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解读：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真正原因（下）

八卦谈佚名 ▪ 2024-01-09 00:31:46

2、序列前震与临震预报

4日早上5时和8时，又有两期《地震情报》写出并打印出来，报告了地震震级不断上升的趋势。到早上8时，已监测到180多个地震，其中最大的4.7级，发生于7点51分。（见图18、图19）

资料来源：王克林等人的《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一文，图8。

2月4日（地震当日）上午8点，辽宁省地办业务负责人朱凤鸣向省政府报告了临震预测的情况，并提议“先派人去营口—海城一带看一下再安排应急措施”。省政府高级官员（当时由军队高级将领兼任）否决了地震专家的上述提议，果断决定，通知有关市县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并布置防震工作。

出于专业性谨慎，省地办地震专家说话习惯性地“留有余地”，但在这个时间点上，“习惯性的专业谨慎”极有可能造成“坐失良机”的严重后果。好在高级行政官员的果断决策最终补救了这个明显的技术性失误。这是一个地震专家与行政官员的“绝配”组合。

因为这个决定，省政府负责地震的官员带领省地办有关人员前往海城县召开有关市县的防震紧急会议，包括海城县和营口县政府官员以及当地驻军负责人，共12人参会。在14点到15点30分的会上，省地办专家介绍震情说，估计震级将大于6级，“大震可能要在近几天内发生”。

就在省政府和省地办上述人员赶赴海城县的途中，当日10点30分，辽宁省政府召开电话会议（即电话通播），向全省正式发布地震通告和应急指示，即正式发布省级临震预报。[17]

省政府通报指出：已发生大量地震，最大4.7级，已经造成一些轻微破坏，“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地震活动异常频繁”；要求所有有关地区保持高度戒备。（见图19）

资料来源：辽宁地震局：《1975年海城7.3级地震成功预报回顾图集》，第28页。

省政府的应急措施包括：弄清楚地震范围；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在不坚固房屋里睡觉；各地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措施；对重要单位和设施要加强戒备，专人看管，有情况要及时报告。

省政府的临震预报对地震地点的指向比较清楚（即营口—海城一带），但没有具体的发震时间和地震震级。不过，在全省全民防范大地震的背景下，省级行政级别的这一临震预报，对于未来大震的指向已经很明确。更重要的是，这对于基层政府防震自救无疑已经足够力度。

接下来的愈演愈烈的“序列前震”活动，使得发震时间和大震震级趋于明朗。

（待续：五、震中区卓越的“防震自救”——这个更加精彩！）

参考文献（略）

（纸质媒体刊用需要作者授权）

附图：

重要参考资料《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有效途径》（全文链接）

（本书论证的是地震预报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本文是这个顶层设计的具体方案。）

解读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真正原因：(5)震中区卓越的防震自救

李尚勇说困局

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三部“制度困局”作者

【导读】营口县依大地震“防震自救”原则，独立发布了人类防震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地震临震预报；辽宁冶金102地质队在发震前一天，独立发布了人类防震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地震“临震预警”。海城县地震监测站将时间预测的精度提高到了小时级别；他们对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测，虽然震级偏小一点，但时间、地点精准。因为地震前兆和防震抗震知识家喻户晓，一些没有收到官方临震预报的基层单位和群众，也根据本地显著异常自主决策，采取一些防震避险措施，从而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

主流地震学家的《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一文研究出错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以“地震不能预报”作为指导思想，先入为主地错误解读甚至曲解了那些本来面目清晰的一个个历史细节和事实。

省政府临震预报发布以后，“序列前震”继续加强，但2个半小时后（即13点以后），“前震活动大幅度减弱”，表现出异样的平静（参见文后附图“图18”），这让那些在邢台余震研究中取得经验的地震专家确认大地震即将发生。

当年，在邢台主震的前几天发生了一系列中小地震，最大的5.6级地震发生在3月6日，之后3月7日平静，到了3月8日凌晨发生了6.8级地震。地震专家据此总结出“小震密集→短暂平静→大震”的地震三阶段经验模式。海城地震与邢台地震同属于序列前震主震型，在主震前发生了500余次中小微地震，亦有一段“短暂平静”期。

营口市石硼峪地震台的值班记录显示了前震的密集程度：从2月3日19点到2月4日10点共315次，从2月3日12点38分到2月4日18点30分为501次。

在上述明显临震背景下，震中区的人们通过以下五种方式防震避险：

第一，市县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根据省政府临震预报组织居民撤离建筑物，转移贵重财物，如牲畜、车辆等。

第二，有些地方，在得到省政府临震预报前，就已经开始部署疏散工作。比如，营口县的临震预报已经在省政府防震紧急会议之前约6小时便已经发布。

第三，一些专业地震台站和群测群防监测点发现微观和宏观异常明显，自作主张，通知附近一些地方“严防大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四，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傍晚发生了500多次中小微地震，其中一些是有感地震，一些较大的前震（最大的4.7级）造成了一些破坏，如山墙和烟囱倒塌，所以，在一些农村和基层单位，虽然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也自己作出了疏散决定，一些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自行疏散了。甚至有一些农村居民在2月3日晚上就自行撤离了建筑物。

第五，一些村民发现典型的地下水或动物宏观异常，自行避险。

1、营口县卓越的防震自救

营口县是地震当天唯一在省政府发布临震预报之前，由县级政府正式发布了临震预报的县级单位。也就是说，营口县的临震预报是人类防震史上第一个在震中区成功实现大地震“防震自救”并取得良好减灾实效的经典震例！

可惜，在此之前，这一“防震自救”的范例被淹没在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光芒和“口水”中，无论是中国地震界、地震学术界，还是中外主流科学界，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重大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在本书论述的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的一系列制度条件中，地震重点危险区的“防震自救制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制度的核心制度安排是，地震重点危险区（县域）基层政府依国家地震部门“年度重点危险区”的中期预测启动“防震自救”预案：（1）基层政府组建自己的地震预测专家队伍，主政官员直接领导地震预测预报工作；（2）建立群测群防监测网，形成本地微观异常监测和短临预测的骨干力量；（3）广泛发动群众，积极观察宏观异常。（参见文后附图“图5”）

