元前540年左右，即迦勒底人征服巴比伦尼亚之后，占星术在巴比伦达到鼎盛时期。200年以后，又传到希腊，再由希腊传到当时已知的世界。”

医学：“如果埃及在天文学方面落后于巴比伦，没有像迦勒底亚的那样有名的占星家的话，他们在医学方面的地位却恰恰相反。我们已发现有好几种重要的埃及纸草书卷，并且翻译了出来，上面载有医药论文。……外科毕竟是有了一个开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雕塑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埃及外科医生施行手术的证据。当时有僧侣学校训练出来的医生，有治疗骨折的接骨郎中，有治疗埃及经常流行的眼病的眼科医生。……配置药物和香料的技术达到高度完美的状态，许多埃及药品当时都闻名全世界。埃及医学后来传到希腊，或许是经过克里特岛传去的，接着又由希腊和亚历山大里亚传到西欧

丹皮尔教授说：“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之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他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这观念的混合过程是逐渐向西推移的。效果最初是在爱琴海的爱奥尼亚海岸出现的”。

丹皮尔教授说：“荷马写作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9世纪。他给阿卡亚人的肤色安上了白皙或褐黄一类的形容词；地中海人死后都实行土葬；但是荷马笔下的英雄却用火葬；他们使用铁器，而较早的希腊人民却使用青铜器……”这就是说，连荷马史诗的真实性或者原创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确实，不少西方学者对“荷马史诗”的来历产生疑问，因为其中许多东西，明显来源于西亚地区。

惊人的巧合

公元前546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小亚细亚，公元前525年冈比西二世征服埃及，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将印度的旁遮普变为一个省，波斯帝国熔印度、埃及、巴比伦三大文明古国于一炉，教育、科技、经济、交通均处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直到公元前330年灭亡。意味深长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如雨后春笋般百花齐放起来！

古希腊知名人物，除了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小亚细亚的阿布德拉的学者普罗泰哥拉的学生）等个别人物之外，要么是波斯帝国国民（如果以出生地确定国籍的话），要么和伯利克里（约生于公元前495年）、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等人一样，是留学波斯的海龟。

泰勒斯，希腊的“科学和哲学之祖”，出生于波斯帝国的米利都；

毕达哥拉斯（约生于公元前550年），小亚细亚的萨摩斯人，曾远赴印度求学；

《几何原本》首创者希波克拉底（生于约公元前470年），小亚细亚的基奥斯人；

神医希波克拉底（约生于公元前460年），小亚细亚的科斯人；

植物学家塞奥弗拉斯图斯（约生于公元前370年），是小亚细亚的埃莱苏斯人

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1年），生于萨摩斯；

天文学家奥托里库斯（公元前4世纪人），小亚细亚的皮塔内人；

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公元前300年人），籍贯不详，长期生活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据说是《机械原理手册》作者的费隆（公元前3至公元2世纪人），是拜占庭人；

天文学家卡里普斯（生于公元前287年），小亚细亚的库及库斯人；

阿基米德（生于公元前287年），意大利的叙拉古人，曾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求学；

匪夷所思的是，在《探寻古希腊文明》列举90名知名哲学、科学家中，波斯帝国灭亡后出生的，仅18人。

波斯兴，希腊学术兴；波斯亡，希腊学术衰。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十八，愚昧无知的古罗马帝国

罗马的教育：“军事训练”

　　　　　　古罗马自立国，到帝国内战爆发（公元337年），这大致相当于我国战国晚期至东晋初。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科学是否发达，只需看看其社会风尚和教育制度。今天，欧美国家的大街上、车站、空港，到处都是捧着书读的人，欧美科技发达就不足为怪了。（小天注:可惜作者不知道，欧洲有了无线网之后就“丢”掉了这个习惯。）

读书的动力，源于社会压力和个人精神需求。中国与西方不同，除了皇室成员，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贵族阶层，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主要靠自己的学识从竞争环境中博取，所以，想读书、爱读书、勤思考的人是绝大多数。古罗马，是一个军事贵族主导、公民享受生活的社会，人们对于读书提不起任何兴趣。

