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6月13日

1927年 三十四岁

        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报告湖南马日事变的情形（关于毛泽东报告的情况，据汪精卫在当日下午召开的第28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说：“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诸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但五月二十一那天晚上，则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械。”今天在军事委员会讨论甚久，“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

       同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揭露湘、鄂、赣三省土豪劣绅、反动军官残杀共产党员、农民、工人，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种种事实。要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从速镇压湖南的反革命派，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训令还号召各级农协，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1939年 四十六岁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介石，使之能够从反汪精卫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要加强群众运动，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1941年 四十八岁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征求他们对取消抗大总校的意见。电报说：抗大总校在目前各分校极端分散而又遥远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领导，事实上各分校在各地区兵团的直接领导下仍可进行教育工作，教育方针与教材等归军委第四局负责，因此我们意见取消总校，将总校改为一个分校。
       同日 林伯渠、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傍晚。夜，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信中说：“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关于预决算，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好后当时没有发出。十五日，毛泽东又在信上加写了以下内容：（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

1942年 四十九岁

        致电周恩来，指出：“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便可大量保存，否则是无法保存的。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可以开辟很多新支部，其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除有据点者外（如方方（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请下决心办理。”

1945年 五十二岁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问题，决定六月十八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议程为：推举中共中央主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正副秘书长；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中共七大及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七届一中全会处理的党章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文件；华北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拟由七大主席团常委经七大主席团向七届一中全会提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主席及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正副秘书长名单。

1946年 五十三岁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林彪、彭真，周恩来，叶剑英电：“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十五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

1947年 五十四岁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密问题的指示，指出：“以后凡中央密电所发出之任何文件，凡未得中央许可者禁止印发。”“私人不得记录党政军机密事件及不得携带此种笔记本，中央迭有通知，特重申禁令。”

1948年 五十五岁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请他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1949年 五十六岁

       将傅连暲 （傅连暲 ，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总卫生部副部长。）五月二十七日来信批交周恩来处理，并告：“保安、延安时期，曾接济他家属一笔钱，后来因路断停止。请周考虑，俟福建解放后，由北平或请张鼎丞（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这时准备率华东南下服务团去福建。）接济他家一些钱。”

1951年  五十八岁

      致电彭德怀：“（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二）已令邓华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十五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此前，曾接见邓华和第十三兵团各军长，听取邓华汇报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几个议题。毛泽东说：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打得远了一些，打得大了一些。又说：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毛泽东要邓华一行立即返回前线，坚持现在一带的阵地。
      同日 复电高岗、金日成：“（一）六月十三日二时电悉。（二）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两种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三）和谈条件，三八线为界，三八线南北可以各划一小段地区为缓冲地带，但不能只划北面的缓冲地带而不划南面的缓冲地带。南北朝鲜互不干涉。”“（四）已令邓华及十三兵团各军长立即返回前线，坚持现在一带的阵线。六、七两月加紧准备，八月举行一个有力的作战。在敌人不向我后方海岸线大举登陆的情况下，上述目的是可能达到的。只要敌人不增兵，不登陆，到了八月，我们就比较现在强得多了。（五）空军参战的问题正在开始计划。”

1953年 六十岁

    阅彭德怀本日关于报送金日成、彭德怀准备向部队发布的停战命令稿的报告，批示：“请周审改，再退我。”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的秦基伟（秦基伟，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第15军军长。）。毛泽东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这奇迹是你们创造的。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开会。

1954年 六十一岁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同日 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积极争取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签订双边或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稿，批示：“刘、朱、陈阅，尚昆办。”十七日，周恩来复电中央，赞成中央的意见。

1956年 六十三岁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美国欺侮我们，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大使说：对东南亚防务集团和巴格达条约组织（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该组织解散。），巴基斯坦所强调的是上述组织的经济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正设法将巴格达条约组织变成一个经济联盟。毛泽东说：希望有一天所有军事同盟都被取消，这样世界便和平了。印度怕这些军事同盟，我们也怕。我们怕的倒不是你们，不是泰国，也不是菲律宾，而是美国。我们愿意和所有亚洲国家友好，包括泰国、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未建交的国家在内。