毫无疑问，笔者这一制度设置的一个原始制度创新便来自海城地震震中区营口县“防震自救”实践。

海城地震前7个多月（1974年6月底），国务院69号文件（即国家地震局的中期预测和国务院的中期预报）所划定的地震重点危险区，将营口市所属营口县列入其中。

经过了2个多月的（省市县）行政程序后，营口县于1974年9月（震前5个月）成立了营口县地震办公室，编制2人，曹显清担任县地办负责人。[1]

县地办成立后，曹显清立即着手加强微观和宏观异常监测网的建设：（1）完善群测点在本县的布点，加强、调整原有在本县的市属7个土地电，并增设县属土地电布点。（2）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手段，向广大群众普及地震、地震预测和防震知识（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动员广大群众观察并及时上报宏观异常。（3）在18个重点公社（即乡镇）配置了地下水和动物异常的“专职测报员”；有些公社、大队、小队（即乡、村、组）还组织了观测组，“做到队队有观测点、观测员，（家养圈养）动物有专人管理”。（4）举办微观监测和宏观（地下水）异常观测技术短训班，提高相关人员技术水平。（5）加强与本县境内的省属市属地震台和监测点的联系，实现微观和宏观异常数据等震情信息共享，其中，与县境内石硼峪地震台信息共享能够获得周边小微地震动态。（6）加强与省市地震办的震情信息上传下达，及时了解周边地区震情信息。

与此同时，县属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公社（乡镇）都成立了“防震抗震领导小组”，甚至有53个大队（即村）也设置了相同名称的领导机构。“除层层有组织、有领导外，片片队队建立网点，基本上做到事事有人抓，有情况及时上报”。[2]

1974年11月15日开始的40多天里，曹显清参加了由营口市地震办组织的四川云南地震预测预报学习考察活动。在此期间，他获得了不少组织群测群防和地震现场预测预报的相关知识（包括经验和教训）。这其中就有，1970年1月云南通海7.7级地震、1973年2月四川炉霍7.9级地震和1974年5月云南大关7.1级地震的经验和教训。学习考察回县后，县里专门召开了全县地震工作会议，县领导、县属各单位领导和农村公社（乡镇）领导，听取了曹显清的考察报告。[3]

此后，曹显清以更高度的热忱投入到地震办的工作中，积极有效地管理着本县的群测群防，及时与上级地震部门沟通，也与本县的市属地震台和群测点共享震情信息。

因为曹显清责任心强，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干部群众高度认同，被褒以“曹地办”名号。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赢得了县里主要领导的信任；县地办的工作得到了营口县领导层的高度认可。这为后来的临震预报决策奠定了基础。

1975年1月底，在曹显清的推动下，营口县“组织了一个7人通讯小组，一支21人的救援队和一支16人的运输队，并为防备冬季大地震而准备了2500公斤糕点、1000件棉衣、10000双棉鞋、1000顶棉帽、1000条棉被等物资”。[4]

如前所述，“葠窝小震群”（12月23日，震前44天）后的半个月内，辽宁省政府发布的3个误报实际上起到了“短期预警”的作用。正是在省政府第一个误报的第4天，曹显清创办了营口县地办的震情简报《情况反映》。显然，他是想通过这份简报向本县领导层及时通报来自上面省市和下边基层乡村的震情，以便领导决策时心中有数。该《情况反映》从1974年12月27日至1975年2月3日（震前一天）一共出了16期。[5]

分析这16期《情况反映》可以知道，（1）营口县地办与省市地震部门的联系非常紧密和及时，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都做得非常好。（2）因为上一个条件，县地办与省市所属地震台和监测点之间，真正实现了微观和宏观异常以及相关预测意见等震情信息及时共享。（3）如此一来，营口县地办实际上能够使用或共享多种微观异常监测手段，包括地震仪（小微地震）、地电（地电场、地电阻）、水氡、地磁、地形变（地倾斜）、气象（气温、气压）等，而且，还能够通过上级地震部门及时获得远在100多公里以外（如本溪、丹东等）的相关震情信息。（4）本县群测点的微观异常信息和基层乡村的宏观异常信息都能够及时上报到县地办。有了上述条件，在震前40天里，营口县地办和该县领导层都能够随时掌握短临阶段的震情动态，这对于最后关头的临震预报决策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震前的这40天里，营口县地办和该县领导层了解并掌握了如下一系列短临震情：

（1）小微地震活动频繁。

这个异常给人的基本印象是，在营口县周围100多公里范围内，小微地震不断。这些小震群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葠窝水库小震群”（距离营口县约100公里）继续发展，1974年12月30、31日和次年1月4日约有60次小微地震，最大震级3.6级。二是发生在距离营口县不到90公里的地方（即辽阳弓长岭一带，距未来震中约30公里），1月16日发生了5次，最大震级2.1级；1月18~27日（即震前16天到8天）连续8天，共发生了38次，最大震级3.1级。（参见文后附图“图12”）

（2）营口县境内频繁出现宏观异常。

营口县的首次宏观异常出现在1974年12月12日（即震前54天），从这天到次年1月23日的42天里一共出现了28起宏观异常。此后一直到震前2月2日的10天里，一起宏观异常也没有出现（异样平静）。随后2天到发震前，宏观异常猛增17起（地震当日超过10起），这是前面42天宏观异常日均值的12.8倍。其中，动物和地下水异常最为突出，对震情判断相当重要。（临震决策后、发震前夕，出现地气异常和地光。）

动物异常的种类有8种，主要有蛇蛙、老鼠、猪狗和大牲畜（牛马）。其中，最为突出的宏观异常有两类，，一是冬眠的蛇蛙出洞，并且在震前54天便已经出现，一共有8起；二是猪狗和大牲畜在发震当日的突出异常，包括猪跳圈、狗狂吠，十几头牛挣脱缰绳，乱窜乱叫。

（若临震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仅凭这些突出、典型的动物异常，不可能做出临震判断；反之，则可以将这些动物异常放在临震环节考虑，就可以“印证”其它前兆异常，并做出正确的临震判断。）

