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萨·汗

（一）礼萨·汗（1878年3月16日  －1944年7月26日 ）是伊朗国王，1878年生于伊朗山区的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家境贫寒，出生不久父亲去世，随母亲投奔外祖父。少年时即外出当帮工，十四岁时投身行伍，在沙俄训练的哥萨克旅当兵。曾长期在首都德黑兰服役，站岗值勤，升为班长。在以后讨伐人民起义、地方叛乱和盗匪的一系列作战中由于战功突出，步步晋升为上尉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指挥过警卫首都的哥萨克部队，被提拔为中校。礼萨汗热爱祖国，强烈不满俄罗斯帝国对伊朗的军政控制，他极力排挤俄国军官在哥萨克师中的指挥权。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利用苏俄内战把俄籍军官全部赶出哥萨克师，哥萨克师师长改由伊朗军人萨达尔·胡马云担任，而礼萨汗掌握实际指挥权。由于英国人插手哥萨克师，他同英国的矛盾也在滋长。1919年8月9日签订英伊协定，规定英国在军事、财政、关税等方面享有完全控制权，把伊朗变成保护国。这一奴役性协定遭到伊朗人民广泛反对，议会（马杰利斯）拒绝开会批准这一协定，伊朗爆发反英怒潮。英国被迫改变手法，企图通过扶植代理人来控制伊朗，便选中威信较高的礼萨汗。然而礼萨汗有自己的打算，不想任人摆布。他期望借助英国的支持，通过政变夺取军权，掌握最高权力。

（二）于是他同亲英的作家和政客赛义德·吉雅丁达成协议：礼萨汗同意率部参加政变，政变后由赛义德·吉雅丁担任政府首脑，他则统管全国军权。1921年2月中旬伊朗国王阿罕默德·沙阿准备出游南方，指名要哥萨克师派部队担任护卫，赛·吉雅丁趁机让师长胡马云派礼萨汗出任护卫部队司令官。2月18日礼萨汗利用哥萨克师很久没有领到薪饷的反政府情绪，率领三千名哥萨克兵从首都西北的喀兹文城出发进军德黑兰。2月21日进入首都逮捕许多官员，几乎兵不血刃地实现政变，推翻阿罕默德·沙阿政府，阿罕默德·沙阿出逃。赛·吉雅丁任新政府首相（以后于5月外逃至巴格达），礼萨汗先任哥萨克师师长，后任陆军大臣，掌握新政府的实权。“十二月三日政变”是一次资产阶级-地主联盟取代封建贵族统治以维护民族独立的政变，它标志着旧的恺加王朝大权旁落、名存实亡，礼萨汗从此登上伊朗的政治舞台。礼萨汗新政府于2月26日签订伊朗-苏俄条约，条约规定苏维埃政府承认伊朗独立、放弃领事裁判权和各种不平等条约，取消债务和租界并无偿地移交俄国在伊朗的全部财产。

（三）还规定如果伊朗领土被利用来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敌对行动以及伊朗依靠本国力量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时苏维埃俄国有权派遣军队暂时进入伊朗，这是伊朗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礼萨汗致力于摆脱英国的控制，他废止尚未获批准的英伊协定，解除英国人在伊朗政府各部门和军队中的职务，解散英国在伊朗建立的武装——南波斯步枪队，遣散在宪兵部队中任职的瑞典军官，将宪兵收归国防部指挥。他大力扩建军队，整编各地的杂牌部队，统一全国部队。建立统一领导，掌握最高指挥权，增强自己的实力。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在上院发表演说称：“伊朗政府竟甘愿放弃依仗英国的帮助来巩固自己命运的机会，准备向苏维埃攻府寻求善意和恩典，真使英国感到非常失望且几乎是绝望。”为了使伊朗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礼萨汗全力对付地方封建分立主义势力和镇压革命运动。1921―1924年间他出动大军消灭吉朗苏维埃共和国，镇压霍拉桑省和阿塞拜疆省的人民起义，扑灭北部的革命烈火。接着又率部南下，平定库尔德地区的反抗，扫荡中央鲁利斯坦地区的分裂活动，荡平西南部胡齐斯坦石油产区英国人支持的哈扎尔叛乱。

（四）礼萨汗在平乱名义下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固然是反动的行动，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结束多年来全国分裂的混乱局面是有利于民族独立和统一事业的。1923年10月28日回国不久的国王阿罕默德·沙阿任命礼萨汗为首相，以后阿罕默德·沙阿又出国访问欧洲，直至1930年去世再未回国。1925年初礼萨汗就任按规定只能由国王兼任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议会授予礼萨汗独裁大权。10月31日议会宣布废黜恺加王朝，12月13日立宪议会宣布建立巴列维王朝。1926年4月25日礼萨汗加冕登极，称礼萨·沙阿·巴列维，成为巴列维王朝的第一代君主。礼萨汗创立的巴列维王朝是伊朗近现代史交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伊朗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走向封建-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开端。礼萨汗十分崇拜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决心仿效土耳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图富国强兵。礼萨汗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司法、行政改革。1927年起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制定新的商法、刑法和民法，代替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为依据的法律，把宗教和司法分开。剥夺和限制教士掌管司法的权力，使之收归政府。

（五）1928-1932年礼萨汗协助凯末尔镇压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阿拉拉特起义，1938年颁布关于实行新政制的法律，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省，共辖四十九个州。为了克服地方分立主义，在划定新省界的时候打乱旧有的行政区划，所有重要的行政官吏（其中包括各省的总督）都由忠于礼萨汗的人担任。大力建设军队并建立海军，依靠新军镇压各地的叛乱，以恢复秩序。在社会文化教育方面礼萨汗进行教育改革，下令建立教育部，设置各级学校，进行世俗教育，改变教士控制学校的情况，还在德黑兰开办一些大学。他发布命令允许妇女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和上大学，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尽管工资仍低于男子但开始迈出实现男女平等地位的第一步。从1928年起就要求男人穿着欧洲式服装，1929年颁布法令废除原有头巾，改戴“巴列维帽”（一种西方式样的帽子），后来又要求妇女也穿着欧洲式服装。1935年又颁布法令禁止妇女戴面纱，为了打破传统的习惯和障碍，造成新的社会风气，他还让王后和公主们带头穿欧式服装、不戴面纱，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宗教圣地库姆的一个伊玛目对此不满，在清真寺中诟骂王后礼萨汗得知后大怒，驱车直奔库姆城把那个伊玛目狠揍一顿。

（六）1935年7月他还出兵镇压马什哈德市宗教势力反对废除妇女面纱和服饰改革的活动，迫使上层宗教势力暂时退却。在土地政策方面礼萨汗于1928年确立地产强制登记制度，把祖借给土地所有主的国有土地转归他们私有，一部分国有土地出售，从而改变按照宗教法典占有土地的状况。1929年的民法典使土地私有制合法化，也把中世纪以来五股均分制肯定下来（农民佃种地主土地的收获物按五股分成，第一股偿付地租，第二股偿付水租，第三股偿付耕畜，第四股偿付种籽，第五股作为劳力报酬）。1930年在伊朗国民银行之下设立农业银行分行，后来改组为农工银行，向地主发放贷钦。鼓励地主改革经营方法，种植多种经济作物。礼萨汗本人也成了大地主，他共拥有二千个村庄、250万公顷土地、23.3万居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巩固民族独立，礼萨汗于1928年5月10日宣布废除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给予同伊朗缔约的国家以最低关税率。同年成立国家银行，1930年付出大笔补偿费从英国人办的帝国银行手里赎回钞票发行权。1931年1月颁布法令禁止外国人在伊朗占有农业土地，2月接管印欧电讯公司在伊朗境内的线路。

（七）同年颁布“对外贸易专营法”，宣布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控制进出口商品，伊朗同苏联的贸易往来和合营事业有比较大的发展。围绕英伊石油公司租让权的斗争表现礼萨汗在反帝斗争中的两重性，作为最大的独家股东的英伊石油公司于1909年取得开采伊朗石油的租让权，1930年以前该公司占资本主义世界采油量的第三位，获得巨额利润，而交给伊朗政府的利润提成还不到6.5%。1931年又把这笔利润提成金降低到1930年的四分之一，英国这一无理行动在伊朗引起群情激愤。在人民群众压力下礼萨汗政府于1932年11月26日宣布吊销该公司的租让权，伊朗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举行庆祝会，礼萨汗因而获得反帝斗争的捍卫者的名声。但在英国把这一争执提交国际联盟行政院借以对伊朗施加压力后礼萨汗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经过谈判于1933年5月29日签订为期60年的新租让协议，规定租让面积从过去的50万平方英里减到25万平方英里（1938年以后进一步减到十万平方英里）；扩大伊朗驻公司代表的权利；英伊石油公司将在15年内每年缴付22.5万英镑的石油税，在第二个15年内每年缴付30万英镑，租让费每年不低于75万英镑。

