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与法国：纠缠的欧亚政史

八卦谈佚名 ▪ 2023-12-28 18:31:59

1860年开始，随着法国的“东方特权”（即法国对东方基督教区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得到奥斯曼正式承认，以及“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长达17年的教派冲突（主要是德鲁兹派穆斯林和马龙派天主教徒）的结束，法国开始对黎巴嫩实行83年的“托管”统治。

这个要与“殖民统治”作出严格区分。首先，在1920年（严格来讲是1918年奥斯曼撤离黎巴嫩为终点）之前，这60年的时间实际上是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共同托管黎巴嫩，也就是两国“共治”。而且虽然名义上“黎巴嫩山”的总督是基督徒，但没有一个是本地的基督徒，绝大多数都是奥斯曼帝国从各地派遣的基督徒官员。最关键的是，在1920年之前，现在黎巴嫩最大的两个城市——贝鲁特和的黎波里（特里波利），都不是“黎巴嫩山”的直辖范围。

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是如何一步步构建成今天的黎巴嫩？这段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十字军遗产到“渎圣同盟”：法国东方事务的起源

法国对于东方事务的“关注”，最早要追溯到十字军东征。从11世纪第一个十字军国家开始，到1291年马穆鲁克光复阿克尔（今以占巴勒斯坦的阿卡），基本上所有的十字军东方君主都有法国背景。例如萨拉丁的劲敌、耶路撒冷王国摄政沙蒂永的雷诺（Raynald of Chatillon，1125-1187），就是出身法国的骑士。

根据美国黎巴嫩裔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教授的介绍，一部分黎巴嫩基督徒名门望族自称自己具有十字军血统。例如弗朗吉亚家族（Frangieh Family，黎巴嫩北部加扎尔塔的世袭贵族）就自称自己祖籍法国。而且根据弗朗吉亚家族族人的样貌与血液样本分析，弗朗吉亚家族的确具有西欧祖源。不过有意思的是，弗朗吉亚家族在黎巴嫩内战（1975-1990）期间是站在穆斯林与左翼一方，与基督徒中间派、左翼一同对抗欧美以支持的天主教极右翼武装，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

十字军的侵略被打败以后，法国依然试图染指东方事务。但随着卡佩家族宗支绝嗣，卡佩家族的外孙（英国金雀花家族）和旁系（瓦卢瓦家族）为法国王位进行长达100余年的争夺，自此法国陷入“百年战争”之中。而且拜占庭帝国的没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中东欧各天主教国家陷入与奥斯曼的混战中，法国更难插手东方事务。

【注：法国不插手东方事务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后一个卡佩家族的匈牙利女王玛丽和波兰女王雅德维加分别在1395年和1399年去世，她们的丈夫（分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和波兰国王雅盖隆）都对法国持以敌对态度，使得法国东进的计划极大受挫。】

随着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并迁都于此（即科斯坦丁尼耶，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奥斯曼的黄金时代到来。奥斯曼帝国不满足于统治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仅为“罗马继业者”，帕迪沙（PadShah，奥斯曼苏丹官方的称呼，即皇帝之意）真正的野心是成为伊斯兰的守护者——哈里发。
在这种目标驱动下，奥斯曼往东、南进行扩张。往东，奥斯曼清除伊利汗国在中东西部最后的残余势力（例如黑白羊两汗国），以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为帝国的东部边境；往南，奥斯曼一路进军，占据叙利亚、黎巴嫩山、汉志和西奈半岛。到1517年，帕迪沙塞里姆彻底罢黜马穆鲁克治下的阿巴斯王朝，成为奥斯曼帝国第一任哈里发。

面对奥斯曼取代拜占庭，自称“凯撒”（Kasir-e-Rum），以及巴列奥略家族与莫斯科大公国的联姻，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自认为应该“重拾上帝与罗马的辉煌”，以天主教守护者的名义联合东欧各国对奥斯曼发动神圣战争。奥斯曼也借助这个机会，对天主教各国发起反攻并趁机占据巴尔干北部。