地下水异常的详细记录并及时上报直接受益于在乡村设置了“专职测报员”。地下水异常共有22起，差不多占到上述宏观异常总数（45起）的一半。这些记录对地下水异常的描述相当生动：记录最早的地下水异常发生在震前39天，泉水“三四天上涨一尺多”，“井水突然变成黑灰色”，全公社（乡）“井水普遍下降”，“井水下降二尺，并变色、变混、变苦”，多地地面“冒水”，“井水上涨二尺”。发震当天，地下水突出异常6起，最突出的有“井水下降二百公分”，“水井无水”，“井水变混，变红、黄、黑，上升（速度）比原来增加一倍”，多地反映“井水翻花、冒泡”，等等。[6]

（3）相当突出、典型的微观异常。

营口县地办实际能够使用或共享的微观异常监测手段除地震仪外还有六七种，在16期《情况反映》中出现的微观异常监测手段有土地电、水氡、地应力、地倾斜等4种，其中，土地电的信息最多。

专业文献资料显示，营口县境内至少有10个分别隶属于省市县的“土地电”群测点[7]（一个群测点往往同时使用几种微观异常监测手段）。其中，有5个土地电已经监测了数年（或监测时间较长），有3个分别在震前一个月左右因为加强微观异常监测新布点安装的。

在上述监测时间长的5个土地电中，有3个监测到短期异常。（有意思的是，石硼峪地震台的土地电在短期和临震阶段都没有异常反应。[8]）

在发震前两天（2月3、4日），在这10个土地电中，有8个出现了临震脉冲式“突跳”。其中，脉冲“突跳”剧烈的有3个，分别是冶金102队（见图22）、虎庄邮电支局和冶金机械厂的土地电，脉冲最大值达到超过1000毫伏或100微安（即超出仪表量程），其临震指示意义非常明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曹显清在陆续收到石硼峪地震台的小微地震群信息以后，作出了大地震临震的判断，并迅速上报县领导。

其实，他在发震前一天（2月3日早上或上午）上报的第16期（也是最后一期）《情况反映》中，也仅仅记录了2月1日的1次微小地震和2日的4次小微地震（见图18）。可见，曹显清的临震判断是他担任县地办负责人5个月来的震情积累，以及在临震状态下严阵以待并终于有所发现的果敢行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曹显清并不是地震专业技术人员，也没有地震专业背景，他只是一个在军队速成识字、退伍转业的普通行政低阶官员。[9]

根据曹显清的临震判断（今天白天到晚上有发生大震的可能）和建议，营口县领导层在2月4日上午8点15分至9点召开紧急会议（即县委常委紧急扩大会议），主政官员（县委书记）孙茂增主持会议，并决策发布临震预报。

此时，省级政府也才刚刚做出临震判断，省政府的临震预报要在一个半小时后（10点30分）才发布，而且，还需要一个小时后（11点30分）才会传达到营口县[10]。

曹显清和营口县主政官员独立作出准确的临震判断，而且断定“大震就在当天”，这一判断固然有序列前震的因素，但是，这只是他们震情判断的依据之一，而且，还不见得就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在他们作出决断前的早上8点前后，对于序列前震，他们最多只能知道“监测到180多个地震，其中最大的4.7级，发生于7点51分”这个信息。（180多个小微地震还只占序列前震527个小微地震[11]的1/3）

而此时，序列前震最为激烈的时刻还没有开始（上午8点到9点才是序列前震最为激烈的一个小时，其数量超过40个，见图18），并且，早上8点以前的小微地震群规模与一个月前（上年12月22日）“葠窝水库小震群”的“百余次小微地震，最大震级4.8级”相比，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突出、特别重大的前兆异常特点。而且，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小震密集→短暂平静→大震”这一地震三阶段经验模式，也还没有完整地表现出来。此时，最多能够有一个“小震闹大震到”的粗略估计。

因此，曹显清之所以能够做出准确的大地震临震判断并且到处宣传“大震就在今天晚些时候”、营口县主政官员及其领导层之所以能够果断决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早在预料之中的大地震震情了然于心，并且已经形成了该大震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就在他们严阵以待防大震的时候，猛然出现且表现突出的脉冲式微观异常和迅速增加的宏观异常，再加上刚刚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的小微地震群和4.7级前震，足以使他们意识到“强震或大震就在眼前”。

实际上，同样在早上8点，辽宁省地办业务负责人朱凤鸣的临震判断，以及省政府主管官员的果断决策，也主要是出于上述综合判断。

营口县领导层决策发布临震预报的“会议记录”显示，曹显清在会上汇报了如下临震震情：最近几天上报的宏观异常从面上分布发展到点上集中，冶金102队和冶金机械厂土地电异常特别突出（见图22），气温异常变化，当日早上7时51分发生了4.7级地震。（因会议记录省略了部分文字，本文作者有所复原、修正，参见图20）

资料来源：辽宁地震局：《1975年海城7.3级地震成功预报回顾图集》，第30页。

根据专业文献复原曹显清汇报的震情便是：（1）宏观异常出现了从面到点（即震中）的迁移，这明显是一个临震指示意义非常突出的前兆异常。（2）从2月3日晚到4日晨，冶金102队和冶金机械厂的土地电一再出现1秒、数秒的脉冲式突跳，其中，冶金102队的土地电从3日23点到4日零点（临震前19小时）出现“爆表”现象（即强烈脉冲最大值超过仪表极限量程1000mV，以至于仪表无法读数，见图22）[12]，这是典型的大地震临震异常信号。（3）气温异常变化远远超出想像，“（当地）2月4日的当日气温为-1.6℃，比震前7年的当日气温平均值高出9.6℃，比1969年2月4日的当日气温高出16.9℃”[13]（尽管当时不可能有这些精确数据，但比往年高出10℃的气温异常，一般人都能感受到）。（4）截止到会议开始前的早上8点，石硼峪地震台已监测到180多个小微地震，最大震级4.7级，就发生在会前7点51分[14]。