　　　　　　当汉朝皇帝设置博士和学校倡导读书、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在中国首都的太学攻读的时候，在罗马皇帝持续稳定地亲切关怀下，罗马城里，“使这些游手好闲的群众真正感到激动和欢乐的，仍然是频繁举行的公众竞技活动和各种节目。……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天刚破晓时候就赶去占地方，还有很多人就在近处的柱廊上度过焦急的不眠的夜晚。观众的人数有时多达40万，他们不顾日晒雨淋，从早到晚全都全神贯注地观看着”，“罗马的宏伟宽大的剧院里常常有3000名女舞蹈演员和3000名歌手组成的各种合唱队在各个高手的领导下一同献艺。”

　　　　　　当汉朝皇帝设置天文台（灵台），当中国的张衡正在观察浑天仪、地动仪运行状况时，罗马贵族们却“完全相信肠卜师们通过观看牺牲的内脏做出的关于他们未来将如何伟大和显贵的预言；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没有根据占星学的规定，认真弄清水星的位置和月亮的状态之前，便决不肯洗浴、进食或在公众面前露面。”

富贵不过三代的中国古训，在西方也是管用的。古代中国是个科举取士国度，但是，锦衣玉食中的贾宝玉、薛蟠、贾琏之流，纵情于声色犬马，将读书视作洪水猛兽。读书与做官无关的罗马帝国，不愁吃不愁穿的罗马公民更是懒得读书了。吉本说：“求知活动很少能引起贵族们的兴趣，他们讨厌学习带来的疲劳，也看不见学习带来的好处；他们唯一有兴趣阅读的书籍是尤维那尔的讽刺作品和关于马里乌斯•马克西穆斯的冗长、荒诞的历史。他们的先辈留给他们的图书馆，就像黑夜的坟墓一样整天不见阳光。而剧院用的贵重乐器、笛、巨型竖琴和水力风琴，他们却让人造来自用；声乐和器乐合奏的乐曲声不停地在罗马宫殿里回荡。在那些宫殿之中，声色更重于知识，而对身体的爱护则更重于思想的提高。

罗马帝国不同于部落林立的古希腊，它是一个国家，有专门的政府机关考虑政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财力雄厚，所以，他们出钱办学校抓教育，表现出来的比古希腊高明得多。帝国给学校老师们的待遇还很不错，君士坦提努斯就规定：“医生们、学术教授们以及他们的妻儿们可豁免一切公职和费用；不列入民兵服役名册，也无需接待宾客或缴纳任何费用”。

罗马以军事立国，后来的帝国皇帝和官员多是军阀出身。军阀是不希望下属太有脑袋的，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除了忠心，就是看上阵杀敌的本领。罗马公民如不具备当杀人机器的条件，啥好处也捞不到。因此，罗马广泛推行军事化教育，学校主要对学生进行军事体育训练，目的是培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杀人机器。罗斯托夫采夫说：“谁也不要求专门订出一种教育标准。用教育来作为区别一般上层阶级的一种标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对于京都和意大利诸城市的贵族子弟和自由民出身的青年所要求的唯一的教育训练，是某种程度的军事体育训练。

在罗马，文化教育也不是完全没有市场。帝国东部地区，如西亚、埃及，读书之风得到传承，并且渗透到了罗马城。这些读书人，有的设帐授徒，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到处发表高论。读书人知识多，主意便多，喜欢品头论足，怪话连篇，慢慢的，罗马出现了一个“犬儒学派”。犬儒们的胡言乱语，影响到八旗子弟的脑袋和嘴巴，有动摇罗马帝国根基的危险，结果犬儒们统统被放逐到极远极荒之地。有点文化又有唱反调的毛病的贵族，多是被割掉脑袋不得善终.