在战局僵持之际，法国看到重回东方的可能——他们忌惮如日中天的神圣罗马帝国，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罕见地成功拉拢北意大利各诸侯和共和国（例如威尼斯）。这些势力的崛起，对法国无疑是可怕的威胁——法王弗朗索瓦就被意大利的诸侯俘虏过，差点被亲意大利的波旁家族成员杀死。而奥斯曼帝国虽雄心勃勃且一步步占领匈牙利南部，但奥斯曼帝国两边都是敌人——伊朗的蒙古人、土库曼人和阿塞拜疆人联合起来，选择与逊尼派对立的什叶派作为支柱信仰，并强迫波斯人从逊尼派改宗什叶派，从而钳制奥斯曼东部边境。

因此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和奥斯曼帕迪沙苏莱曼的协同谈判下，1536年，改写欧亚大陆历史的“奥斯曼-法兰西同盟”就此建立——愤懑的基督徒把这个同盟贬称为“渎圣同盟”。

这个同盟标志着国际秩序的一个重大创新——基督徒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首次跨宗派同盟。虽然历史上穆斯林国家经常联络基督教势力，但国家与国家间的同盟此前还没有建立过。

作为“奥斯曼-法兰西同盟”的一个条约，由于法国是曾经控制过教皇的天主教强权势力，因此奥斯曼特许法国参与奥斯曼境内的天主教事务。

在民族主义思潮侵袭之前，奥斯曼帝国给予基督徒相当大的特权。例如科斯坦丁尼耶繁华富裕的“法纳尔区”，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永久性社区。苏莱曼大帝的曾祖父穆罕默德二世1462年从东正教普世牧首手上购置圣索菲亚、从而改造成阿雅索菲亚清真寺的时候，就曾以重金与一片永久性地产区域为价格。凯末尔成立共和国之后，虽然没有按照地产法擅自将阿雅索菲亚改建成博物馆（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行政失误，导致后来被质疑违宪），但依然没有驱逐法纳尔区的东正教徒。至今东正教普世牧首的堂区，就在伊斯坦布尔。

随着奥斯曼帝国疆域扩大，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接受来自不同文化的穆斯林族群（以及巴尔干的归信穆斯林），而且还接收各宗派的基督徒。其中，除了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东正教徒，帝国另外两个举足轻重的基督教群体也由此产生，一个是以埃及亚历山大港宗座为核心的一性论基督教（即科普特教派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另一个则是以黎巴嫩山为核心，在阿勒颇、霍姆斯等地均有影响力的东仪天主教。

法国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自然乐意参与奥斯曼帝国天主教事务的处理。面对日趋守势的扩张之路，奥斯曼愈发需要法国在外交事务和军政事务的支持，法国也借机变本加厉，对奥斯曼帝国内部宗教事务插手增加。

例如原本参照拜占庭礼拜仪式的东仪天主教，在“奥斯曼-法兰西同盟”签订之后，礼拜仪式变得趋同于西欧样式。而之前往往送去希腊研读经学的东仪天主教教士，就送至梵蒂冈修读，从而学习罗马天主教的“正统知识”。一般这些教士都出身黎巴嫩山的名门望族，从而黎巴嫩山地区的基督徒贵族们也出现西欧化的趋势。不过他们开始在政治上依靠法国、成为黎巴嫩山的实际控制者，要到了19世纪以后。

二、埃米尔的落日：“黎巴嫩山”的沦陷

黎巴嫩山总督府的拉丁转写为：Mount Lebanon Mutasarrifate，是以黎巴嫩山城市德尔·阿尔卡马尔（Deir al-Qamar）为核心的政体。它的前身，是1696年到1843年统治黎巴嫩山的基督教-逊尼派政治合体——谢哈布王朝（Chehab Dynasty），黎巴嫩山埃米尔国（Mount Lebanon Emirate）最后的王朝。

谢哈布家族原本是逊尼派穆斯林出身的贝都因望族，与德鲁兹派穆斯林埃米尔家族马安家族（Ma’an Family）是姻亲关系。因为马安家族在1620-1635年爆发过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斯坦运动”（也是阿拉伯人屈指可数采用Stan后缀的历史事件），奥斯曼帝国为了钳制黎巴嫩山的独立思潮，把谢哈布家族请出阿拉伯半岛，成为黎巴嫩山的新埃米尔。