基于上述临震指示意义非常突出的严峻震情，曹显清的临震预测简单明了：“今天（2月4日）白天到晚上有发生大震的可能”。

这一临震预测虽然没有准确的震级和地点，但它的指向却非常明确：大地震就在我们身边，因为小微震群就在我们身边（在英落、岔沟、牌楼一带），距离最近的仅10多公里（英落镇一带）。（见图21）

资料来源和说明：（1）图片来自王克林等人的《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一文，图6。（2）1975年2月海城地震前，营口县由营口市管辖，海城县由鞍山市管辖。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提交地方政府并由其发布临震预报的临震预测，并没有按当时的规定获得国家地震局的审核。

鉴于上述紧急震情，营口县胸有成竹的领导层做出了措词强硬的如下决定：

“一、从现在起城乡停止一切会议；二、从现在起城乡停止一切文体活动；三、从现在起停止一切营业；四、从现在起停止一切生产。

“立即通知各公社，党员包户，民兵包人，城乡要有民兵值班，把群众动员到安全地区”；“如果地震紧张到来不及通知，各公社各自为战，要保证人离屋、畜离圈”。[15]（见图20）

营口县政府所在地大石桥镇，位于地震烈度Ⅸ度（9度）区，震前采取停止商店营业、停止公共场合娱乐活动、转移招待所旅客和医院患者、疏散居民等措施，虽然全城房屋例塌66%，但7.2万居民中，只有21人震亡。

营口县的地震预报也让部队有效避险。因为2月11日是当年的春节，2月4日地震当天，鞍山市领导带慰问团到大石桥镇，为当地驻军（39军军部）进行慰问和演出。因为当天营口县有临震预报，所以决定只开慰问会而不演出。“欢迎仪式晚7点开始，约7点20分结束”；“按标准规程，坐在主席台上的高级将领和领导干部先离开礼堂，然后其他人顺序走出，正好在7点36分地震前撤完”；“大家刚出了门，地震就来了，礼堂就塌了，把一个指挥散会的宣传干事压伤了”，“其他1000人都安全”。“据说军长当初一听说欢迎仪式要让地震预报给搅了曾经大怒，震后则感激不尽，亲自把这一故事汇报给（中央慰问团华国锋）副总理”。[16]

若干文献资料显示，2月4日这一整天，曹显清都在反复宣传、强调“当天有大震”，并亲自到各个地方检查催促各基层单位“立即疏散”。有资料显示，上述驻军文艺演出，就是因曹显清坚决制止而取消的。

问题是，曹显清依据哪些信息断定“今天（2月4日）发震”？这一点，在笔者所查阅的所有历史文献资料中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分析相关资料后，笔者认为，大致可能是下面三条信息支持了他的判断：（1）一般情况下，附近地区在同一时段出现相当数量的土地电脉冲突跳是可靠的临震信号，但是它的发震时间范围一般在数天之内。不过，2月4日当天发震前，在曹显清收到的8个土地电临震脉冲突跳信息中，有2个群测点的情况特别突出。一个是辽宁冶金102队群测点，他们的土地电在4日零点前1个小时“爆表”（监测值超过1000mV的仪表量程），而4日上午，周期数秒的强烈脉冲连续不断。另一个是虎庄邮电支局群测点，他们的土地电在4日凌晨3点“爆表”（强烈脉冲值超过100微安的仪表量程），同样，4日上午，周期1、2秒的强烈脉冲持续了10分钟。[17]（2）序列前震在经过8点到12点4个小时的激烈时段后，于13点后趋于平静，这明显契合了“小震密集→短暂平静→大震”这一邢台地震经验。（3）2月4日是1975年农历节气“立春”。曹显清在一本记录了宁夏地震的古书中，见过“秋多雨水，冬时未有不震者”的说法。他曾对采访他的地震专家说过，1974年秋天营口县雨水相当多，而到1975年2月4日立春，冬天也就结束了。[18]

显而易见，主要是前两点支撑了曹显清关于“今天（2月4日）发震”的判断。据说，曹显清把发震前几小时地震活动的减弱（见图18）解释为断层破裂前最后的能量积累。他认为，在“小震密集→短暂平静→大震”这一邢台经验模式中，“短暂平静”拖得时间越长，随后地震震级就会越大。

尽管有些主流地震学家对此颇有微言，但笔者多年的研究显示，如果不带偏见，那就不得不承认，曹显清的这一经验是有几分道理的。只不过，传说中他说“7点震，就是7级，8点震，就是8级”[19]，可能过于“精确”了。

2、人类防震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地震临震预警

根据本书理论界定，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大地震临震预警，是指在已经形成大地震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的基础上，再出现微观监测数据的脉冲式突变，形成典型的具有临震指示意义的微观异常，并据此作出可靠的临震预测，进而公开发布临震预警信息。

如前所述，由于辽宁省各级地震部门对于海城地震长中短三个阶段孕震过程都有所掌握，心中有底，所以，在短期阶段后期，即震前一个多月，便有意识地加强了群测群防工作。辽宁冶金102地质队群测点便是在这个时候布设起来的。

冶金102队群测点位于辽宁营口县，距震中约20公里（见图21），1975年1月4日（即在）布设了南北、东西两道土地电（监测大地自然电场），南北向铅质电极，极距60米，埋深6米，采用DDC-3型电子自动补偿仪读数。

1月8日（震前28天）开始监测，到11日两组曲线都有明显变化，南北向测道电位值上升，东西向下降。

资料来源和说明：（1）图片来自仇勇海等《自然电场法预测地震》一书图1-10（a）和图1-11。

从图22（a）日曲线图可见，从1月8日开始的20天时间中，该群测点自然电位值逐步升高，28日以后电位值开始下降，2月1日后下降很快，曲线非常陡，进入临震状态，2月4日发震。

图22（b）的小时曲线图显示，海城地震前后2月1~4日自然电场小时值曲线图。文献资料显示，从2月2日（震前2天）14时开始，自然电位值持续下降，到20时达到极小值（-80mV左右）以后反弹。3日（震前1天）16时后出现脉冲信号。临震前19小时（3日23点到4日零点），电位值的强烈脉冲超过仪表极限值1000mV，以至于仪表无法读数（即“爆表”）。[20]