（八）礼萨汗注意发展民族经济，开始兴建纺织、农产品加工、采矿、建材等一系列工业企业，或由国家拨款建设，或由国家资助私人企业主建设。陆续建成水泥厂、沥青厂、甘油厂、制糖厂、轧棉厂、纺织厂、制革厂、烟厂，三十年代后期又着手建立钢铁、冶金、军工等重工业企业，1935年以后的几年中每年工业建设投资占预算的25%。礼萨汗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业，修建1.7万英里的公路。他竭全国之力，全部使用伊朗资金，从1927年起开工修建纵贯全国的铁路线。这条铁路从里海的沙赫港，通到波斯湾的沙赫浦尔港，全长1700英里，于1939年1月竣工通车。它把富庶的北方和不太发达的南方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促进全国经济交流，加强中央政权对全国的控制。礼萨汗虽然实施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但他同对又实行专制独裁，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压迫少数民族等反动措施。1937年举行对伊朗共产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的审判，史称“五十三人审判案”。

（九）在对外政策方面礼萨汗企图依靠德国来复兴伊朗，因而大量吸引德国投资，招聘德国顾问专家，为希特勒纳粹势力扩大在伊朗的影响创造条件，损害伊朗民族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礼萨汗宣布伊朗中立，但并未限制德国在伊朗的活动。他拒绝调整对外政策，即使在苏德战争爆以后仍不接受一些有远见的臣属提出关于要伊朗宣布站到反法西斯同盟一边的意见。苏联政府多次向伊朗要求取缔德国特务的活动，而礼萨汗并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苏联政府根据1921年2月26日苏伊条约第六条规定派出军队于1941年8月25日进入伊朗，英国军队根据英苏协议从南面开进伊朗。8月27日阿里·曼苏尔内阁倒台，几天之后苏、英的新提议在阿里·佛鲁吉领导的新政府通过决议，从伊朗驱逐德国及其仆从国家的使馆和特务。礼萨汗抵制执行这个决议，拒绝同法西斯各国彻底绝交，遂于9月16日退位，把王位交给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礼萨汗本想离国赴加拿大，但英国却让他避居非洲的毛里求斯，后来又迁至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944年7月因心脏病发作在南非去世。

1953年伊朗政变

（一）1953年伊朗政变是由英国和美国情报机关在1953年8月19日策动推翻民选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政变，中央情报局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1953年12月21日摩萨台被处以三年徒刑，及后被软禁家中，直至1967年3月5日逝世。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由立宪君主变成倚赖美国支持在位的当权人物，直至1979年2月被推翻。在整个19世纪伊朗成为两个帝国的积极拉拢对象，即向南扩张到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俄国以及控制波斯湾、红海和印度的英国。英国和法国在1801年至1814年间与伊朗签订条约阻挠俄国的扩张，在1804年至1813年及1826年至1828年间与沙俄爆发的战争使伊朗割让大片的土地予俄国，形成当今两国的边界。英国则在1856年至1857年在阿富汗与伊朗作战，阿富汗取得独立。1892年英国外交官乔治·寇松形容伊朗是棋盘上的棋子，正在进行着掌控世界的博奕。1872年路透社创办人保罗·朱利斯·路透与沙阿纳赛尔丁·沙阿·卡扎尔会面，他同意资助沙阿即将到访欧洲以换取波斯（礼萨汗在1935年更改国名为伊朗）作出让步，使路透社有权设立国家银行、兴建铁路、电报线及工厂以及开发伊朗的矿产资源”。不过由于受到俄国和波斯民众的暴力反对，沙阿给予的让步没有得到确切的实行。

（二）1901年穆扎法尔丁·沙将石油勘探权转让给英国商人威廉·诺克斯·达西，根据记者出身的史学家斯蒂芬·金泽所说达西向伊朗政府支付2万英镑并承诺平分股份，伊朗政府在未来可以分得16%的利润。不过史学家埃尔韦尔-萨顿在1955年写道：“波斯所得的股份并不起眼，款项没有到手。受让人承诺（波斯）政府可以得到2万英镑现金及受让人公司的2万股，并且可以得到获得专利权的公司所得利润的16%。不过达西根本没有打算把一分钱拿出来，他在1903年5月21日建立第一勘探公司，公司资本为50万英镑，每股为1英镑。当中3万股给沙阿，而另外2万给其他‘重要人物’，额外所得的3万股取代原本承诺的2万英镑现金。所以波斯政府根本没有现金到手，其余的股份则在伦敦发行。”1907年7月31日达西放弃他在波斯持有的股份，他签订新的协定将全数第一勘探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伯麦石油公司，达西不再拥有波斯石油的勘探权，达西获得20,3067英镑现金（超过十倍于波斯沙阿在协定当中理应获得的现金）及90万股伯麦石油公司股份。

（三）伯麦石油公司在1908年初便决定终止在伊朗的石油勘探，但在5月26日却在地下1180英尺深处发现石油，埃尔韦尔-萨顿称：“石油从油井里喷出钻塔50英尺之上，开展伊朗的石油产业帮助皇家海军度过两次世界大战，同时使波斯面临更大的麻烦，情况比起所有政治谋略放在一起更加糟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司的发展缓慢，英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波斯的重要战略地位，于是入主公司。英国在伊朗生产的石油是皇家海军的主要燃料来源，英国在波斯立宪革命（该革命将波斯由王朝统治转向议会政府）等事件上干预伊朗本国内政，引起伊朗人的不满。波斯人不满与英波石油公司签订的石油开采权条款，波斯只能从中获得纯利的16%。1921年的军事政变扶植礼萨汗在1925年上台成为“伊朗沙阿”，通过对英国军人的财政和后劝支援，该军事政变广被认为是英国坚持英波协定的行动。礼萨汗以有利英国的方式进行现代化改革，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使用的波斯走廊铁路民用运输系统。在1930年代沙阿试图终止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专利权不果，重新谈判而得的新条款再次有利于英方。1935年3月21日波斯改国号为伊朗，英波石油公司也随之改名为英伊石油公司。

（四）纳粹入侵苏联后的1941年英联邦部队、苏联红军入侵伊朗，以保障苏联和英国在东部战线和其他地区的石油供给。英苏两国废黜支持纳粹的礼萨汗，以他的22岁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为伊朗沙阿，英国又控制伊朗的油田和港口。在战争期间伊朗是运输军需到苏联的枢纽，美军亦进入伊朗取代英国控制跨伊朗铁路南部。西方协约国在战后撤出伊朗，苏联则留守伊朗并在伊朗境内资助两个“人民民主共和国”，随之而引发的伊朗危机通过新成立的联合国及美国支持伊朗重新控制分离地区而得到解决，苏伊石油协定得不到伊朗国会通过。伊朗危机即1946年伊朗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8月25日苏英联合决定由苏军占领伊朗北部，英国占领伊朗南部，英苏入侵伊朗。苏联方面声称此举是依据1921年苏伊条约第六条所采取的行动，即如果第三国企图把伊朗变成反苏军事基地，苏军为了自卫可进驻伊朗境内，而实际上苏英双方所遵循的仍是1907年英俄协议对双方在伊朗势力范围的划定。1942年1月苏英伊三国在德黑兰订立同盟条约，规定苏英两国军队应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撤军。同年10月美国成立“波斯湾后勤司令部”，也派遣后勤供应部队进驻伊朗。

（五）1946年1月伊朗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责苏联违背条约，制造伊朗内部分裂。苏联代表则辩解称：“撤军问题可以谈判，而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离活动则纯属伊朗内政，与苏联无关。”同时在苏联的压力下伊朗也不再坚持其对联合国提出的申诉，美英方面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如有必要的话美国将动用军事手段。”杜鲁门则致函斯大林，措词强硬地表达美国的态度。美国政府还声称：“美国在一旦需要的情况下将到联合国去提出苏军撤出伊朗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势时苏联才终于退却。1946年4月4日苏伊双方经过私下谈判达成苏军撤离的协议，条件是伊朗允诺将其北部的石油开采权长期租让给苏联。5月6日苏军全部撤离后伊朗政府在美英的支持下完全控制北部的局势，1947年新选出的伊朗议会又否决苏伊联合开采伊朗北部油田的协议，于是美国顾问和美国公司携带着武器与设备堂而皇之地开进伊朗，此时苏联除了表示抗议和警告外已经无可奈何。美国首次动用核武器要挟是1946年伊朗危机期间，按照二战中美苏的战时协议时伊朗应由美国和苏联联合占领，战争结束后苏联可以与英国共享伊朗的石油资源。

（六）然而二战结束后苏军没有按战时协议撤出伊朗北部地区，反而向伊苏边境调集大量的坦克，同时在与伊朗接壤的阿塞拜疆地区推行革命，这自然引起美国和英国的极度不满。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召见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科，发出最后通牒说：“苏军必须在48小时之内（也就是1946年3月2日之前）撤出伊朗北部地区，否则我们是会向你们投原子弹的！”杜鲁门的要挟得逞了，苏军在48小时之内撤出伊朗北部地区。在伊朗危机中苏联失败，英国也没捞到多大的好处，只有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在战后伊朗的民族主义领袖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他们寻求长远减少外国对伊朗的干预，特别是英国所得的石油开采专利权掠夺伊朗原本可以获得的财富。英国操控的英伊石油公司拒绝让他人来审核其帐目，伊朗政府无从得知英伊石油公司所支付的费用是否符合承诺，而英国不妥协的态度也使伊朗民众感到恼怒。美国在1947年至1952年间在中东的目的一致，但是政策时有变更。华盛顿与二战盟友英国的关系在表面上团结一致，却在暗地里相争，随着大英帝国不断衰弱及考虑到国际层面上发生的危机，美国重新评估它的利益及与英国在殖民地上的利益冲突。英国在沙特阿拉伯不受欢迎，于是华盛顿促成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利润平分的协议，在当地造成反响。