1957年 六十四岁

    阅六月十二日《北京日报》，批示：“乔木同志：《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批评’（这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稿的原题目。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同日 上午，同朱仲丽（朱仲丽，当时任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副院长。）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等出席。

1958年 六十五岁

   晚上，同陈云、赵尔陆谈话。后同陈伯达谈话。

1959年 六十六岁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出席会议的是毛泽东六月十一日让杨尚昆通知的三十五人。

   这次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六五○万吨再下降到一三○○万吨（1959年钢产量指标从1650万吨调整为1300万吨的经过，大致如下：

①1959年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核实1958年好钢产量（即所谓洋钢）实际完成数字是800万吨。根据这个经过核实的数字，1959年钢产量1650万吨仍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对此，毛泽东很不放心，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钢铁生产指标。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要求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进行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

②5月1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初步定为1300万吨。陈云的意见，随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

       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分别汇报工业、市场、农业的情况，周恩来讲话。在李富春等汇报中，毛泽东有一些插话。

①当李富春说工业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就是大跃进时，毛泽东说：农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

②当李富春说计划定稳一点，超额完成，大家心情舒畅时，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紧张了，一九五七年降下来落实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去年紧张了一年，今年没有及时降下来，现在的压缩是必需的。

③当廖鲁言说粮食现在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一万零五百亿斤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粮食有五千亿斤就好了，不要按五千亿斤安排，按四千五安排。

④当廖鲁言说农村主要是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时，毛泽东说：今年应该安排机器和化肥，明年要把机器解决一下。搞工业的人不要只搞工业，要支援农业，多搞一点农业机器。要把农业机械分出来，搞一个小组，由总理专管，总理管不了我来管。把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放到一起，就把农业机械挤掉了。现在要搞个机构，管机械、化肥和水利。

⑤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份，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

⑥剩下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

⑦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人为的紧张，每天那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粮食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

⑧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权力下放也是我们干的，那个时候好像是越放得多越好，现在又收回了相当一部分，人权、财权、商权、工权都要收。现在我看一直到公社都要控制。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毛泽东说：最大的胜利就是这些失败，就是这些主观主义的教训。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 

1960年 六十七岁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决定降低指标，对计划进行重新安排。会议还讨论向金门打炮（指准备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前夕和离开台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1960年6月17日、19日对据守在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炮击一事。）问题。
    同日 作《七律·读报》：“托洛茨基返故居，不和不战欲何如？青空飘落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爱丽舍宫唇发紫，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1961年 六十八岁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苏加诺说：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毛泽东说：只能一步走。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苏加诺问：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毛泽东说：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同日 写信给刘松林：“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1965年 七十二岁

   下午，在杭州会见胡志明，董必武、江华在座。谈到越南问题时，毛泽东说：总之，我们是有准备的，美国要怎样打，我们就怎样打。约翰逊这个人不高明，不对头，不合逻辑，没个准。当胡志明谈到他上个月离开长沙后去了很多地方，参观了孔子的家乡曲阜时，毛泽东说：孔子的家乡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四十多年前，一次是解放后。孔子自己就乱杀人。他当了首相才七天，就杀了他的反对派少正卯。少正卯只是爱说话，会说话些，他把孔子的学生争取过去了。孔子杀他，是为了抢学生。这件事后来被荀子揭发出来。荀子是唯物主义，孔子是唯心主义。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儒家的左派。孟子和孔子一样，也是唯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有些事，秦始皇的办法不对。他虽然只统治了十三年，但影响有几千年。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你什么时候感到需要休息，就到我们这里来，去什么地方都行。

1970年 七十七岁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致电慰问苏联遭水灾和地震的请示报告。周恩来致柯西金的慰问电本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