帝国对学校的监管达到疯狂的地步。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这道“敕令”：

　　　　　　“瓦伦提尼安、瓦莱里乌斯和格拉蒂安给罗马行政长官奥利布里乌斯的敕令

“１、一切来罗马求学的人，到达时必须立即向人口调查局长呈交批准他们此行的省长签发的阐明他们的住处、年龄、身份和职业的公函。

　　　　　　“２、他们同时还必须声明他们特别想研究的是什么学科。

　　　　　　“３、他们必须随时把他们的住址报告人口调查局，以便那个部门的官员注意他们是否始终进行他们自己指定作为其追求目的的那个学科的学习。

　　　　　　“４、上述官员有责任注意学生们在听课时是否按照合适的方式行事，避开一切可以得到坏名声的机会，不参加任何我们视为简直是罪恶的私人团体。他们不可以过于频繁地去看戏，也不得沉湎于国都的享受和宴乐。任何学生如果忘记了他作为攻读文科的学生应有的高贵品行，就将公开地受到鞭笞，并被不光彩地逐出城市，送回原地。那些勤奋学习者可以留在罗马，直到他们年满二十岁为止，如果那时他们忘掉了没有自动回家，则行政长官应使他们离去，不论他们愿意与否。这些规则应严格遵行，您阁下应立即命令人口调查部门的主要官员每月提出一份关于所说的学生的报告，阐明学生人数、姓名、何时来到罗马，他们的一般鉴定，其中谁的居留罗马期限已经届满、必须送回非洲或其它行省……这种报告应每年呈送我们一份，以便了解学生们的各种优点和学得的知识，以便判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我们的工作究竟可取和合乎需要到什么程度。”

对孩子们关心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基佐评价道：“在各学校内部完全没有自由；全部教授都是随时可以被免职的。皇帝不但有充分的权利可以把他们从一个城市调到另一个城市，而且可以在他任何合适的时候，随时撤消对他们的任命。”

罗马皇帝的智商，也是这种教育的产物。罗斯托夫采夫说：在这样一种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四世纪时的皇帝（特别是迪约克勒戚安）是在横暴强迫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现象，从来没有遇到过其他任何方法。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有限的，他们只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拯救罗马帝国是为了把它变成一个容纳几千万人的大监狱，这样做是否值得？”

呆在夹缝中的世俗文化教育，却受到基督教神学的抵制。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基督教神学进入罗马并迅速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丹皮尔教授说：“到帝国接受基督教时，这个组织便依靠正在衰退但仍然占有优势的罗马传统力量，成为不可抵御的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在390年间被德奥菲罗斯主教加以毁灭，一般说来愚昧变成大家恭维的德性。当基督教成为人民的宗教后，这种态度变得更加残酷。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所产生的这一结果：415年，西帕西娅被杀害。她是天文学家塞翁的女儿，也是亚历山大里亚最后一位数学家，可是竟被基督教徒异常残忍地加以杀害，而这个暴行据说是西里耳教长所主谋的。”

广大基督徒坚决抵制世俗的科学文化教育。基佐《法国文明史》说：“在许多高卢城市里，人民自己也是反对他们的，因为人民至少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因此都不喜欢完全异教传统和异教志趣的学校。因此教授们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学生们所处的地位也几乎一样，它们都是一大批宗教裁判所的、令人恼火的治安法规的对象，在这些法规之下，他们是毫无保障的。”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倒塌，夕阳西下的世俗学校被教会学校所取代，世俗教育寿终正寝。

罗马科技“成就很少”

罗马的粗鄙武夫也有优点，就是讲究实用。科学史家丹皮尔教授说：“罗马人在理论科学方面成就很少，但在实践方面却值得注意。罗马的卫生和公共保健事业都安排得很好。清洁饮水用巨大的导水管引到市区内，市内设有公共医疗系统和医院，军队中设立有医官。” 建设于罗马扩张时期的罗马城，确实建设得很“现代化”，其建筑质量和艺术水准都是上档次的。

