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书评

在正式阅读《太后与我》一书前我曾简单翻阅，初觉此书荒诞不经，性描写露骨，大多是和太后老佛爷的性事，还有的是同性之间、与太监之间的性描写。与《金瓶梅》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原本我以为此书只能作为野史小说一读，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在读完编者序之后，我发现作者是晚清时期在中国的外国翻译，因此即使作者是个幻想狂和撒谎者，但是他所说的事件无论真假必定是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不会假的，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作者的讲述去了解晚清社会的面貌，去感受那些隐没在历史深处的细节。作者埃德蒙·特拉内· 巴恪斯是一名英国人，他于1898年初次来到京师，此后有一段时间是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教习，也曾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翻译，另外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从属于英国的情报机构。太平洋战争期间，他未像其他盟国公民一样被关进山东的平民集中营，1943夏他进入法国圣迈克医院，1944年1月去世。巴恪思本人是一名同性恋者，1895年王尔德因性变态入罪，巴恪思曾参与筹款为王尔德辩护，巴恪思在谈到王尔德事件时说道：“单调乏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拘谨伪善，与没落帝制下的贵族对于生命的不加掩饰的态度，这二者颇有值得一提的相似之处。”（《太后与我》，云南人民出版社，第77页）英国当时对同性恋苛刻的限制可能是巴恪思来中国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巴恪思的性格极为古怪，其友贺普利说“他的眼神会在短时间内变化莫测，令人印象深刻。忽而是安静的年长学者，与他的胡子、服装和细致的礼节非常协调；忽而是出于宗教狂热的僧人；忽而又是年老而好色的浪荡子。这时，他的表情非常机智、狡猾，与佛罗伦萨皮蒂宫中提香所绘的阿尔蒂诺非常相似。”（第264页，后记）他在北京居住四十五年，远离使馆区的保护，不喜欢接触外国人，是一名“隐士”，“据说，他在此方面的行为相当怪异：在城中行走时看到外国人走来，他会转身避让；坐人力车时，经过外国人身边，他会以手帕掩面。”（第263页，后记）巴恪思在1943年完成了两部著作，即《往日已逝》和《DM》（太后与我）。在《太后与我》这书中巴恪思大量描写了和太后的性关系，还有与太监李莲英的友谊。有些描写实在不堪入目，这里不予探究。要说真实性，个人认为大部分是虚假的，毕竟与太后这样威高权重的人发生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另外太后年事已高，巴恪思说太后性欲旺盛似于理不合，但是贺普利的说法提供了一个证据，他说他的人力车夫在见到巴恪思时说巴恪思过去曾是太后的情人。不过因为我们已经无法通过贺普利或车夫了解事实，因此真相仍在迷雾里。从另一方面来说，巴恪思关于北京同性场所的说法与事实却是相符，他或许时常出入这种场所，关于费用的描写更是细致入微：“客人通常的费用是一次十两银子，若是客人自行云雨之事，加二十五两。如上所述，浴室男妓的服务另行收费。若三人行事，费用增至四十两，每方各付三分之一。”（第77页）这与当时北京状况类似，“当时的男妓馆叫做'私寓'，或'相公下处'，最初是旦角的共同寓所，由梨园主任看管，到后来演化为高级男子妓院。”（第13页，序）当时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识并没有现今这样明确，一些达官显贵也确实喜好男伶，电影《霸王别姬》中也有反映，“导致这种性苏醒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明朝末期，在新儒家思想家王阳明及其门生的影响下，文人对于性的态度变得更加解放。”（第12页，序）我们阅读此书一味纠结于故事的真实性当然也是不可取的，正如巴恪思所说：“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第122页）贺普利说：“即便是一部想象的作品，但其中将慈禧宫廷的恢弘气势和异国风情写得如此精彩绝伦，依然是值得一读的。（第275页，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