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人民的反抗与斗争（一）

7月11日，以日本解放军砂原惠同志为主角的动画《血与心》就要播出，这也让一些网民再度注意甚至是第一次听说了这些日本同志的事迹。

但可悲的是，当今网络上对待这些日本同志的某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有些人不理解我军抗战时期优待俘虏的政策，一个个巴不得化身亚佐夫来一场大审判，仿佛杀光所有人就能解决问题，另一些人单纯将其视为一种战术而忽视了背后的阶级情感，更有一些让人无语的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称这些弃暗投明的日本同志是国家的叛徒，让人摸不着头脑。

因此，我决定更多地将抗战时期那些身处军部的反动统治之下，依然选择走上抗争之路的日本男男女女们的故事。

首先，在开始正片之前，需要各位有几个基本认识——那就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并不是一块铁板，日本人也不是蜂巢思维，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够笼统的将全部日本人当做一个整体，而是想法各不相同的人。另外，请各位更加注重阶级叙事而不是民族主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倒不如把族类去掉，非我其心必异到还比较正确。最后，人是会变的，一个日本人在37年的心态和在45年的心态不会完全一致，开战时因为蛊惑宣传而支持战争的人，也会随着战局的恶化心态发生改变。

在明确了这三点后，我们就开始正篇吧。

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史就是对周边国家侵略的历史，那么日本侵华的时间与有多长，日本有识之士的反抗就有多长，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有明治元勋胜海舟奔走呼吁东亚团结，在日本法西斯策源地形成的过程中也有左翼进步力量在与反动政府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抗战时期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1年日本侵华伊始至1935年，这是日本人民反战斗争的发展阶段，此时在日本共产党与社民党的领导下，日本的士农工商都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

第二阶段是1935年到1937年，此时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日本人民在进步力量的领导下开始建设反法西斯统一阵线。

在这两个阶段仍然以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活动为主。

第三阶段则是从1937至1945年在这一阶段，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反对政府开始疯狂地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运动，日共同志在本土的阵地丢失殆尽被迫转入地下，但越来越多的在华日本人则选择加入延安或重庆继续与反动的日本政府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说起日本法西斯策源地的形成还要从1929年的经济危机讲起，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在欧洲使得小胡子声名鹊起，在亚洲日本本来就很严重的阶级矛盾也在急速激化。

31年相比29年，日本的进口减少了44％、出口减少了46％、工业生产减少了33％、日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的生丝减少了60％，大量工人失业，1932年全日本共有49万失业工人，如果算上半失业则共有300万，农民的情况则更加糟糕，许多农民因为粮食歉收只能以草根为食或者干脆卖儿卖女。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在日本进步力量的引导下开始了与反动政府的对抗，1936年一年全日本42万工人进行了1945次罢工运动，1935年全国共发生了6800次农民拒绝向地主缴纳佃租的斗争。

面对全日本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会、农协与民主团体的声讨与斗争，日本政府如坐针毡，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决定将刺刀刺向中国，当然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1930年旅居东北的日本人就有27万，日本政府更是占有东北地区49％的出口额和73％的投资。

为了侵略中国，日本政府开始疯狂扩军，并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麻痹本国人民，企图将质朴的日本人民变为嗜血的禽兽，血盟团、226事变等事件也加速了日本的法西斯化。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人民与法西斯政府的斗争开始了。

日本共产党在1922年诞生之时就在其纲领中明确提出，日本应从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一切侵略领土上撤军。

31年7月的《赤旗报》上发表了《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斗争》的文章，号召日本民众不要为侵略战争出一分钱，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共随机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喊出了“保卫革命中国！支援红军，保卫苏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日本！”的口号。

9月20日，日共与中共共同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宣言》二者开始共同战斗，时年77岁的日共领导人片山潜在病床上连发两篇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煽动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日本工农与日本法西斯政府做斗争。

在他的努力之下，1932年阿姆斯特丹找还可世界反战大会，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带领代表团来到上海，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避开了国民政府的阻挠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群众也开始了自己的斗争，东京、大阪等地的工人被动员起来召开反战代表会议，组织数千人的示威游行，福山市东北的农民也举行了反“献金”活动，拒绝为战争出资，“拿米来”运动要求政府交出被收走的粮食，日本妇女组织了“索夫团”要回自己被征走的丈夫。

日本的进步学生也在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下掀起了学生运动，明治大学、横滨大学等地的学生在游行中抛洒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军阀”。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与无产阶级一道反对日本政府，石桥湛山发表了满蒙放弃论，提出应与中国和平共处，并挑明了日本如果继续侵略势必与一战时期的德国一样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与日本群众一样，士兵也加入了这场正义的斗争，面向日本水兵的《耸立的桅杆》，吴港军工厂发行的《轰鸣的吊车》等日共发行的报刊与《赤旗报》一起被送入千万士兵手中，呼吁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的国内战争。