没有科学研究的导引，实用的工程技术的进步是不会持久的。没有牛顿等人的贡献，就没有后来的工程技术推动的工业革命。科学研究的废弃，工匠的世袭制、奴隶制，致使罗马的科技文化、工程技术水平江河日下，若干年后，连复制一个罗马城的能力也没有了。

君士坦丁登基后，和很多罗马皇帝一样，他不喜欢罗马城，想要建一个“新罗马”。他没想到，罗马帝国的工程技术水平，远不如几百年前，已经造不出新罗马城了。吉本描述道：“由于技术水平日益下降，现有的建筑师不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庞大设计的要求。于是他指示帝国最遥远地区的各省总督立即兴办学校，指派教师，并利用可以获得奖金或特权的诱惑，把大批曾受过较好教育，有一定天赋的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并从事建筑业的工作。新城的建筑工作是君士坦丁依靠他的统治势力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才进行的；但装饰用的作品却全都出自伯里柯利和亚历山大时代最著名的大师之手。”

房子建好了，石匠们做不出像样的雕塑和其它装饰品，“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腊和亚洲的许多城市的最有价值的珍宝全都被洗劫一空。”将各地好东西全部搬过来。

贵族子弟学打架不读书，百姓的孩子信教不读书，罗马成为文化沙漠了。罗斯托夫采夫分析道：“从文化精神方面来看，主要的现象是古代文明、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文明衰落了。东方文明是比较巩固的：它们掺杂了一些希腊城市文明而继续维持者，甚至在波斯和大食帝国还曾一度出现灿烂的复兴现象，更不用说印度和中国了。这一演变也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希腊文明在其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领域如精密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创造力完全穷竭了。这种衰落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即已肇端。……这个现象的另一方面就是在民众中间发展了一种新的心理倾向。这是社会下层的心理倾向，完全以宗教为依皈，它不仅忽视、而且还仇视社会上层的文化成就。这种新的心理倾向逐渐支配了上层社会，或至少支配了其中大多数人。各种神秘宗教（有东方的，也有希腊的）在上层阶级中广泛传布就反映了这一点。基督教的胜利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最高峰。”

偏爱罗马的“专家”，会大谈罗马城建筑得如何富丽堂皇，也许会提及罗马人如何拷贝了几部东方人的农学、医学著作。如果勇气十足，还会说亚历山大里亚昙花一现的数学成果，但一定不会深究其来源。无怪乎丹皮尔教授说：“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北方民族推翻罗马，与其说是野蛮人摧毁了文明，倒不如说是把已经倾颓的废墟打扫干净，让将来的新的大厦好建筑起来。”不过，“建筑”这新的大厦，整整花了1000年，才开始有点模样。

无疑，李约瑟所谓的阿拉伯人继承的“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与古罗马无关。

太学、《九章算术》与浑天仪

正如罗斯托夫采夫所说，此时的中国，已经逐步进入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度量衡的统一，造纸术的发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教育的发达，使得我国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剑桥中国秦汉史》证实道：“太学的教师逐渐增多，而且学生的人数从原来武帝时的50人增加到公元前8年的3000人，甚至在东汉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统治时达到3万人。……汉代在中国历史上主要贡献之一是自认为绅士（士）的人群扩大了。”

在数学领域，秦汉时出现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稍后又诞生了刘徽、祖冲之、甄鸾等大数学家。《九章算术》在世界上首先建立了“负数”概念；祖冲之的计算的圆周率，1100年后的德国人奥托才得出相应值；甄鸾的《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的解法， 1801年德国数学家高斯的《算术探究》中才得出同样的“定理”，因此，西方数学家不得不称之为“中国剩余定理”。