黎巴嫩山由于地理位置缘故，是典型的少数宗派“乐园”——法蒂玛王朝被推翻后，萨拉丁虽然对基督徒非常宽容，但对什叶派穆斯林极其排斥。他认为法蒂玛王朝的没落是“真主对异端的天谴”，尤其什叶派自己还在法蒂玛王朝期间衍生出德鲁兹派这样一个“异端中的异端”，因此对什叶派进行强制性驱逐令。大批阿拉伯什叶派信徒不是迁居两河流域，就是迁居十字军、塞尔柱和阿尤布“三不管”的黎巴嫩山地区；而德鲁兹派穆斯林的大本营，就在黎巴嫩山南部乔福山区（Chouf）。同理，因为十字军对当时被视为异端的东仪天主教极其排斥，大批原本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天主教徒也往有基督徒基础的黎巴嫩山北部迁移。奥斯曼引入逊尼派望族统治这些“异教加异端”的居民，目的就是对他们分而治之。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末期已经出现颓势——1683年维也纳战役的失败，宣告这个帝国由盛转衰，一些穆斯林贵族——尤其是中东地中海沿岸和阿尔巴尼亚——这些穆斯林贵族就开始以宗教的名义唱衰宗主，从而寻求独立或高度自治。奥斯曼帝国为此寻求这些地方的非穆斯林贵族的支持，从而钳制蠢蠢欲动的穆斯林地方豪强。

黎巴嫩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区域，在奥斯曼与法国的共同作用下，到1770年，出身古莱氏族的谢哈布家族最终变成两大宗派同时兼容的跨宗派家族。在德尔·阿尔卡马尔的宗支，谢哈布家族选择改宗天主教——而且是得到奥斯曼官方支持（类似的黎巴嫩原逊尼派家族不止一个）；而在贝卡谷地，坚持穆斯林信仰的谢哈布家族聚集在哈斯巴亚（Hashbaya），宁可不接受哈里发的封爵也要坚守伊斯兰信仰。

谢哈布家族的埃米尔巴希尔二世（Bashir ibn Qasim，1767-1850）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跨宗派个体集大成者。他一出生就接受东仪天主教的受洗——其父卡西姆·乌马尔（Qasim ibn Umar）在年轻的时候就改宗天主教，从而得到奥斯曼政府的官衔和法国的资助。但他的祖父乌马尔·海达尔（Umar ibn Haydar，谢哈布王朝开国君主海达尔第三子）不满儿子受洗，自己跑到麦加修行并支持在哈斯巴亚的逊尼派亲族。

由于巴希尔一岁那年他父亲就去世了，虽然他保持基督教身份，但他的家长却是在麦加的祖父。在乌马尔的要求下，基督徒出身的巴希尔在20岁的时候就娶了逊尼派堂妹沙姆斯（Shams），诞下三子一女（卡西姆、哈利勒、艾敏与萨阿达公主）——四人均是逊尼派。为此，巴希尔在1788年接过堂叔优素福（Yusuf，1748-1790）之位后，就成为各方豪强角逐的一个棋子。

巴希尔二世执政时间虽然长达52年，但事实上他的统治是断断续续的。在他执政期间，他多次被亲族废黜——主要是同样信仰天主教的贵族，例如尤素夫的几个儿子。

有一次，巴希尔二世“日常性”被赶出德尔·阿尔卡马尔，情急之下他不得不向拿破仑求救，以致于拿破仑非常鄙视他，认为此人是“东方君主失败的典型”。拿破仑在1799年到1802年干预东方事务，试图以埃及为着力点，在中东地区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与以往不同，拿破仑不在乎东方的基督徒，他更倾向于和穆斯林合作，但很快他遇到同样想割据埃及的阿尔巴尼亚军事强人穆罕默德·阿里。巴希尔二世也不顾天主教的“教友情”，与穆罕默德·阿里结成亲家——他女儿萨阿达嫁给穆罕默德·阿里的亲儿子。两人联合击退拿破仑军队在黎巴嫩山的驻扎，迫使法国又一次短暂退出“东方事务”。至此，巴希尔二世一改以往“丧家之犬”的形象，逐步成为黎巴嫩山的共主。