另据辽宁冶金102队提供的数据，从1月12日到20日南北向测道电位值（日曲线）上升很快，已经从80 mV升到170 mV，这开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参见图22a）。从30日起，上升曲线出现转折，并开始下降，到2月2日零点已经下降到130 mV，这更加引起他们的注意。2日上午，该曲线急剧下降，监测组分析后“推断可能在5~6日（即3、4天内）发生大地震”。监测人员立即向102队领导和营口县地办汇报，并在队领导带领下“到营口市地震台汇报同时研究了观测情况”。

2月3日零点，南北向电位值已急剧下降到了80 mV。102队主要领导接到报告后到监测点与监测组人员一起分析震情。结合周边震情信息分析后推断，“大震不会马上发生，但是曲线下降这么快，表明大震肯定要比原来推断的5~6日要提前”。于是，马上向营口县地办电话汇报了土地电监测情况和他们的预测意见。

3日下午，震情进一步紧张。“南北向曲线一下子降到-20 mV，东西向曲线也由负值升到正70 mV，同时仪器上观测到一些较强的脉冲信号”；与此同时，附近村民反映出现牲畜异常；30公里外的本队职工报告“（他们）那里发生了有感地震”；县地办通报震情说，“18点到19点一共发生了9次2.4级以下地震”。

综合上述震情，102队的监测人员和队领导认为，“大震就要来临”，于是，“立即通知全队职工家属”，“提高警惕预防随时可能发生的强烈地震”。[21]

尽管这个临震预测没有明确的“地震三要素”，但是，谁能否定它的指向非常明确的现实临震预警意义呢？

由于提前一天发出了“临震预警”（并且是严格意义上的临震预警），辽宁冶金102地质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避险措施。次日傍晚，海城7.3级地震发生，他们虽然地处震中极震区，地震烈度高达Ⅸ度（9度），房屋严重破坏，但全队1000多名职工家属无一伤亡。

这应该是人类防震史上，由地震现场监测人员与基层领导，在发震前一天，独立发布的具有减灾实效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地震“临震预警”！

对比一下，那些在地震发生后，利用“地震快慢波时间差”只能提供给震中区几秒钟的“报警信息”，能够叫“地震预警”吗？

《李尚勇：震后地震波报警没法取代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数据：在距离震中20~30公里以内，地震波报警时间为1.4~4.3秒。

显然，当102队的监测人员和队领导作出临震判断（临震预测）的时候，海城地震的“序列前震”才刚刚开始（见图18），还说不上具有明显的临震指示意义；而且，超过仪表极限值量程1000mV的强烈脉冲信号也还没有出现，即这一足以支持大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典型临震指标，他们也还用不上。那么，他们凭什么断定“大地震临震”呢？

笔者的研究揭开了这个“谜底”：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有破坏性地震的中期预报；省政府有多次震情通报（包括3次短临性质的误报）；市县地震办在102队布设群测点的目的，就是要监测短期和临震微观异常，捕捉即将来临的强震大震；随着他们自己的监测电位值出现越来越突出的严重异常，以及一个月以来与营口县地办共享震情得到的周边众多严峻震情信息，他们事实上已经处在“严阵以待”的临震戒备状态下。因此，这个严密监测之中的大地震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在这个“一线”群测点及其领导层已经形成。此时，自己土地电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临震异常信息，再结合周边一系列严峻震情（包括附近出现宏观异常、序列前震刚刚开始且就在旁边），他们做出临震预测并发布临震预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一种误读是：辽宁冶金102队利用一个土地电监测点便实现了大地震临震预报。按照这一逻辑，安装一台、几台监测仪器，便可以实现大地震临震预报预警——这种想法幼稚片面且不切实际。

安装一台、几台监测仪器，勉强可以预测一些5级以下的中小地震，但对于7、8级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来说，那是想“骑着自行车上天”。

根据本书的（技术和制度）理论，想要依靠经验性前兆异常实现7、8级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必须构建以下两张“网”：微观异常监测网和宏观异常观察网。其中，任何一种仪器，一个监测点，只能是微观监测“网”中的一个“节点”，它只能在上面两张“网”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发挥防震减灾的作用。

下面海城地震监测站的实例，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3、海城地震监测站对时间、地点的精准预测

据《鞍山市地震志》记载，海城县地震监测站选址在县城东南部的玉皇山，于1972年11月由辽宁省地震部门（沈阳地震大队）建立，行政上隶属于海城县政府。该监测站有7名工作人员，其中，除1名官员外，“其余全是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该站的技术骨干（技术负责人）姜成田经过省地震部门组织的2个月地震监测技术培训。

该站使用的监测仪器，除省地办配备的1台有自动记录功能的旧地震仪和1台旧水氡分析仪外，其余6种“土”仪器全都由该站工作人员自己制造，其中，土地电埋设了南北、东西、北东、北西四个方位4组地下电极。

1973年3月16日，所有仪器安装调试完毕，正式投入监测。[22]

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测实践，姜成田他们发现，土地电“突跳”数小时或一两天以后，地震仪都会记录下大小不同的地震。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地震仪的自动记录功能改造土地电，以便实现土地电信息24小时连续自动记录。经过反复试验，1974年12月20日（震前46天），土地电自动记录设备改造成功。这一技术改造成为该监测站能够监测到大地震前地电场脉冲突跳的重要技术条件。

其它震例资料亦显示，大地震前大地自然电位值脉冲突跳现象较为普遍，“突跳”周期一般为几秒至几分钟，以1~2秒居多。显然，想要获得自然电场临震前的“突跳”信息，必须采用自动记录仪且24小时连续监测记录，而定时（如日、小时）测量值或平均值都不能获此信息。图22是日和小时曲线，所以，只能看见脉冲信号，而看不见数秒周期的“突跳”信号。