安田朴先生指出，“代数对于中国人则具有把希腊人吸引向几何的那样诱惑力。大家甚至还坚持认为（这也并非没有可能性），由阿拉伯人在西方传授的著名代数学（阿拉伯文作aldjabr），事实上最早是由汉代的中国数学家们通过印度----斯基泰世界而传给他们的。这其中翔实可靠的内容是阿拉伯文的《代数书》（Kitab aldjabr），它是自一种印度----斯基泰语译来的，写于当时与中国维持着持续关系的东伊朗地区，这部名著主要是传授了‘契丹的代数学’。”“三上义夫先生认为，祖冲之有关球体弧度的著作，是中国几何学发展和公元四世纪数学的顶峰。”“生物学在公元最初三个世纪中，便在中国得到了一种‘神奇发展’。

在物理、天文和地质学方面，更是诞生了张衡这样伟大的学者，特别是他发明的地动仪，欧洲类似的仪器在1700多年后才出现。

仅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的设计和制造，就足以证明这一时期物理学水平。制图学方面，李约瑟说：“中国的制图传统是由张衡的伟大著作所开创的，并且从未中断的一直继续到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的那个时候。”“张衡似乎应当算是矩形网络坐标的创始人。” 1947年，英国科学家王彻斯特在研究了张衡的指南车后盛赞说：“西方各国最近六十年才知道差速齿轮的道理，中国人民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应用了。”李约瑟称赞说：“它是一切控制论机械的祖先之一。”张衡在机械学方面的另一个创举，就是制造的“水运浑天仪”和“瑞轮蓂莢”都使用了复杂的齿轮系统和自控装置。李约瑟评价说： “这种仪器正是以巨型天文钟的形式走在欧洲14世纪第一具机械钟的前面。”“中国天文钟的传统，似乎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世界化学的摇篮----炼丹术全面兴起，贝尔纳《科学的历史》认为，近代化学的“任何理论可能受到炼丹术的影响”。

医学领域，张仲景、华佗这两位伟大的医学家，使我国医学基本走向成熟。

汉赋和稍后的骈文诞生，佛教的引入，儒学、道教与玄学的兴盛，则印证了思想文化之昌明。

这里所罗列的，在任何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可以找到更为全面叙述，而上述罗马帝国的“科技成就”，则是在中学教科书中不易见到的。

十九，文盲强盗拜师穆斯林（一）

文盲社会

476年，西罗马帝国覆亡了。潮水般涌入西欧的日耳曼人纷纷建国，通过无数次战争和时光的流逝，直到9世纪下半叶，基本形成了西欧今天的格局。

前面说过，西欧进入“中世纪”，根本原因并非蛮族的入侵。基佐说：“五世纪中的一切事物都证明世俗社会的学校的衰败。当代优秀的作家，例如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里和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对此都深为痛惜，在他们著作的每一页中几乎都说到，青年们已不再学习，教授们无学生可教，科学已凋萎并正在消失。”硕果仅存的世俗学校，也遭到全社会抵制。“在许多高卢城市里，人民自己也是反对他们的。因为人民至少绝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因此都不喜欢完全异教血统和异教志趣的学校。因此教授们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而且往往被虐待；实际上，除了残余的上等阶级和帝国当局外，谁也不支持他们。”

到6世纪，“世俗学校之变成教士学校，已完全实现。现在让我们看看学校里讲授的是什么课程。我们往往会在它们那里看到过去在世俗学校里讲授的那些学科的名称，如修辞学、伦理学、语法学、几何学、星占学等；但这些学科除了与神学有关的以外，显然都已不再讲授了。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一切都变成了圣经的注释，历史注释、哲学注释、寓言注释、道德注释。它们只希望把学生培养成牧师；一切学习，不论其本质如何，都被导向这个结果。有时候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反对世俗科学本身，不管他们把这些科学作了什么用途。六世纪末，维也纳主教圣迪齐厄尔在他的大教堂学校里讲授语法学。伟大的（教皇）圣格列高里为此尖锐地责备他。他写信给他说：‘一张专门用来赞美上帝用的嘴，竟为赞美朱庇特而开，这是不适当的。’我不确切知道，对上帝的赞美或对朱庇特的赞美与语法学有什么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把世俗的研究贬低了，虽然它是由教士进行的。”