（七）伊朗国会坚决支持的摩萨台组成奉行民族主义的政府，寻求更有利于国家的石油协议，与英国的立场抵触。美国不仅是伊朗石油储备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它是石油开采专利权协议经过伊朗石油国有化后的国际石油得益者之一，因此美国国务院不同意英国的主张。摩萨台在1951年当选为伊朗总理，当时的美国不同意推翻他。28个月后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又成为美国国务卿，促成“英美两国合力推翻伊朗总理，扶植美国支持的沙阿上台”。1951年领导伊朗国会内民族主义议员的摩萨台提出的伊朗石油产业国有化议案得到国会几乎一致的通过，过往伊朗的石油一直由英属的英伊石油公司控制，伊朗民众对英伊石油公司的不满始于1940年代后期，大部分伊朗民众和政治人物都认为英伊石油公司是大英帝国主义的遗物，剥削伊朗的利益。纵使摩萨台受到普遍民众的支持，英国还是不愿意为它在海外最有价值的资产妥协，并挑动全球杯葛伊朗石油，对伊朗经济施加压力。起初英国企图军事占领当时世界最大的炼油厂阿巴丹炼油厂，但英国首相艾德礼选择加紧经济抵制，同时动用伊朗间谍暗中颠覆摩萨台政府。虽然美国前任总统杜鲁门反对在伊朗策动政变，但随着英美两国政府越趋保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决定要推翻伊朗政府。

（九）1951年英伊石油公司不愿意重新谈判石油开采专利权，并拒绝提高支付给伊朗的专利权费用，激使民众支持国有化英伊石油公司。同年3月伊朗亲西方总理阿里·拉兹马拉遇刺身亡，国会在翌月通过石油产业国有化，成立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国会议员、国有化运动领导人以及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穆罕默德·摩萨台推动并通过这个议案，同年5月沙阿任命摩萨台为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尝试与英伊石油公司展开谈判，但英伊石油公司不接纳摩萨台提出的折衷方案。摩萨台参照1948年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政府与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达成的共识后提议英国与伊朗平分利润，英国不顾美国的劝告断然拒绝摩萨台的提案，开始密谋破坏来推翻伊朗政府。同年夏季美国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到访伊朗参与妥协方案的谈判，并请求沙阿的协助，沙阿回应称：“在民意沸腾的情况下不能出言反对国有化。”哈里曼在德黑兰召开记者会，呼吁伊朗人要理性看待国有化危机，一位记者在哈里曼发言的时候站出来大叫：“我们和所有的伊朗人都支持总理摩萨台及石油国有化！”其他在场的人都喝彩，然后离开，遭到漠视的哈里曼沮丧地摇头。由于伊朗的生产技术不成熟，加上英伊石油公司不让英国的技术人员与伊朗人合作，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产量减少。

（十）英国皇家海军又封锁伊朗石油外销的途径，导致阿巴丹危机，向伊朗石油产业国有化施压。不过由于利润直接拨入伊朗的国库，不再与外国的石油公司分享，使伊朗的收入不跌反升。1951年9月英国已停止阿巴丹炼油厂的运作，又禁止出口主要商品到伊朗（包括糖和钢铁），又冻结在英国银行开立的伊朗硬货币户口。反对石油国有化的英国向海牙国际法院申诉，总理摩萨台称这个世界会认识到一个掠夺“贫穷民族”的帝国主义且恶毒的国家，代表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败诉。1952年8月摩萨台邀请美国石油公司人员到访伊朗，杜鲁门政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感到不安，认为美国没有支持英国孤立摩萨台，英国在朝鲜战争中站在美国一方，丘吉尔固然指望英美两国能够在伊朗保持一致立场。1952年英国对伊朗石油的杯葛非常有效，英国特工在德黑兰力图推翻摩萨台政府，摩萨台向杜鲁门和世界银行的求助无甚裨益，伊朗人日渐贫困和不快，摩萨台的政治联盟产生裂痕。早在1952年春的国会选举中摩萨台尽管面对诸多难题，但他对自由投票的结果并不感到担心，因为他已经被广认为英雄。不过这次投票却存有暗涌，英国特工收买候选人及其背后的权贵，英国希望能够使进入议会的议员会罢免摩萨台，以法律手段推翻他。

（十一）支持摩萨台的民族阵线在大城市大获全胜，同时竞争激烈的乡郊地区的投票缺乏监管，使阿巴丹和其他地区爆发暴力事件。由于需要前往海牙处理英国的申诉，摩萨台内阁表决通过延迟选举，直至伊朗代表团归来。1953年伊朗国会出现辞职潮，使国会议员的人数不足法定最低人数，于是举行解散议会并给予总理立法权力的公投，结果以99.9%支持票获得通过（支持票达20,43300张，仅有1300张反对票）。摩萨台忙于应付内政上的难题，同时又要面对普遍伊朗人认为更加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英国封锁伊朗的港口意味着伊朗失去销售石油的途径，增加伊朗破产的危机，超过万名的阿巴丹炼油厂员工失去工作。虽然大多数民众都理解并在情感上支持国有化，但是他们同时都希望摩萨台可以设法帮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而唯一的方法就是销售石油。英国担心它在伊朗的其他利益受损，并相信伊朗的民族主义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向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称伊朗会受到苏联的控制，有效地利用美国的冷战思维。杜鲁门正忙于在朝鲜的战事，他不同意推翻摩萨台，不过在1953年英国说服新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一起炮制一场针对摩萨台的政变。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克米特·罗斯福负责协调阿贾克斯行动，而唐纳德·威尔伯则是整个行动的策划和实施者。

（十二）整个行动的重点在于让软弱的沙阿罢免深得民心和强势的摩萨台，英美两国亦得知阿巴斯·法尔赞内甘上校的反苏立场，于是让他来帮助法兹卢拉·扎赫迪取代摩萨台。中央情报局在得到沙阿的赞同后便实施政变，英美两国扶植法兹卢拉·扎赫迪为总理组成的军政府取代摩萨台。在两国情报机关的策划下沙阿颁布法令罢免摩萨台，任命法兹卢拉·扎赫迪为总理。中央情报局成功迫使弱势的沙阿参与政变，同时收买恶霸、教士、政客及伊朗军官发动对摩萨台政府的宣传战。1953年8月15日王家卫队司令内马图拉·纳西里上校将沙阿的敕令传达给摩萨台，摩萨台事先得到消息（可能是人民党通风报信）后他指称敕令是伪造的并逮捕纳西里。摩萨台在政变过后接受审判时认为沙阿在没有得到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没有颁布罢免民选总理的宪法权利，此事的曝光迫使沙阿逃到意大利罗马以逃避民众的强烈反应，但他在意大利的短暂流亡时期很快便结束。8月19日中央情报局收买的一批暴民来到摩萨台的宅邸，根据已经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文档显示德黑兰最令人畏惧的一些暴民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收买，在8月19日发动暴乱。另一些人则由巴士和卡车运送到德黑兰，占领各个街区，冲突导致800人丧生。

（十三）伊朗军方在罗斯福的授意下采取行动，支持沙阿的坦克军团冲入首都并炮轰首相官邸。摩萨台在暴徒洗劫官邸之前逃离，他在翌日向被中央情报局扶植的法兹卢拉·扎赫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被革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现定居美国）投降，沙阿得以返回伊朗。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陪同沙阿一起飞抵德黑兰，扎赫迪将军取代摩萨台为总理。摩萨台被捕，经过军事法庭审讯后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三年军事监狱有期徒刑。及后一直被软禁家中，直至1967年3月5日逝世，摩萨台的支持者也遭到围捕、监禁、拷问及处死。在阿贾克斯行动成功后英伊石油公司得以重新进驻伊朗，但美国的五家石油企业加上荷兰皇家壳牌集团、道达尔的加入结束英伊石油公司的垄断局面。为了确保人民党不会乘乱得势，中央情报局组织反共游击队与之抗衡。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发布的文件，国务次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描述中央情报局与伊朗南部的卡什加人部落达成共识，使美国可以建立秘密港口，让美国资助的游击队和间谍可以运作。中央情报局还派遣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将说服流亡海外的沙阿返回伊朗，并协助他训练保安部队，为巩固沙阿的权力而组建萨瓦克。这次政变是由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隐晦地提倡，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中央情报总监艾伦·杜勒斯的监督下实行。

（十四）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秘密情报局都参与组织工作，以援助伊朗陆军里的保皇主义者。代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行计划的克米特·罗斯福和唐纳德·威尔伯收买伊朗政府官员、记者及商人，又收买街头流氓支持沙阿推翻摩萨台。遭到罢免的摩萨台被投入牢狱，由法兹卢拉·扎赫迪将军组成亲西方政府。伊朗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在这次政变里起重要的作用，在1953年8月19日当上总理的法兹卢拉·扎赫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试图建立亲纳粹政府而被英国逮捕。中央情报局在政变前夕向扎赫迪提供10万美元，并在事后额外给予500万美元以巩固他对政变的支持。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门生巴赫拉姆·舍赫罗赫负责策动针对摩萨台的宣传战，在1940年代因参与支持纳粹运动而入狱的谢里夫-埃马米在政变过后担任石油部秘书长、参议院主席并两度出任总理。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协助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重登王位，使伊朗恢复君主政体，他在其后的26年里统治伊朗，直到在1979年被推翻。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马苏德·卡齐姆扎德认为巴列维接受中央情报局及军情六处的指挥，并获得什叶派高级教士的辅助，他又写道政变策划者雇用德黑兰红灯区内的人物协助实施政变。