1835年开始，基督徒贵族、巴希尔二世原本的宠臣鲁斯塔姆·巴兹（Rustam Bazz）以巴希尔二世无故逮捕基督徒青年政府官员为由，联合沙希家族（Shahin）、卡赞家族（al-Kazan）、扈利家族（al-Khury）、弗朗吉亚家族等基督徒名门发动兵变。兵变刚开始的时候，巴希尔二世有亲家和结拜兄弟帮助，初期取得优势。但很快奥斯曼与英法联军炮击黎巴嫩山埃米尔国的港口赛达和提尔——巴希尔二世带着家眷和亲军在提尔被困。雪上加霜的是，因为教派纠纷的出现，为保证基督教支持者的效忠，巴希尔二世突然和德鲁兹派贵族翻脸，巴希尔·琼卜拉特不顾“兄弟之情”，也宣布自己独立，不服从巴希尔二世的领导。埃及发现情况不对，也开始撤离在黎巴嫩山的侨民和军队。

最终，在1840年，法军登陆提尔，巴希尔与娇妻、一对年幼子女被俘。与此同时，他其他三个儿子和孙子们陆续在叙利亚被奥斯曼逮捕。为此，巴希尔二世全家被送至科斯坦丁尼耶，他们的后代接受逊尼派与土耳其姓氏。三年后，德鲁兹派穆斯林与天主教徒在黎巴嫩山展开血腥的教派冲突，奥斯曼以镇压不力为由废黜已经是帝国傀儡的巴希尔三世（1776-1863，出身哈斯巴亚支系，巴希尔二世族叔），谢哈布王朝宣告终结。

奥斯曼帝国和法国都支持黎巴嫩山的基督徒贵族，而阿拉伯半岛部族、埃及总督和英国则支持德鲁兹派穆斯林贵族。冲突扩大化后，法国甚至请来原本与自己为死对头的阿尔及利亚起义军领袖——北非知名穆斯林长老阿卜杜卡迪尔，让他和他的“马格里布军团”来黎巴嫩山搭救被德鲁兹派军队围攻的天主教徒和马龙派宗主教，条件是允许阿卜杜卡迪尔的教团在马格里布活动。

法国的“救援”极大拉拢黎巴嫩山的基督徒贵族，随着德鲁兹派贵族的失势，奥斯曼与法国商定，在黎巴嫩山设立总督府，法国和奥斯曼共同参与这区域的之力。至此，长达一个甲子的黎巴嫩山总督府，在1860年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山总督府名义上的宗主国是奥斯曼帝国，而不是法国。即使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取得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阿尔古德斯）“圣墓教堂”的钥匙，他也没有把黎巴嫩正式列为自己的领地。黎巴嫩山和阿尔及利亚，在当时的法国海外领是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地位。

三、从“黎巴嫩山”到黎巴嫩：现代国家的雏形

不得不承认，现代黎巴嫩的形成，与法国在1920年以后长达26年的“托管”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在传统的“黎巴嫩山”管辖内，是不包括现今黎巴嫩最大的两个城市——贝鲁特与的黎波里。但也正是法国的一步步蚕食，促进中东地区最主要的两大民族主义思潮——“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最初的形成都在黎巴嫩。

在奥斯曼时期的“黎巴嫩山”总督府管辖时期，黎巴嫩山的基督徒开始有计划地移民到当时还在叙利亚行省管辖范围内的贝鲁特和朱尼耶，打破原本“穆斯林靠海、基督徒靠山”的局面。与此同时，作为共同托管的一部分，法国有意识在基督徒社区大办实业，例如印刷工厂和传教士学校。一战时期，法国与奥斯曼站在不同的阵营，这就导致法国加剧在黎巴嫩山各地宣传反奥斯曼的思想——当然法国自己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些满口法语的基督徒，最终会成为反法的一股重要力量。