基佐详细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著名教士“阿尔昆在782年到796年住在查理曼宫廷里时，最初既不是在寺院里也不是在任何公立学校里教书，而是主持一所称为‘宫廷学校’的内部学校，该校跟随查理曼，查理曼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经常来听课的是与皇帝在一起的全部人员，……很难说，这所学校里所讲授的到底是哪些课程；我倾向于认为，阿尔昆对这种听众讲的是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所皇宫学校里实际上所进行的不是教学而是对话……”

据《封建社会》介绍：“奥托大帝30岁时才学习读书；康拉德二世（注：1027----103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御用教士坦承，康拉德‘不能读懂书信’。如常见的情形，这两位父亲在非常年轻时就投身于冒险、艰难的生活，因而除了实际经验或口头演说传统，没有时间从事文化学习以便为其统治生涯做准备。较低级的贵族更是如此。我们不要因为少数王室或贵族大家族相对高雅的教养而产生误解；也不要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骑士阶级坚持发展教育的传统所蒙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育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熙德和希梅内斯的知识面大约不会太宽，但至少知道签署自己的名字。但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这一时期大权在握的中小封建主中，至少绝大多数人是不折不扣的文盲。……

世俗社会对教育的忽视，可以说明教士何以既是伟大人物思想的诠释者，又是政治传统的保持者。诸侯们不得不依靠附庸中的教会人员为其服务，以致其余的侍从者无力效劳。大约在8世纪中叶，墨洛温王朝诸王的最后一批世俗咨询官已不复存在；1298年4月美男子腓力把印玺交给骑士皮埃尔·弗洛特。这两个日期相隔5个世纪之多，在这五个多世纪里，法国诸王的大臣职位毫无例外的都由教会人员居其首位。总的来说，其它地方也是如此。

欧洲大陆贵族们“至少绝大多数人是不折不扣的文盲”，英伦三岛上的英国更是尚未走出石器时代。1066年1月，英王信教者爱德华逝世。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以亲属关系，要求继承英国王位。因为有人抢先登上王位，这年9月，威廉就带上军队在英格兰南部登陆。让诺曼底骑士们大感惊奇的是：英军，这些临时召集起来的“农民军”，不少人手里攥着的武器竟然是石斧！

文盲武夫统治下的社会，只能聊神话，谈科技是不合时宜的。欧美学者普遍承认，因为“丢失”了希腊文明，中世纪欧洲在科学文化方面乏善可陈。

欧洲的另一半是东罗马。这个最能代表正宗欧洲文化----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紧密结合的帝国，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典型的受气包、窝囊废，欧美学者往往不太提及，我也就不再罗嗦了。

如果以为整个欧洲都是漆黑的，那也是不对的。西班牙，自8世纪初以来，直到12世纪，就一直是保持者繁荣昌盛的气象。

此时的西班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穆斯林王国。这里不仅是欧洲最为繁荣富庶的福地，而且是科技发达、文化昌明的文教中心。由于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和万里之外的中国也有某种往来，穆斯林君主们以开阔的胸怀，吸纳各种文化，能够善待各种文明和宗教。广兴学校，大办教育，著名的科尔多瓦大学里，有来自欧、亚、非各国的青年来此求学深造。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印度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等等，就是通过这里传到西欧人的。他们在全国各地建有70多个图书馆，最大的图书馆藏书40多万册。基督徒“光复”西班牙之后，全面接受了这些书籍，西班牙成了欧洲的“阿拉伯著作的翻译中心”。

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一直与穆斯林西班牙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许多意大利人来此留学深造，在这里，他们了解了世界，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意大利人翻译阿拉伯人的著作，创办学校培养科技人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使意大利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眼界最开阔、思想最活跃的地区。作为西欧最早创办世俗学校、最早翻译阿拉伯作品的地区，经过多年积淀，意大利终于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在整个欧洲，最高贵的语言、知识阶层通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