（十五）伊朗民选政府在1953年被推翻确保西方控制着伊朗石油资源，并将苏联排除在外。一些伊朗的宗教人物不满摩萨台的世俗政策，因而与西方的情报机构合作。巴列维在政变往后的26年里作为威权君主统治国家，直至1979年被平民革命推翻。美国推翻伊朗民选政府所得的实际利益包括伊朗的石油财富，并且坚决制止伊朗政府投向苏联的可能性，可是后者的动机引起史学家的争议。华盛顿持续支持不得民心的沙阿，帮助沙阿训练他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该政变被广泛认为造成伊朗和中东的反美情绪高涨，1979年发生的伊斯兰革命废黜亲西方的独裁者沙阿，建立持反西方立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英美两国的联合行动制止伊朗寻求资源自主的势头，也终结伊朗历史上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最鲜明的一页，结果在日后造成戏剧性的反响。美国在1953年对伊朗政局的干预令到民众不满沙阿26年来的持续统治，刺激到1979年革命的反美浪潮，使沙阿遭到推翻。1953年伊朗政变是战后重要的历史事件，安插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为威权君主令伊朗的世俗民主议会制度备受破坏。政变也被认为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1979年伊斯兰革命，使亲西方的沙阿下台，成立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

（十六）政变引伸的直接影响就是对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特别是民族主义政党民族阵线及共产主义政党人民党，权力再度被沙阿集团把持。摩萨台最紧密的盟友、外交部部长侯赛因·法特米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行刑队在1954年11月10日执行死刑。伊朗在1953年至1958年都属于政治压制时期，沙阿将民族阵线定性为非法组织，大部分民族阵线的领袖遭到逮捕。人民党受到的打压更大，沙阿的保安部队捉拿4121名活跃的人民党党员，当中40人被处死、14人死于酷刑，超过200人被判终身监禁。伊朗军队里的466名人民党党员（22名上校、69名少校、100名上尉、193名少尉、19名无军衔人员及63名候补军官）也没有逃过一劫，同样被捕的是在揭露出军中暗藏人民党党员后一些民族阵线的支持者抱怨那些军人在当时或许可以拯救摩萨台的人。不过仅有少数的人民党党员隶属作战部队，特别是可以扭转局势的装甲部队。大部分被捕的人民党军人都是来自军事学院、警察及医疗部队，至少11名被捕的军人在1953年至1958年间饱受酷刑致死。

（十七）沙阿政府在政变后成立萨瓦克（秘密警察），当中不少成员曾在美国受训。萨瓦克在对异见者实施酷刑时没有受到严密的限制，这种情况在多年来急剧上升。英国撤销对伊朗的石油禁运，石油收益较国有化之前的水平更有明显的升幅。虽然伊朗无法自主石油资源，但沙阿同意以英国石油企业以及八家欧洲石油企业和美国石油企业组成的财团取代英伊石油公司。伊朗的石油收益由1954年至1955年的3400万美元提升至1956年至1957年的1.81亿万美元并持续上升，美国亦提供开发上的援助及顾问。1970年代沙阿政府提高税收，外国企业由原来需要支付50%税率提高到80%，开采专利权费用亦由12.5%提高到20%。而石油的定价权亦由伊朗重新掌握，石油企业仅能从每桶石油收取22%利润。1953年伊朗政变是美国首次利用中央情报局推翻一个民选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阿贾克斯行动取得成功，并取得直接和深远的成果，中央情报局突然成为美国重要的外交机关，而秘密行动也被看作是来改变国际事件趋向的不费力且有效的途径。一个支持美国的伊朗政府有助于美国在中东取得地理和战略优势，毗邻苏联的土耳其也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新殖民主义

（一）新殖民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列强对非西方国家实施的一种侵略政策和手段，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唾弃，西方发达国家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更隐蔽、间接的殖民侵略手段。它们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必要时也使用军事手段），把已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以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国家政权和跨国公司是新殖民主义侵略渗透的两大支柱，帝国主义是一个少数宗主国对大多数殖民地、附属国进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传统的殖民政策主要采用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在对殖民地、附属国实行政治兼并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掠夺，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也采用经济手段掠夺和控制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对它们实行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但这后一种殖民方式在帝国主义形成时期并不占统治地位，帝国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前一种殖民方式抢占殖民地）。20世纪初世界领土瓜分完毕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最终形成，各国垄断资本利用它们在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经济特权，通过输出资本、掠夺原料、不等价交换和其他各种超经济手段对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地剥削。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削弱，许多殖民地、附属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无产阶级力量随之壮大。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极大地鼓舞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斗争，使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旧殖民体系开始产生危机，震撼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殖民地、附属国纷纷走上独立的道路。1945～1980年全世界共出现90个新独立国家。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这一切都迫使帝国主义无法继续旧殖民政策，转而采取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主要通过加强经济渗透和剥削，实现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在文化上主要是通过传播西方腐朽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作为新殖民主义侧重点的对外经济渗透和扩张，主要通过各种非战争渠道进行。资本输出是国家和私人资本输出是新殖民主义经济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援助”方式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国家资本并附带苛刻的条件，如受援国必须购买援助国的商品；必须为援助国的私人资本输出提供优惠条件和安全保证等等。

（三）援助的项目一般集中于生产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为私人资本的直接投资开辟道路。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私人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是投向农业、采矿业和石油业等部门，借以维持旧的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继续成为发达国家农业-原料附庸。随后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增加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虽有一定发展，但事实上成为跨国公司的“国外车间”，有的是污染严重的工厂，有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使这些国家又变成帝国主义的农业-工业附庸。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同投向其他发达国家的资本相比不仅能获取高得多的利润，而且把发展中国家束缚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使它们在生产上进一步依赖于帝国主义。对外贸易是新殖民主义进行扩张活动的又一个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贸易上有极大的依赖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向发达国家出口农、矿产品和原料，又大多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和粮食。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当今世界贸易的2/3左右，它们通过对国际市场的垄断、操纵世界市场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的剥削。

（三）发达国家还利用自己在国际航运业的垄断地位，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货物规定高昂的运费和保险费，以牟取高额利润。垄断现代科学技术是当代帝国主义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世界上大部分专利权和最新技术都被跨国公司所垄断。世界上的技术转让80%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供应的（其中美国约占50～55%），它们在同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交往时总是把一些先进技术优先转让给本国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使之抢先占领当地市场。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已经扩散的技术时不仅索取高额费用，而且拒绝转让关键技术，还附有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性商业惯例，以保持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以及生产和销售上对它们的从属地位。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对资金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更加依赖它们，主要做法是：战后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都是按提交基金的多少分配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而发达国家利用它们在这些机构中的支配地位，加强对国际金融的控制；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进行高利盘剥。并且利用发展中国家在外汇资金上对它们的依附关系，通过调整本国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种外汇手段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仅1971年和1973年美元两次贬值就使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损失20多亿美元。

（四）1980年起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高利率和高汇率政策，又使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债的利息急剧增加；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金融力量，通过贷款、投资和外汇业务以及组织国际银行财团等活动控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流通和信用体系，影响甚至操纵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对内对外政策。总之在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真正摆脱受剥削、受掠夺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仍然是帝国主义攫取高额利润的源泉。新殖民主义是传统殖民主义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形式上虽有变化但本质上仍然一样。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联合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新殖民主义的扩张，它们的民族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再处于无足轻重、任人宰割的地位。尽管完全摆脱新殖民主义统治还有种种困难和阻力，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一种平等、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战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民族民主国家的独立，以军事占领为特征的殖民主义被“新殖民主义”所取代。

（五）新殖民主义的特征是：通过各种附加不合理条件的“援助”，从接受援助国获取各种特权；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占领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技术垄断，在转让技术时进行敲诈。新、旧殖民主义虽然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但其本质都是以金融资本统治为基础，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剥削、掠夺、控制和压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战后非殖民化和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旧殖民统治体系土崩瓦解。为了保持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以往存在的经济关系，并防止它们脱离资本主义轨道，必须用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去替代旧殖民主义。另有学者对此加以补充，认为此时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把非西方国家纳入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分割的外缘部分，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因此西方国家即使不再对它们进行直接统治也能保障其经济利益，新殖民主义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应运而生的。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探讨，他们主张许多新独立国家很难对其政治和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造，从而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生创造条件。其原因是它们的支柱性产业都为外国所控制，它们的统治阶层为了个人私利而愿意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与外国资本的合作。