从此，他们能够同时监测到土地电突跳和地震信息。由于这两组信息都具有连续和实时的特点，所以土地电突跳和随后发生的地震之间的关联性清晰可见。正因为有了这个技术“飞跃”，他们开始深入细致地探索不同土地电信息与大小远近地震信息的关联性，并不断总结经验。

他们在《地震工作日记》中写道：“有了土地电突跳自动记录……（我们）开始试报地震，（一开始）出现很多笑话：不是震级报得不准，就是地点方向报反了，然而（预测的）时间都是比较准确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验证，（预测）准确率才逐渐提高”。随后，他们总结出了适合他们监测站的利用土地电突跳进行地震临震预测的规律，如“东南向突跳后5~6小时发震”，“西北向突跳后1~2天发震”。

实际上，由于地震区地质构造条件、所处断裂带位置和水文地理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地震区内各个监测点土地电突跳与随后发生的地震之间会有不同的表现及其规律。海城地震监测站这些“农民临时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技术负责人”姜成田也只读了两年半中专，便因贫困退学回家务农），但凭着自己欲保障家乡父老乡亲安危的满腔热血，凭着对地震预测的高度责任心，凭着为地震预测事业可以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夜以继日地认真钻研临震预测技术，将土地电的临震预测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例如，2010年，国际天灾研究会会长李伯淳在群测群防研究及其科普活动中，分析由姜成田提供的海城县地震监测站1970年代中期的原始记录后发现，姜成田他们将土地电预测做到了极致（参见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第233-237页）。笔者根据他们的原始记录资料筛选出“预测三要素记录完整”，且准确或比较准确的临震预测震例共43例（绝大多数是中小地震）。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他们对其中26个地震的预测时间精确到了小时级别。

海城地震前一天（2月3日）早上，海城地震监测站“土地电测值出现突变”，同时地倾斜报警，傍晚时分，周围村民报告，“听到地声和发现地动”。姜成田他们分析后认为，“要有大震发生”，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

2月4日13时50分至14时（震前约6小时），该站“土地电出现6次大幅度突跳”。在结合近几天的一系列严峻震情综合分析后，他们最后认定，在3小时内，海城本地可能发生大于5级的地震，并立即报告了省市县地震部门。[23]

姜成田他们当天的“工作记录”显示，为谨慎起见，他们在“5级”震级前面添加了“4级”字样，这使得他们预测的震级变为“大于4~5级地震”。该记录也显示，他们最后是在16时以书面形式上报了上述临震预测（书面临震预测“让一位同事送往海城县地震办公室”[24]）。（见图23）

资料来源：海城县地震监测站1972—1977年《地震工作日记》和《地震预报登记簿》；由该站技术负责人姜成田向李伯淳提供。摄影：李伯淳；拍摄时间：2010年7月12日。

3小时内、海城本地、大于5级——虽然震级偏小一点，但时间、地点精准！更重要的是，这个临震预测对于大地震的临震预报预警来说，已经足够份量了。

海城地震监测站这一本地官方机构的临震预测最后促成县领导下决心采取了一些防震避险措施，但是，“海城的临震预报（还是）发得晚了，没有全部发下去”，“（也）没有全县疏散”。[25]（详见后文本节第5小节）

震后，作为海城地震预测预报中的有功单位之一，海城县地震监测站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笔者10年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相关学术文献，还是短临预测个案实践，都明白无误地显示，监测大地电场是大地震短临预测确定时间和震级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一般地说，通过地电场监测数据异常持续时间的长短，可以确定未来地震的震级；通过24小时连续监测和自动记录，可以实时捕捉临震脉冲突跳，从而比较准确地判断发震时间，例如，海城地震监测站将时间预测的精度提高到了小时级别。

但是，包括土地电在内的地电场监测仪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单台仪器或者小范围布点时，很难（甚至是不能）确定发震地点（除非在未来震中区有大范围布点）。所以，海城地震前夕，作为一个独立的监测点，辽宁冶金102地质队和海城县地震监测站仅仅是海城微观监测“网”的独立“节点”，虽然它们能够独立判断时间和震级，但是，他们不能根据土地电的监测数据判断大震地点。

实际上，冶金102队是根据附近出现宏观异常和若干小地震（即刚开始的序列前震）判断大震就在附近。而海城地震监测站最初根据土地电6次突跳大异常作出的地点判断是在“本溪桥头和辽阳弓长岭一带”，因为那里前段时间是小微地震活动频繁的地区（即“老震区”见图12）。后来他们终于醒悟，激烈的前震序列刚刚发生在海城地区（见图18），于是断定“大震要在我海城发生”（见图23）。

4、震中区基层单位积极防震避险

前面说过，在国务院中期预报（69号文）的指引下，从震前7个多月开始，“在辽南地区先后建立起群众测报点2273个，参加测报人数达4269人”。与此同时，辽宁省下大力气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地震前兆和防震抗震知识，受教育的群众高达1400万人次，可谓“家喻户晓”。

这意味着，在大地震的短临阶段，有数千人参与了地震重点危险区的微观异常监测工作，有上千万群众参与了宏观异常的观测和观察工作。

震前1个多月，省政府有三次短临误报，这对于地震重点危险区的广大群众来说，其效果相当于短期预报、敲警钟。

因此，当万众严阵以待的那个“破坏性”地震进入临震阶段，且逐步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多项目微观异常、地下水异常、动物异常，并最终演变为微观异常脉冲突跳和宏观异常临震大爆发，甚至当序列前震也开始逐渐激烈起来时，震中区的那些没有收到官方临震预报的基层单位和群众，也自然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当年初步形成的地震预报制度一开始便带有“半封闭”的特点，即官方掌握的一些“敏感震情”对普通群众还是要保密的。（这种保密制度在唐山大地震中进一步走向极端，并直接导致了大震漏报，详见《李尚勇：揭开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终极谜底》）

例如，营口县地办“记事本”上有如下一条记录：2月3日，即震前1天，也就是营口县决策发布临震预报的前1天，县地办收到了一项指示，“不要向群众泄露地震情况”，这应该包括2月1~3日县地办收到的关于“前震导致的破坏，动物和水位异常”等重要的临震异常信息。[26]