因此正如上文所言，法国在黎巴嫩确立实际的控制，还是1920年以后的事情。而且1914-1920年期间的“黎巴嫩山”总督是没有按常理出牌的：奥斯曼帝国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破例没有任命基督徒，而是任命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族穆斯林官员拜领此官位。

19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东进，对于多民族、多宗派共存的奥斯曼而言是一场巨大打击。在西方势力的蛊惑下，克里特东正教徒打着“讨伐突厥蛮族，为希腊人报仇”的旗帜，屠杀2.5万穆斯林，由此开启各族群、各宗派之间的仇杀。奥斯曼在一败再败的颓势下，不得不允许希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地的独立。

在这种气氛下，奥斯曼帝国也逐步出现属于土耳其人自己的民族主义——很多安纳托利亚的将领不满帝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分裂，他们以穆斯林和土耳其语两方面的认同入手，构建“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样的后果就是，奥斯曼对于各地原有的“因地制宜，以地方治地方”政策发生质的变化。尤其是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东境的几个族群，例如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都联合大国在边境展开起义。

狂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军人对于任何一场边境族群的起义都予以铁腕镇压，即便对方是穆斯林。在地中海沿岸，军人穿着马靴冲进清真寺抓人甚至杀人，在以土耳其青年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军人眼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即便帕迪沙呼吁“冷静”，并下令逮捕一部分军人，对于已经杀红眼的军人而言无济于事。

为此，法国更有理由宣示对黎巴嫩山和叙利亚的“保护”——他们以奥斯曼军人大肆逮捕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知识分子为由，对“大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予以支持，并为几个起义领袖提供武器弹药。与此同时，法国还开通一些跨境船队，为黎巴嫩山的基督徒移民美洲提供便利。

法国跟黎巴嫩山的领袖们许诺，如果脱离奥斯曼统治，法国将会把原属于叙利亚的贝鲁特划给黎巴嫩山，以此作为黎巴嫩山的新首府。此时德尔·阿尔卡马尔已经出现缺水的问题，不能作为长时间的行政中心。

在各方共同的作用下，奥斯曼最终输给了一战，不得不接受《色佛尔条约》等屈辱性文件。尽管后来凯末尔带领新军人打败英法等国在安纳托利亚的占领，收复科斯坦丁尼耶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但对于阿拉伯人聚居的黎凡特各邦，例如叙利亚、黎巴嫩山、约旦和巴勒斯坦，则无法再收回。

1920年，法国宣布单方面“托管”黎巴嫩，并于1926年成立由法国监督下的“黎巴嫩共和国”。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法国对于黎巴嫩的控制，时间其实并不长。但由于宗教信仰（法国主流宗教是天主教，而黎巴嫩东仪天主教的势力在奥斯曼时期在地方得到很大促进）的联系，法国在黎巴嫩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很多法国实实在在殖民的地区。

作为“回报”，法国把原属叙利亚管辖的两个重要港口，贝鲁特和的黎波里均划给新成立的“大黎巴嫩”（Great Lebanon），并把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个托管地区同时划入法属叙利亚的管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之前，法国短暂对地中海东岸实现了控制权，但均无实际殖民。

只不过法国没想到的地方是，随着纳粹德国利用民族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思想反噬了自己在海内外的统治。因为一战期间极大损耗了青壮年，法国无力抵御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的进攻，在1930年代末转型“维希法国”，仅有少量起义者跟随戴高乐等人打游击；在海外，纳粹德国摆出一副“支持阿拉伯人自主”的姿态，一方面暗中煽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中东的冲突（巴勒斯坦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是英国资助迁居，而英国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是敌对立场），另一方面则鼓动当地的民族主义者组织起来，破坏法国的各级机构。著名的民族主义极右翼团体，黎巴嫩天主教政党“长枪党”，就在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下成立并参与黎巴嫩的独立战争。