（六）军事软殖民：世界上一些大国通过在自己势力范围的国家内驻军、出售军事武器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进行军事软殖民，被军事软殖民的国家与军事殖民国通常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关系是不平等的。通过军事软殖民让被殖民国在殖民国的控制之下，殖民国通常有更高的优先权，被殖民国只能被已所谓的“盟友”而被利用。在关键时候殖民国会以联盟的口号调起被殖民国的军队，达到所谓的战争目地。被殖民国往往是一些小国，没有军事主导权，因此易受别人摆布。科技殖民：发达国家通常有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技术制造一些高科技产品，高价卖给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牟取利润、掠夺资金、获得市场。货币殖民：通过货币垄断（比如说美元）让其成为世界通用货币，于是将其巨额的美元外流，外流的美元变成资源（像中东的石油）纷纷流进入美国的家门口，或成为其到国外享受的工具。通过升值（比如说英磅）让高价值的英磅使整个英国变得富有价值，使其更具有资本主导权，这就是通过货币手段对别国进行压榨。文化殖民：通过对该国的文化灌输以达到对该国控制的目的。知识殖民：一些国际垄断巨头把知识、技术和标准垄断，然后通过出售知识、技术和标准以获得巨额资金。差距殖民：发达国家主动与发展中国家交流、交换技术，以阻拦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一）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年10月26日~1980年7月27日）是伊朗末代国王，他是是礼萨·汗国王的长子，1925年底被立为王储。礼萨·汗对其十分宠爱，先后把他送往英、美等国接受西方教育。1941年登基为王，同年英苏军队进驻伊朗，次年美军进驻伊朗。二战后他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苏联军队赶出国界，并于1946年12月攻占由苏联控制的阿塞拜疆省，并且以美国为靠山成为美国的附庸。1951年摩萨台出任首相后他被软禁在王宫，到1953年8月在美国的支持下夺回权力。1965年进行白色革命，1976年开展开明运动，假意民主改革。却引起人民的不满，爆发民主运动。他在美国的支持下大肆镇压，1979年1月被伊斯兰革命推翻，逃往埃及，1980年7月27日病逝开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礼萨汗暗中支持纳粹德国，英苏入侵伊朗后强迫其父亲礼萨汗禅让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巴列维在位期间伊朗的石油工业在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领导下基本完成国有化，但美国支持的1953年伊朗政变推翻摩萨台，外国石油公司重新进入伊朗，巴列维也主持举办庆祝居鲁士二世建立波斯帝国的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

（二）他领导伊朗的白色革命，促成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并称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国有化若干产业给予妇女参政权，以使伊朗进一步现代化并成为世界强权之一。作为一个世俗主义的穆斯林，由于巴列维推行的现代化、世俗化的政策与传统巴扎商人阶层的冲突，对以色列的承认以及皇室及领导阶层的腐败丑闻，巴列维逐渐失去伊朗什叶派教士和劳动阶层的支持。他随后推行若干富有争议的政策，如查禁共产主义的伊朗杜德党和建立镇压政治异议者的情报机构——萨瓦克等，根据官方统计伊朗在1978年有2200名以上的政治犯，这一数字因革命而快速增加。巴列维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冲突、英美对他的支持以及国内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加剧伊朗境内若干人群对他的反对情绪，1979年伊朗的政治动荡转变为一场革命，这导致他在1月17日被迫离开伊朗。随后伊朗皇室被正式废除，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领导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三）由于巴列维回到伊朗后很可能被处决，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给予他庇护权，使他得以流亡并逝世于埃及。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常被称为“伊朗末代沙阿”，美国一直是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主要支持者。随著民主进程发展，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莫沙德哈当选上伊朗首相。在阿贾克斯行动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巴列维国王和保守派发动政变推翻莫沙德哈，前后八位美国总统为巴列维国王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用以换取伊朗的石油供应以及在中东的战略存在。那些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人（因为他1960年代早期曾许诺自由及改革，后却食言）对于美国的做法非常反感乃至愤怒，而巴列维国王及其亲信中饱私囊，奢侈地按照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让国内的宗教保守人士十分愤怒。社会及宗教人士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最终爆发伊朗革命将巴列维推翻。1979年1月他流亡国外，1980年7月27日病逝于埃及开罗。

伊朗伊斯兰革命

（一）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朝统治及在国内实行“全盘伊斯兰化”的革命，发生于1978年至1979年2月革命胜利，它是以什叶派领袖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领导、以欧莱玛为核心反对国王推行西方化和世俗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1979年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随着事态发展而牵涉进来的什叶派催生这一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保守派对西方化和受到西方支持而在国家进行世俗化的国王所作出的强烈反弹，非保守派的人士也对社会不公和旧制度的缺失作出回响。国民认为国王负有不成为非穆斯林西方势力（美国）傀儡的义务，他们认为这些西方势力的文化会沾污伊朗。国王政权被视为压迫性、残暴、腐败及奢侈，政府的权责失职和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使经济面临瓶颈、短缺并出现通货膨胀，保安部队也无法应对抗议示威。当时的伊朗奉行皇权极度集中的制度，规模如此庞大的反国王运动意味着实在有太多的示威者，使保安部队不知所措。伊朗伊斯兰革命令伊斯兰教取代君主政体，而霍梅尼及伊斯兰意识形态能够推翻国王巴列维，在某程度上关乎什叶派所宣扬的伊斯兰复兴具有反西方化的意识。

（二）霍梅尼追随他所爱戴的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本·阿里的足迹，而国王就像是侯赛因的仇敌叶齐德一世（倭马亚王朝的第二位哈里发）。国王政权及反国王的世俗主义者低估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运动，同样要为此负上责任，国王政权认为霍梅尼的威胁不及伊斯兰社会主义者，而世俗主义者则误以为霍梅尼会持观望态度。国王礼萨·巴列维为巩固其王朝的统治，利用石油收入和美国的援助推行以土改为核心的“白色革命”及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就是按照美国的模子去重塑现代化的伊朗，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由于计划片面追求高速度而超过国力的可能，加之军费开支过大造成经济严重失调、通货膨胀，使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未完全实施的土改政策使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大批工人失业。以国王为首的特权阶层巧取豪夺、奢侈腐化，贪污贿赂风行。社会贫富悬殊加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国王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在美国支持下扩充军备，设立秘密的警察机构（萨瓦克）。特务肆意横行，镇压政治反对派，监狱人满为患。一切言论、集会和组织政党的自由都被取消，一些宗教领袖因反对国王的专权和世俗化政策被监禁或驱逐，各阶层人民积怨日深。

（三）王朝推行所谓开放型文化政策使西方腐朽文化和生活方式大量涌入，色q、y秽、凶杀书刊和影视泛滥和赌场、j院公开活动以及西方式酒吧、夜总会争利于市导致社会风尚败坏，冲击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引起穆斯林的普遍不满。王朝推行世俗化的政策，实行政教分离，限制宗教上层的政治活动，取消宗教领袖的特权。禁止寺院征收天课，将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圣地的瓦克夫土地大部分收归国有。关闭大量宗教学校，代之以世俗教育。制定《家庭保护法》，给妇女以一定自由。撤销沙里亚司法机构，代之以世俗司法机构等，从而招致宗教上层的强烈反对。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及各种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反国王的群众运动。因伊朗人口95%为什叶派穆斯林，反对国王的斗争便以什叶派宗教势力同国王政权之间的矛盾为表现形式而展开，什叶派宗教上层则利用人民的强烈不满情绪成为反国王运动的一面旗帜。什叶派伊玛目霍梅尼（1900年5月17日—1989年6月3日）取得反国王运动的领袖地位，他在60年代初曾因反对“白色革命”而获得声誉。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袖、什叶派教士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63年首度在政治舞台亮相，他是反对国王实施“白色革命”的领导人。

（四）白色革命是打破土地占有（包括宗教团体持有的土地）、赋予妇女投票权及婚姻平等、允许少数宗教执掌政府机关的改革方案，霍梅尼宣称国王是“卑鄙可耻的人，着手破坏伊朗伊斯兰教”后随即被捕，接下来整个伊朗发生持续三天的暴乱，霍梅尼的支持者宣称有1.5万人死于警方的枪炮下。霍梅尼在被软禁八个月后被释放，但他仍继续激烈的抗争。他指责“政府与以色列合作并签订条约，扩大对美国政府人员的外交豁免权”，于是霍梅尼在1964年11月再次被捕并遭到流放，直至14年后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这个暴风雨前夕刚萌芽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开始削弱正在孕育的西方化概念，西方化正是国王世俗政权的主要构思。1979年革命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形成，贾拉勒·艾哈迈德所提出的西方中毒认为：“西方文化是灾害，会令人中毒，必须把它们根除。”阿里·沙里阿提认为：“伊斯兰教是第三世界的救星，能够把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当中解放出来。”莫尔塔扎·穆塔哈里通俗地宣扬什叶派信仰，这些思想都争取到不少的听众、读者和支持者。最重要的是霍梅尼宣扬以反抗甚至是殉教来对抗不公和b政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所为，穆斯林应该要抵制自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遂出现“既不倚东也不靠西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

（五）与公众见解不同的是霍梅尼提出法赫基的监护这种政体意识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受到“监护”，由伊斯兰教法理学家负责统治及监管。这种管治在伊斯兰教里相比起礼拜和斋戒时更加必要，将可确保伊斯兰教不会偏离传统的沙里亚法规，这样就可消除贫穷、不公和外国无信仰者对穆斯林土地的劫掠。由伊斯兰教法理学家统治这种意识经过他的著作《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清真寺布道、走私的讲话录音带而广泛传播开去，并流行在伊朗里由学生（包括有才干的教士，如莫尔塔扎·穆塔哈里、穆罕默德·贝赫什提、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及穆罕默德·穆法塔赫）组成的反对派及传统商界领袖当中。其他反对国王的派系还包括宪政自由主义者（即迈赫迪·巴扎尔甘为首的民主伊斯兰教改革派-伊朗自由运动和世俗的伊朗民族阵线），他们主要都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并非想以神权政体取缔国王，而是希望国王能够遵从1906年伊朗宪法，但是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不及霍梅尼阵营。以奉行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和伊朗人民敢死队组织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政府的抑压而被削弱，但是这些游击队在1979年2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给予政权致命的一击。最大的游击队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奉行左翼伊斯兰主义，反对以教士为本”的伊斯兰政府，许多教士都没有追随霍梅尼。