因为上述震情保密制度，震中区最基层的单位和群众不可能像地震部门那样获得比较完整的临震异常震情，但是，两个月来一再强化“防大震”，并且，他们也还可以通过多种非官方渠道获悉周边地区的一些严重临震异常，这些都足以让一些基层单位和个人根据本地显著异常自主决策，采取一些防震避险措施，从而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

其中，比较突出的个案如下：

（1）石硼峪地震台始建于1970年，位于营口县石硼峪村，距震中约20公里。它是国家地震局沈阳地震大队（即辽宁省地震办）下属的一个台站，但由营口市政府管辖。1975年有13名员工，管理着一台中国制造的短周期、三分量、熏烟记录式64型地震仪。该地震仪完整地记录下了海城地震的序列前震，包括2月1日凌晨1点，首次发生在未来震中区的第一个0.5级微小地震和随后的520多个中小微地震，而地震台则随时将序列前震的发展情况向省市县地震部门报告。这些报告，尤其是那些关于激烈前震序列的报告，对省市县地震部门的临震预测，以及地方政府的临震预报，起到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海城地震前的几年内，石硼峪地震台制作、散发了10多万份地震知识宣传材料，并播放了100多场地震教育电影和幻灯。此外，地震台还自己制作了土地电、地倾斜等辅助仪器。

2月4日地震前，石硼峪地震台根据前震骤然增多的情况，通知附近营口县、盖县和一些重要单位，以及附近的农村基层单位，“注意严防今晚可能发生大震”。

此外，石硼峪地震台的所在地石硼峪生产大队（即现在的石硼峪村）也接受了地震台的建议，决定整夜放露天电影，吸引村民离家避险。[27]

石硼峪地震台在震后国务院表扬的6个有功单位中名列榜首。

（2）营口县虎庄公社（即现在的虎庄镇，见图21）按县里的部署，在震前2个月“成立了各级防震领导小组”，即全镇各基层单位都有人负责做防震工作，这包括宣传地震知识，“成立防震网、安上报警器”，“按门按户做工作”，动员群众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

2月3日晚上，虎庄当地感觉到了几次小地震（序列前震从2月3日傍晚开始，见图18）。当日21点左右，虎庄公社邮电支局土地电“突跳不断”[28]（按属地原则应向当地镇政府报告）。当地领导层根据“小震闹、大震到”的经验（和土地电突跳异常），判断“大震即将到来”，于是“采取了紧急必要措施”。[29]

2月4日凌晨3点，虎庄邮电支局土地电“爆表”，4日上午，周期1、2秒的强烈脉冲持续了10分钟[30]。2月4日18时，虎庄邮电支局群测点“得知当晚可能发生大震的消息，向公社汇报，公社党委当即决定，要迅速通知下去，她们在半个小时内接通了70多条线路，打了78次电话，迅速地把通知传达到每个大队（即村），使整个公社3万多人及时离开房屋，伤亡很小”。[31]

虎庄邮电支局群测点是国务院震后通报表扬的两个群测点之一。

（3）海城县地震监测站做出前述“时间地点精准、震级偏小一点”的临震预测后，在报告省市县地震部门的同时，也顺便将临震预测的内容“告诉了一些朋友”，“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了海城镇东北角近郊一些居民的疏散”[32]。

（4）曹显清汇报临震震情时提到的辽宁冶金机械厂的土地电异常在2月4日中午以后出现不断增大的趋势，到18点（震前1个多小时）“出现异常极大值”，“（他们）意识到将有大震发生”。于是再次向厂领导和县地办汇报震情。冶金机械厂随即发出警报，并“逐栋逐户通知职工和家属离开了危险区”。[33]

* * *

震后1个多月（1975年3月12日），国务院通报表扬了在海城地震预测预报中的6个有功单位，依次为：营口市石硼峪地震台、旅大市地震台金县观测站、盘锦地区地震台、海城县地震观测站、营口县虎庄邮电支局群测点、辽宁冶金102地质队群测点。其中，官方机构4个，群测点2个。[34]

* * *

（5）专业文献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处于海城地震极震区的686个村中，有493个村“无一人伤亡”。[35]其中：

海城县验军公社（乡）前教大队（村），震前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口头通知，广播通知，要求人离屋，畜离棚，并组织民兵逐门逐户地检查动员”。大震发生后，房屋倒塌严重，全村780人，无一伤亡。[36]

海城县牌楼镇丁家沟村地处震中极震区，在长达100多天的防震工作中，“村干部包片包组包户，搭建简易房”，“大喇叭、小喇叭天天广播宣传”。“百日煎熬，最终躲过一劫”。大震发生时，近80%房屋倒塌，全村878人无一伤亡。[37]

海城县孤山公社（镇）西羊大队（村），“（防震）宣传工作深入（有线广播、板报宣传、夜校学习等等），预防措施落实，虽然地处震中区，全队（村）2000口人，在房屋全部倒塌的情况下，没有死一人一畜”。因为同样的原因，该公社（镇）的叶家大队（村）1773人，“没有一人伤亡”。[38]

（6）海城县英落镇“处于极震区，震前把群众疏散在室外”，全镇95%的房屋倒塌，但近3.6万人中，仅震亡44人。[39]

海城县的岔沟村同样地处极震区。震前两天，乡村干部同样做了许多防震动员工作，要求各村“一律把人请出屋”。岔沟村村干部让人敲着大锣“挨家挨户动员”。但因为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有些人在外面冻得实在受不了想回屋”。村里为此提出严厉处罚：“谁要是回去就扣工分！扣口粮！”

但是，大震来后，“房子全倒了，没有一间是完整的”，“全村2860多人，死了319人，大多是些‘倔驴子’”。[40]

尽管有严厉的强制避险措施，仍然有不少人“冒死回屋”，这实在是因为北方的冬天在室外“人何以堪”。这可以从震后冻死人的事故中窥见一斑：由于7.3级大地震发生在数九隆冬季节，房屋大部分倒塌受损，而震中区又普遍存在“防寒设备准备不足”的问题，因此，震后“冬夜外宿”，发生了冻死冻伤的情况。例如，营口县冻死150人，海城县冻死106人。[41]