因此，二战尚未结束，法国不得不接受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独立起义请求，在1943年宣布逐步撤离驻扎军队。因此黎巴嫩的独立年，理论上是设定于1943年。按照法国托管时期就已经制定下的规章制度，黎巴嫩总统由马龙派基督徒（即规模最大的东仪天主教教派）担任，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而议长则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在这里可以看出，原本主导黎巴嫩政治的德鲁兹派，因为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已经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而这三个宗派分别象征着山区、城市（贝鲁特、贝卡谷地与的黎波里）和南部沿海（赛达、提尔）的势力，而其他势力实际上也穿插在这三个大区域中间。

虽然很多人认为殖民主义者会主动留下祸患，但黎巴嫩后来的内战其实还真没法国什么事情。

在二战后，法国经历三场大规模的动荡——分别是1950年代初“法属印度支那”（柬埔寨和越南）的独立运动，1958年至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大起义，以及1968年左翼大游行。尤其是1968年的左翼大游行，连打败纳粹的民族英雄戴高乐都被赶出巴黎。而此时热衷插手黎巴嫩内务的，是美国、西德、日本（官方）和以色列。法国因为自身问题重重实际上没有参与帝国主义在20世纪后半段的闹剧中，为此一直心怀不满。萨科齐2010年高调宣布干预利比亚问题，就是作为他“法兰西崛起”的一个政治表演。

【注：西德主要是面临苏联扶持的东德对其产生威胁，从而敌视一切左翼势力；日本主要是出现在中东地区输出“革命”、执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激进极左翼团体“赤军”，且日本有财团和南美黎巴嫩裔买办是合作伙伴，因此日本支持黎巴嫩极右翼势力。】

黎巴嫩内战与其说是教派冲突，其实更多是阶层和区域矛盾。由于法国托管时期（包括与奥斯曼的共治时期）非常明显偏袒基督徒，尤其是与西方最亲近的东仪天主教徒，使得黎巴嫩培育出大量富可敌国的天主教买办势力。他们中一部分人轻视民众，认为西方才是“可靠的盟友”。虽然黎巴嫩独立符合他们的预期，但他们希望把黎巴嫩建设为一个基督教为主要秩序体的西方国家，而不是一个世俗主义和多元包容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一个导火索，买办与极右翼武装认为黎巴嫩应该支持以色列，不应该支持“腐朽的阿拉伯联盟”。

但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极右翼立场。法国在黎巴嫩开办教育，其实无意间也让鼓励独立自主、自尊自爱、平等互助等左翼思想得以在这个宗教气氛浓烈的区域扎根下来。

为此，黎巴嫩一些名门望族，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出现一些支持左翼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贵族政客。由于奥斯曼和法国的双重压制，穆斯林长期整体处于中低层，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占主体的群体。而阿拉法特和乔治·哈巴什等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是左翼思想持有者，黎巴嫩出现内讧，乃至内战，都是因为阶层矛盾带动的。实际上，黎巴嫩内战并不是简单的“基督徒对穆斯林”，而是“西方和以色列支持的基督徒极右翼”与“穆斯林和其他宗派的左翼”形成的对立局面。

直到黎巴嫩内战快结束的时候，法国还没办法“施展拳脚”，在黎巴嫩实行实质的干涉——因为经历20世纪的大洗礼，中东已经不是法国“东方事务”的时代。为此法国一直试图挽回自己的权力，因此他们有意识向黎巴嫩输出法语教育，试图在黎巴嫩建立“亲法反阿”的意识。黎巴嫩内战结束后，一些犯下累累罪行的极右翼政客流亡海外，法国接收一部分指挥黎巴嫩各大屠杀的军官，在中东地区引起哗然。而且同一时期，巴勒斯坦左翼领导人乔治·哈巴什病重，想去法国治病，法国就以其在黎巴嫩“煽动左翼制造恐怖主义”为由拒绝他前来。

如今，已经进入21世纪，历史已经不属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至少在历史的书写中，学者不再局限于“英雄壮举”，而是逐步实实在在关注民生与个体尊严。黎巴嫩从一个山区属地，经历法国的托管与各大国利用内战的撕裂，步履维艰地走到今天。很多人怀念昔日的“东方小巴黎”，与其形容其为“小巴黎”，更希望大家明白黎巴嫩不是巴黎的复制品，而是独立自主的雪松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