（六）受欢迎的阿亚图拉（什叶派领袖）马哈茂德·塔莱加尼支持左派，而伊朗资历最深、最具影响力的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最初对政治保持疏离，后来支持民主革命。霍梅尼致力于统合反对派（除了奉行无神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特别强调国王政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腐败以及不平等的收入和发展），避免提及可能会引致派系内讧的细节（特别是他所计划的教士统治），他认为许多伊朗人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政治宣传的影响而对此持有偏见。在后国王时代一些革命分子与神权政权发生冲突，他们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压，抱怨他们遭到欺骗，不过反国王的联盟依然能够维持着。1970年代的连串事件终演变成1979年革命，国王政权在1971年于波斯波利斯举行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时被批评为挥霍无度，外国人饮酒狂欢抵触伊斯兰教的禁忌，而伊朗人却被排除出庆典，一些伊朗人甚至仍在挨饿。五年后国王将伊朗阳历的第一年由伊斯兰历法的第一年改为居鲁士二世登位的那一年，使伊朗在一夜之间由回历1355年跳到皇历2535年，触怒虔诚的伊朗穆斯林。1970年代的油价上升加剧对通胀及浪费的担忧，又加剧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以万计不受欢迎的外国技工来到伊朗。

（七）许多伊朗人对于国王家族成为石油收入的最大得益者感到愤怒，而国家收入与家族收入之间的界线亦模糊不清。直至1976年国王的石油收入已累积至10亿美元，包括63位王子、王女的国王家族则累积200亿美元，家族基金已控制30亿美元。1977年对抗通胀的经济紧缩措施不成比例地影响数千名贫民及非技术民工到城市参与建设，许多文化及宗教保守派人士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示威者及“殉道者”。所有伊朗人都需要加入国王成立的民族复兴党并缴付党费，其他政党都被取缔。民族复兴党企图以民粹主义式的“反暴利”行动对抗通胀，对高价贩售的商人罚款甚至囚禁，刺激黑市、激怒商人并迫使他们参与政治活动。1977年国王回应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关于政治权利方面的善意提醒，决定赦免一些囚犯，又准许红十字会探访囚犯。整个1977年自由主义反对派成立许多组织，发表公开信谴责政权。同年受大众欢迎及具影响力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阿里·沙里阿提逝世，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是死于萨瓦克手上，他的逝世亦消除霍梅尼的潜在革命竞争者。10月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因心脏病发逝世，他的逝世同样被归咎于萨瓦克，在德黑兰为穆斯塔法举行的纪念活动使霍梅尼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

（八）在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逝世后反国王的激进示威活动率先在1977年10月发生，支持霍梅尼的激进分子可能达到数百人，但是在数个月后在伊朗的大多数城市已聚集数千名示威者。1978年1月反国王示威出现伤亡，库姆数百名伊斯兰学生和宗教领袖不满受政府操纵的传媒发布的新闻报道，他们认为那是诽谤。政府出动军队驱散示威者，行动中有数名学生丧生（政府指有2至9名学生丧生，反对派则表示至少有70人死亡）。根据什叶派的传统时追思仪式（四十日节）会在死者死亡后的四十天举行，全国的清真寺都召集人们来纪念遇难的学生。在月18日多个城市里的团体游行纪念死者并示威反对国王的统治，大不里士发生暴力冲突，反对派声称约500名示威者被杀，政府则表示10名示威者丧生。这种事件不断地重复发生，新一轮示威于3月29日在全国举行，豪华的酒店、戏院、银行、政府机关及其他国王政权的象征都被摧毁，保安部队再次介入导致多人丧生。同样的事件再度在5月10日发生，5月政府突击队闯入教士领袖及政治中立的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家里，在他的面前射杀他的一名支持者。沙里亚特马达里于是放弃他的静默姿态，加入到反国王的阵营里。面对革命的威胁时国王希望寻求美国的支持，伊朗的历史及战略地位对美国十分重要。

（九）伊朗与美国的冷战竞敌苏联接邻，又是石油蕴藏量丰富、波斯湾里最强大的国家。国王向来亲美，但巴列维政权因其人权纪录而不受西方欢迎。美国方面并不认为伊朗将会面临革命，在国王逃离伊朗前的六个月（即是1978年8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认为伊朗没有发生革命或处于面临革命的状况。据史学家尼基·凯迪所述卡特总统对伊朗没有清晰的政策，美国驻伊大使威廉·沙利文回想起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再三向巴列维保证美国会全力支持他。1978年11月4日布热津斯基访见伊朗国王，向他表示美国会尽可能支持他。不过在同一时间一些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相信革命会势不可挡，美国财政部长维纳·迈克尔·布鲁门塔尔在1978年秋季访问伊朗后不满于国王的情绪失去控制，汇报道：“我们在伊朗有一位行尸走肉的僵尸。”布热津斯基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罗德尼·施勒辛格的立场坚定，再次保证国王将会得到军事支援。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兹曼认为卡特政府并非优柔寡断或同情革命派，当时的卡特政府坚定地支持国王，即使在国王政权已不可救药后卡特政府也孰促伊朗军方实行最后一次军事政变。许多伊朗人相信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对革命的缺乏干预及同情的言辞对霍梅尼的胜利负上责任，一些更极端的主张声称国王的倒台是阴谋推翻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及一意孤行的君王的结果。

（十）1978年夏季示威的规模维持四个月不变，主要城市依然各聚集万名示威者（伊斯法罕的示威规模较大，而德黑兰的示威规模则较小）。虔诚的伊朗穆斯林几乎完全动用他们的清真寺网络，但对于有超过1500万成年人的伊朗来说示威者仅属少数。1978年6月17日又到了四十日节，示威者在每四十天都会示威哀悼早前丧生的示威者，而每次示威都会造成伤亡，直至温和的宗教领袖沙里亚特马达里呼吁“示威者冷静并留在家里”才得以平息。国王为了尝试讨好温和的教士以平息不满，他解雇萨瓦克的领导人，并承诺会在下一年6月举行选举。8月抗议的力度突然踏上高速档门，示威者的人数迅速增加到数以十万计。原来国王政府为了抑制通胀而紧缩开支，裁员人数骤升，当中尤以年青、非技术的男性职工为重，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贫民区，1978年夏季这些具有传统乡村背景的职工大量地加入到街道抗议的行列里。1978年8月的雷克斯戏院火灾事件中有超过400人丧生，戏院原本是伊斯兰教徒示威者的袭击目标，但是由于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及其政敌的沟通技巧使得公众相信那是萨瓦克的所为，以陷害反对派。翌日约万名死伤者亲属及他们的支持者举行大型丧礼，并且在示威高呼“烧s国王”和“国王有罪”。

（十一）伊朗新首相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在八月末上任，实施与国王相反的政策。赌场关闭，皇历也被废除，又认可政党的活动，但是这些措施也是徒劳。9月伊朗的局势迅速恶化，示威抗议已成常态，国王宣布戒严，禁止所有游行示威。9月8日逾千名示威者仍在德黑兰聚集，保安部队开火杀死数十人，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教士领导层宣称：“逾千人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队杀死。”不过黑色星期五的主要伤亡是反对派与国王政权妥协希望的幻灭，那些部队是由库尔德人组成，事实上他们受到狙击手袭击，经殉道者基金会计算当天示威造成的死亡人数共有84人。政府表现出来的暴行离间其他伊朗人民和国王的海外盟友，到1978年晚夏许多伊朗人认为反对派的运动推翻国王政权已经变得可行，助长更多的支持。10月的大罢工使经济陷入瘫痪，主要的产业全面停工，这为国王的命运盖棺论定。到了秋季革命已得到广大、强力的支持，使得那些反革命的人们再也不愿意畅所欲言。有来源指出革命在1978年11月中旬已取得胜利，戈拉姆·列扎·阿扎里将军领导的军政府取代尝试与反对派调和的伊朗首相谢里夫埃马米。国王为了削弱霍梅尼联络其支持者的能力，他力劝伊拉克将霍梅尼驱逐出境，伊拉克政府从善如流。

（十二）霍梅尼在10月3日离开伊拉克前往科威特，却被科威特拒绝入境。3日后他前往巴黎，在诺夫勒堡市郊安顿。霍梅尼虽然已远离伊朗，但是他在法国可更轻易地使用电话联系祖国并接触国际传媒。12月2日正值伊斯兰历里的穆哈兰姆月，超过200万人聚集在德黑兰的自由广场，要求罢免国王并争取霍梅尼返国。一周后的12月10日总数达900万的反国王示威者在全国各地游行，据一位史学家所说：“即使撇除夸大的数字，这个数字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高达1%全国人口参与的革命已极少听闻，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和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的参与人数可能超过全国人口的1%，然而在1978年12月10日超过全国人口10%的示威者参与反国王的游行。”1978年末国王正在物色首相人选，又向反对派人物招手，在数个月前他们或许会接纳这种任命，视为梦想成真，但这时他们却视之为毫不重要。1978年的最后一天反对派领袖沙布尔·巴赫蒂亚尔接受政府的任命出任首相，他旋即被反对运动逐离。12月中旬国王的姿态已降低至得到准许留在伊朗，反对派却断然拒绝这个请求。12月将近结束时国王愿意暂时离开伊朗，但是依然不被反对派接受。