5、鞍山市、海城县“防震自救”不到位

下面这个情况令人深思：

尽管有同样的“防震自救”制度安排，但是，在地震重点危险区的县域（主要是市区县）基层政府及其主政官员中，诸如领导认识、技术落地、组织落实、制度到位等方面的重视和落实程度，都会有所不同。这会直接影响基层政府领导层对大地震临震判断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到临震最后阶段“防震避险”措施的落实程度。而鞍山市、海城县在临震最后阶段“防震避险”迟缓的原因正在于此。

当年，海城县由鞍山市管辖，而“海城7.3级地震”就发生在海城县的辖区内。但是，因为鞍山市、海城县的“防震自救”没有能够像营口县那样有效运转，即没有真正做到技术落地、制度到位，并且主要领导亲力亲为，所以，他们市县两级政府及其地震部门都没有在本地震情的基础上，形成这个大地震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这样一来，市县两级地震部门和政府决策官员都不能把那些至关重要的震情（节点、环节）放到这个“异常链条”中去认识，因而对这个迫在眉睫的大地震“没有紧迫感”。尽管辽宁省的临震预报（即电话通播）在上午10点半就已经知晓，省委主要领导的四点指示在上午11点50分就已经接到，省政府在海城召开的“防震紧急会议”在15点半便已经结束，甚至海城县官方自己的地震监测站也在16点前后（向省市县）上报了“海城本地在3小时内可能发生大于5级地震”的紧急临震预测，然而，鞍山市领导层还是没有“跑赢大地震”。“2月4日晚（发震前夕），鞍山市内和（国企）鞍钢正在开会研究和部署时，地震就发生了”；“没有来得及将震情通报传达到基层”[42]。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事后批评说，“鞍山的群众、干部有些意见，领导没有向下发临震预报”[43]。

因为地震当天，省政府关于“营口和海城一带”的“防震紧急会议”就在海城县召开，所以，对海城县领导层有所触动。不过，在这个会上，由于缺乏地震现场（一线）临震紧迫严峻震情的深切感受，省地办专家只是说“近几天内”有大震。在这个背景下，尽管当天，“海城县委先后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和三次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各社队迅速采取紧急防范措施”，但是，“有些措施落实得不得力，海城县招待所召开的棉麻工作会议没有停开，个别影院没有停止放映，有的社队没有把全部人员撤到安全地带”[44]。

一句话，因为海城县主政官员“心无成竹”，所以，他尽管召开了会议，作了部署，但并“没有（行动果敢的组织）全县疏散”[45]。

华国锋在上述同一讲话中说到，“海城的临震预报发得晚了，没有全部发下去……临震前不象营口那样肯定地通知出去”。显然，这直接影响了“防震避险”的减灾效果。

虽然同在海城7.3级地震的震中区（见图21），但海城县和营口县的伤亡、震亡人数差别悬殊。

根据官方统计，海城县的震亡人数为849人（占海城地震震亡总数1328人的63.9%），震亡率0.92‰[46]；而营口县的震亡人数仅为187人（占该地震震亡总数的14.1%），震亡率0.3‰[47]。

若计算伤亡人数与倒塌房屋的比例，则每倒塌1000间房屋，海城县伤亡30人，而营口县仅伤亡11人。[48]

毫无疑问，造成伤亡如此悬殊的主要原因是，营口县领导层及其地震部门的“防震自救”和“防震避险”工作做得更好。

* * *

作家钱钢对海城地震的临震避险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们返回自己的小屋。成千上万人被强令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人们裹着大衣，在寒风中坐等地震到来。[49]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辽宁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大地震，震中北纬40.7度、东经122.8度，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烈度Ⅸ度（9度），波及6个市、10个县。[50]

当晚7时36分，一道蓝光闪电般划破天际，紧接着，闷雷般的响声从天而降，地光在空中闪过，红色火球从地面升起，房屋随之倒塌……那“地动山摇”的时刻，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成为老海城人至今挥之不去的难忘记忆。[51]

后记：《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一文的错误

《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简称“王文”）是由中国地震局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地质调查局主流地震专家合作完成的叙事性论文。尽管该文行文带有明显的质疑口吻，但它提供的基本资料和历史细节还是比较客观的，这明显受益于相关历史档案解密和该文作者直接采访了不少当事人。鉴于此，本文“采信”了该文提供的许多历史细节和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但是，作为主流地震学家，该文作者强烈质疑并否定除序列前震以外的其它经验性微观和宏观异常在海城地震预测预报中的作用，而这正是他们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他们认为，“海城地震前大批群众投入微观异常监测的功绩在于其教育作用，而非其科学贡献”，即“（仅仅）发挥了传播地震知识和提高防震意识的作用”，而广大群众观察宏观异常，比如，“地下水水位、颜色和化学成分的变化”，“也（仅仅）扮演了警示群众的角色”。据此，他们错误地断言，“（仅仅）是前震序列导致了预警和疏散的最终决定”。基于上述判断，他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不是依靠主流科学界认可的“物理预测”）只是“集合了迷惘困惑、经验分析、直觉判断和良好运气”。[52]

本文运用《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一书的理论，全面解读了中国科学家在海城地震预测预报实践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说明了“海城经验”对于指导“经验性大地震临震预报”实践的重大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依据包括“王文”在内的一批可信度较高的史料资料，充分论证了海城地震依据阶段和序列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实现临震预测预报的详细过程，从而论证了经验性微观和宏观异常在海城地震预报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同时也就说明了《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一文的指导思想和研究结论的错误。

“王文”研究出错的根本原因是，它以主流的“地震不能预报”作为指导思想，先入为主地错误解读甚至曲解了那些本来面目清晰的一个个历史细节和事实。

这是严肃科学研究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也是科学研究欲走向严肃、客观所必须汲取的深刻教训。

2019年6月16日于钟山斋

（全文续完。谢谢你的阅读！）

参考文献（略）

（纸质媒体刊用需要作者授权）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