（十三）1979年1月16日国王与王后离开伊朗，伊朗举国一片欢欣，在数个小时之内巴列维王朝的象征悉数被摧毁。巴赫蒂亚尔解散萨瓦克，释放政治犯，下令军队准许群众集会示威。又承诺会举行自由选举，邀请霍梅尼返国，又提请革命分子进入“民族团结”的政府。数天后巴赫蒂亚尔正式批准霍梅尼返国，邀请他在库姆创造一个梵蒂冈式的国家，又号召反对派共同维护宪法。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国航空的波音747返回德黑兰，数百万人欢迎他的回归，他在乘搭汽车离开机场后被热情的人群淹没，被迫转乘直升机。霍梅尼不仅成为革命的必然领袖，他还成为“半神”般的人物，他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机场时人们都在欢呼：“伊玛目霍梅尼，我们向你致敬，愿主赐你平安。”人群又赞颂道：“伊斯兰、伊斯兰、霍梅尼，我们会追随你。”甚至出现“立霍梅尼为王”的口号。从回国那天起霍梅尼便表示强烈反对巴赫蒂亚尔政权，并说：“我要挫败他们。”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迈赫迪·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首相并得到国民支持，霍梅尼命令伊朗人需要服从巴扎尔甘，行使宗教义务。霍梅尼政府的势力如日中天，士兵都逐渐投靠霍梅尼一方。巴赫蒂亚尔随即流亡法国，1991年8月在巴黎被阿里∙瓦基里∙雷德等三人刺杀。

（十四）在2月9日下午10时霍梅尼向不愿意投降的军队发动圣战，忠于国王的帝国防卫军与支持霍梅尼的伊朗空军叛军在霍马法兰爆发冲突，革命分子和叛军占据上风，开始接管警局及军事设施并向公众发放武器军备。2月11日下午2时非神权临时政府正式倒台，最高军事委员会宣称：“军方对目前的政治争议保持中立，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变得混乱和发生更多的流血事件。”革命分子又接管政府机关、电视台及巴列维王朝的宫殿。在伊朗每年的2月1日至11日期间都会庆祝“曙光旬”，2月11日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日，那一天是伊朗的公众假期，国内每个城市都会在那一天发起游行。从1979年至1982年伊朗正处于革命危机状态，经济及政府机关均瓦解，军方及保安部队无法履行职务。1982年霍梅尼及他的支持者粉碎其他派系，巩固权力。伊朗人质危机、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伊朗以及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就任总统等事件交织出这一段危机与缓和的时期，一些观察员认为：”开始时由众多反国王势力组成的真诚、反独裁的群众革命不久后却转而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夺权行动。”除了霍梅尼的忠实支持者外反国王联盟认为霍梅尼只打算成为精神领袖，而不是要成为统治者，因为霍梅尼已年过70岁，没有出任过公职。又在伊朗境外流亡超过十年，他又曾经说过宗教领袖不是要去统治别人。

（十五）另一种观点认为霍梅尼“在意识形态、政治及组织领导权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而非神权的派系，也未有真正对霍梅尼的运动提出挑战和得到群众支持。霍梅尼政权的支持者则声言反对霍梅尼的人就是外国的“第五纵队”，指控他们试图推翻伊朗政府。霍梅尼及他的支持者在革命组织里实施伊斯兰共和国所应用的“法基赫的监护”，利用他们的盟友（如伊朗临时政府的迈赫迪·巴扎尔甘）使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之后逐一把这些对手赶下政治舞台。法基赫的监护或教法学家的监护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学说，认为伊斯兰教将管治者的职务赋予法基赫（教法学家），履行天命和监护所需者。阿訇对于管治人应握有多大的权力存在分歧，有限教法学家监护是其中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监护权应局限在非诉讼事项，包括教产（瓦克夫）、法律事项和没有受责人的财产。绝对教法学家监护则认为监护权包涵伊斯兰教先知和什叶派伊玛目相关的所有事项，包括国家管治。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在1970年代的一系列演讲促成监护理念的成形，形成当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基本概念。伊朗宪法规定政府的最高领袖必须是法基赫，在伊朗中教法学家的监护常被称为“教法学家的管治”或“伊斯兰法学家的管治”。

（十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最主要的革命组织，霍梅尼在1979年5月5日成立革命卫队，以抗衡左翼武装分子及国王的军事力量，革命卫队最终成为“完全的”军事部队及“革命最强大的机关”。在革命卫队之下还有巴斯基（字面解为“动员抵抗力量”），他们会在紧急时期动员起来攻击敌对的示威者及报章办公室。温和的巴扎尔甘政府安抚中产阶级，使他们明显地没有足够的势力盖过霍梅尼的革命组织，特别是革命议会（革命国家的“实权”）及后来的伊斯兰共和党。虽然霍梅尼同时承认巴扎尔甘政府及革命议会（具有通过法案的权利），但是两者的权利重叠不可避免地形成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只维持多个月。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在1979年11月4日被扣留为人质，巴扎尔甘向霍梅尼请辞，霍梅尼没有怪责他并接纳他的请辞。霍梅尼说道：“巴扎尔甘先生感到有些疲累，希望可以退出一会儿。”霍梅尼后来又形容他当初任命巴扎尔甘是一个过失。伊斯兰共和党致力于以法基赫的监护建立神权政府，革命委员会的数千名成员成为新政权的耳目，评论家相信他们与许多姿意的拘捕、死刑及充公财产有关。真主党执行政权的意志，这些暴徒袭击示威者及那些批评霍梅尼的报章办公室。3月30日及31日伊朗举行公投，决定是否以“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君主政体，“伊斯兰共和国”一词没有在选票上作出定义。

（十七）霍梅尼号召大量人投票，只有民族民主阵线、敢死队组织及多个库尔德人团体反对该议题，最终结果显示98.2%的选票是支持票。1979年1月自由运动发布为伊斯兰共和国草拟的宪法，这部宪法的草拟早在霍梅尼外流亡时期已开始。宪法草稿提到一个可以否决非伊斯兰法规的宪法监护法庭，但并没有提到监护法官统治者。左翼分子认为这部宪法草稿过于保守，需要作出重大变更，但霍梅尼则认为这是恰当的。为了让宪法得到通过并防止左翼分子的修改，由73人组成的宪法第一专家会议在夏季被选举出来。评论家认为：“这是造票、侵犯敌对候选人及传播错误信息，以创造一个由忠于霍梅尼的教士所造成、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会议。”不过尽管霍梅尼认为宪法妥当，但霍梅尼和第一专家会议反而否决宪法，霍梅尼宣称政府必须完全基于伊斯兰教。除了伊朗总统外新宪法刻意为霍梅尼设立更具权力的监护法官统治者，这个职位可以控制军事保安部门，又有权任命多个重要的政府及司法官员。新宪法又增加宪法监督委员会的人数和权力，使之可管理选举，甚至是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据说新宪法也在公投压倒性地得到通过，但是这一次受到较多反对，投票人数亦较少。

（十八）胁持52名美国外交官员超过一年的事件有助于宪法的通过、抑制温和派及激化革命，1979年10月流亡在外的国王病危，美国准许他入境接受治疗，伊朗随即强烈抗议，霍梅尼和左翼分子均要求将国王引渡回国受审及行刑。1979年11月4日一群自称为伊玛目的门徒的年轻伊斯兰分子侵入大使馆扣押大使馆职员，这使革命派回想起26年前当国王逃往海外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特工策划政变推翻国王的民族主义竞争对手，胁持人质事件深得伊朗人心。在公众注意下伊玛目的门徒发布美国外使的文件，显示温和派的伊朗领导人曾与美国官员会面。巴扎尔甘和他的政府都成为人质危机的输家，他们已在11月请辞，无法下令释放人质。营救人质的失败也使霍梅尼的威望与日俱增，使人相信这是真主从中介入。1980年9月奉行泛阿拉伯主义及逊尼派当道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邻近的伊拉克乘伊朗革命内乱而入侵，企图扼杀还在襁褓当中的革命，伊朗人受到刺激并与他们的新政府团结起来阻止伊拉克入侵，后来更逆转伊拉克的进攻。1982年初伊朗几乎完全收复所有伊拉克侵占的领土，如同人质危机那样两伊战争为政权提供激发革命热情和巩固革命派的机会。

（十九）虽然两伊战争造成庞大的经济损失和破坏，但战争复原民族团结及伊斯兰革命的动力、抑制难以应付的争论和纠纷。3月初霍梅尼声言：“别用‘民主’一词，那是西方的式样。”这使支持民主政体的自由主义者很失望。民族民主阵线在1979年8月被取缔，临时政府在11月也被削夺权力，穆斯林人民共和党在1980年1月也被取缔，而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游击队在2月受到袭击。1980年3月大学里开始进行肃清，左翼伊斯兰分子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在1981年6月受到弹劾。在宪法起草大会选举不久后的8月中数十家反对霍梅尼所主张由法官统治神权政体的报章杂志被查封，民族民主阵线随即发起示威，霍梅尼贬斥他们并称：“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跟人类来往，原来事实不是这样。”伊朗真主党袭击示威者，数百人被石头、棍棒、铁链、铁棒所伤，不久政府发出逮捕令拘捕民族民主阵线的领袖。12月那些支持民主政治的伊朗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温和的伊斯兰政党穆斯林人民共和党及其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家乡发生暴乱，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的成员和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支持者占据大不里士的电视台，并以此散播他们的要求和不满。

（二十）政权迅速作出回应，派遣革命卫队夺回电视台，活跃分子策动支持霍梅尼的大型集会。穆斯林人民共和党最终被封禁，沙里亚特马达里在1982年被贬职，不再是大阿亚图拉，许多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支持者也被肃清。阿伯尔哈桑·巴尼萨德尔在1980年1月当选为伊朗总统，他其实是一名左翼分子，与霍梅尼的盟友、控制议会的伊斯兰共和党对立。与此同时霍梅尼昔日的革命盟友、伊斯兰现代主义游击队、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被霍梅尼的革命组织钳制，霍梅尼抨击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是伪善者（穆纳菲格）和无信仰者（卡菲尔）。真主党攻击人民圣战者组织的聚会地点、书店及报摊，迫使左翼分子转而成为地下组织。大学也需要关闭以清洗神权政治的反对者，这成为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被认为是过于“西方化”的2万名教师及8000名军官被解雇。1981年事情发展至紧急关头，霍梅尼试图伪造巴尼萨德尔与伊斯兰共和党之间的和解失败，巴尼萨德尔成为对神权政治抱有怀疑或持不同政见者的号召人物，包括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民族阵线的领导人在1981年6月发起示威，支持巴尼萨德尔。霍梅尼则恐吓他们的领导人，声称如果他们不后悔的话他们会因叛教而被判处死刑。

（二十一）伊朗自由运动的领袖也被勒令要在公众广播上为支持民族阵线而道歉，参与者都被真主党及革命卫队恐吓而默不作声。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以恐怖活动报复伊斯兰共和党，1981年6月28日伊斯兰共和党办公室发生炸弹爆炸，导致大约70名高级官员、内阁成员及议员丧生，当中包括伊斯兰共和党的秘书长、伊斯兰共和国司法机关的首长穆罕默德·贝赫什提。政府逮捕数千人，数百人遭到处决。纵使发生暴力事件和其他的暗杀事件，发起大型起义及武装反抗霍梅尼的希望都被粉碎。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炸弹袭击不是唯一针对霍梅尼政权的暴力事件，1979年5月福尔刚集团暗杀霍梅尼的副官莫尔塔礼·穆塔哈里。马克思主义者的游击队和支持联邦制的团体在一些地区策动叛乱，包括胡齐斯坦省、库尔德斯坦及卡布斯拱北，导致他们与革命武装交火。这些叛乱在1979年4月伊始，根据地区的不同而持续数个月至数年不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80年代的国际均势上的影响巨大，这也改变非穆斯林世界人民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更多人对伊斯兰教产生更大的兴趣，不论那是基于同情还是怀有敌意。甚至有猜测指革命可能会改变世界的均势，希特勒征服欧洲以来的政治事件都比不上它。

（二十二）伊斯兰共和国以“既不倚东，也不靠西”的口号将自身定位为革命明灯，号召中东以至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美国的影响力及社会上的不公。伊朗革命领袖在第三世界支持与穆斯林无关的革命团体，也寻求他们的支持，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和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甚至有些已达到支持非穆斯林革命更多于伊斯兰革命（阿富汗圣战者）的程度。伊朗革命派明确地号召波斯湾地区推翻君主政体，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即伊朗），使由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邻国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及其他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响起警钟（这些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国内又有为数不少的什叶派民众）。在接下来八年的两伊战争中使伊朗和伊拉克有数以百万计的伤亡，虽然战争是因为伊拉克入侵伊朗而爆发，但是大部分的战斗都是在伊朗收复失地及伊拉克提出和约后发生的。伊拉克提出的和约被霍梅尼拒绝，他又宣称“巴格达政权必须被推翻，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才是和平的唯一条件。”不过战争在伊拉克没有发生伊斯兰革命的状况下结束。伊朗伊斯兰革命使伊朗和美国由盟友变成仇敌，伊朗革命派希望把国王引渡回国行刑，美国总统卡特不再支持国王和帮助他重返权力宝座。

（二十三）身患癌症的国王要求入境美国就医，德黑兰的美国使馆人员反对这个请求，他们坚持要稳定美国和过渡革命政府之间的关系。卡特虽然同意美国使馆人员的意见，但碍于基辛格、洛克菲勒及其他支持国王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他只得答允国王的请求。这使得伊朗革命派更坚定地认为前君主政权是美国的傀儡，导致霍梅尼阵营里的激进学生攻击美国大使馆。伊朗人质危机损害两国之间的外交，1980年4月7日美国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两国至今仍未恢复外交关系。1981年4月24日瑞士政府以中立保护国的身份代表美国在德黑兰的利益，而伊朗在美国的利益则由华盛顿的巴基斯坦大使馆伊朗外交利益办事处作为代表。在中东及穆斯林世界中伊朗伊斯兰革命触发巨大的热忱，使反对西方干预和影响的力度成倍增长。沙特阿拉伯的大清真寺劫持事件、埃及的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刺杀事件、叙利亚哈马大屠杀及1983年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遭炸弹袭击都分别发生伊斯兰暴动，虽然只有黎巴嫩的伊斯兰分子取得成功，但其他的伊斯兰活动也产生长远的影响。霍梅尼在1989年发布一条教法，下达对英国人萨尔曼·鲁西迪的追杀令，引起国际回响，伊斯兰革命政府也被认为协助黎巴嫩真主党及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成立。

（二十四）有观察员认为革命政府虽然投放许多努力及费用以扶植伊朗以外的革命势力，当中具有持续影响的只有黎巴嫩和伊拉克。另外有意见认为极具破坏力的两伊战争致命地伤害传播伊斯兰革命的理想，伊斯兰共和国志在追随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使伊朗难以成为强大的地区势力。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改革后依照伊斯兰教的原则，识字率进一步得到提升，到2002年文盲率已下跌超过一半。产妇及婴儿死亡率亦显著地下跌，人口增长在起初受到鼓励，在1988年后则不再受到鼓励。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由1980年的0.569攀升到2002年的0.732，与土耳其处于平等水平。革命后的伊朗经济没有繁荣起来，伊朗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依然强烈，国民平均收入随着油价而波动，据说曾经跌至革命前的四分之一，至今仍未达到革命前的水平。伊朗年轻人的失业人数持续上升，大抵是因为国际经济制裁及国内腐败。伊朗伊斯兰革命拓宽教育的层面和对穷人的医疗保健又作为伊斯兰教的政治宣传、消除世俗主义及美国文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在政治自由、政府廉政、经济平等、自给自足甚至是宗教虔诚方面的转变则较少。

（二十五）一些民意调查及观察员反映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包括革命一代与年轻伊朗人之间的裂缝，年轻伊朗人难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所表达的热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伊朗拥有民选的全国、省区及地区政府，他们都隶属于神权政体，神权政体对议会及法案具有否决权，对比起国王政府的同等机关时有更大的权力。在伊朗占少数的逊尼派（约8%）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伊朗的少数非穆斯林族群不享有平等的权利，在290席的议会里只有5席是给予这些族群。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更加得不到保障，他们被认为是异端及颠覆分子。已有超过200名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被处决，更多的人被囚禁和褫夺工作、养老金、从商及教育的机会。巴哈伊信仰的圣地被充公、摧残及破坏，有巴哈伊信仰的追随者在被剥削教育及工作的机会，数千名年龄介乎17至24岁的年轻巴哈伊信仰者被大学无理开除。伊斯兰共和国带来更多还是更少的政治打压仍存有争议，对国王b政和腐败的怨言如今却对准那些伊斯兰法学家，对萨瓦克的恐慌被对革命卫队和其他革命执行者的恐慌所取代。一些人认为神权政体对人权的侵害较君主政体时更甚，人权组织反映出伊朗国内的酷刑、囚禁异见人士及杀害著名评论家的状况。伊朗文化及伊斯兰教令部执行审查制度，没有官方的允许下书籍杂志不得出版、录音带不得分发、电影不得播映、文化团体不得成立。

（二十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伊朗现行宪法，1979年12月3日公民投票通过，共12章、151条。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古兰经》为最高法律，具有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特点；国家设最高领袖，由大多数人公认的一位宗教首领担任，如无合适人选则由专家会议推选数名宗教人士组成领袖委员会；最高领袖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任免高级军官，签署总统的任职书。任免最高法院院长、罢免总统，决定宣战或停战等；最高领袖之下设总统，为国家元首，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任1届。其职责是实施宪法、签署议会或队公民投票作出的决定，协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的关系，领导除最高领袖直接领导的事务之外的行政事务；伊斯兰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任期4年。议会有权制定不违背伊斯兰教义和宪法的法律；宪法监护员会由6员宗教人士和6名法学家组成，审查议会决议和提案是否违背伊斯兰教义和宪法；内阁为伊朗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经议会投票后由总统签发任命书。内阁部长由总理提名，总统批准，再由议会投信任票；最高司法委员会是最高司法机关，由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和三名法官组成，任期5年，可以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