这些宣传在日本士兵中也掀起了反响，关东军第二师团在进行军国主义训话时，30名士兵喝起倒彩将演讲者哄下了台，第29联队的金田二等兵在军营中张贴反战传单被捕入狱，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200多名日军事变拒绝进攻上海被全部押解回国，2月21日又有300名士兵举行集会散发革命士兵委员会的宣言，在东北，宁安地区有七八名士兵逃出军营试图联络抗日义勇军，最后因迷路被日军杀害，驻牡丹江的日军中亦有十多人一起逃跑，在被日军追杀时选择自我了断而不愿被俘虏。

当然，这些义士之中最出名还是为抗日军队偷来一车物资的伊田助男。日本国内的军工厂也时常发生罢工反战时间。

面对如此情况，日本法西斯野兽开始疯狂镇压国内群众，先后五次大规模逮捕日共党员与革命群众，1928到1933年之间，因违反所谓“维持治安法”被逮捕的共有6900多人，大量如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都惨遭杀害。

而面对镇压，日本群众的斗争却越发激烈，根据日本宪兵特务机关的统计，日本社会各界人民反战的斗争次数在逐年升高，1930年1398次，1931年1905次，1932年2437次，全日本成立了818个工会，共有36.9万会员。

然而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日共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由于共产国际此时的错误认知，日共的同志们没有将反法西斯作为自己的中心，因而没能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其他力量建立人民阵线，这一错误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才被纠正，然而此时日共在国内的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全国范围内的党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少数剩余党员只能转入地下分散运动，稍有动作又很快会遭到镇压，日本人民阵线尚未建立，全面侵华就已经爆发，日本反动政府也更为残暴地镇压国内群众，使得日本人民丧失了推翻反动政府的机会。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大踏步地入侵中国，一面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伪政权，一面加紧对蒋介石进行劝降，对外战争很快变为了对内压迫，日本国内其他左翼政党均被镇压，日本无产党遭到解散、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与日本劳农等组织也被镇压，同时日本政府开始要求全体国民禁止罢工，并强迫他们献金献物，购买国债，甚至直接规定从39年9月其每月一日老百姓都要节衣缩食、不得饮酒。

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更好地控制人民的思想，开始对国内的文化领域进行清洗，东大教授矢内原忠熊因发表文章称“唯和平乃真理”而被辞退，满铁公司的研究员细川嘉欠因为在杂志发表反战文章被指控为通共，大量呼吁和平的日本学者、评论家、社论家被逮捕或者解职，取代他们位置的则是军部的喉舌，鼓动侵略的恶犬，此时的日本无论何种报刊杂志，日本人民过去熟悉的名字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不熟悉的著名。

另一方面，战争则给日本的财阀集团带来了超额的利润，三菱重工在1934年的利润是5500万日元，而在37年已经猛增到1.2亿日元，全日本公司的利润，从36年的14亿涨到了37年的48亿，军费也与之一起一路飙升。

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一降再降，大量的男性应征入伍，毫无价值地死在了异国他乡地土地上，没被征走的男性与妇女承担了超额的劳动，民用生产的产能大大缩水，棉织品的产量仅有战前的8％，甚至每人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后来更是丧心病狂地提出了所谓工人联勤制度强迫工人连续工作36小时，农业也遭到的重创，耕地面积由于劳动力的短缺不断减少，不断有农民站起来反对地主，足佃纠纷空前激烈，紧41至44年的3年中全日本就发生了1万多次的租佃纠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心中的怨气在逐渐聚集，1937年一年全日本发生劳资纠纷2126起，平均每天3次，不少日本群众将矛头直指政府与反动天皇，一位女学生在向报社投稿的文章中写道“人民消瘦，皇后却胖了起来。”更有甚者高喊出了“击落东条”的口号。东京附近一村庄的日本妇女集体堵住了铁路组织征兵的火车离开。

工厂里的日本工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摸鱼本事开始消极怠工，军工厂的缺勤率常年保持在15％—20%，转入地下的日共也频频组织工人罢工，当然也有人更加激进，1339年3月，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用自制的炸弹袭击了大阪的武器仓库引发了大火、4月又有一名潜艇兵故意将一艘佐世保的潜水艇撞坏、8月，抵抗组织成员袭击了大阪皮革工厂。

日本政府面对国内的抵抗只能一面暴力镇压，一面开动宣传机器将侵略美化成圣战，将屠杀伪装成战功，开启了对国内恐怖的舆论统治。

而真正在前线参与所谓圣战的日本士兵却并不都如报上所说的那般“英勇”，早在37年淞沪会战之时，上海的日军阵地上就出现了许多日本和平同盟的传单，38年1月—3月在整个侵华战线上，共有14000名日本士兵拒绝踏上中国的土地甚至发生了暴动、39年6月、7月，驻扎武汉和保定的日军再度爆发了士兵哗变，10月，驻扎在山东的麦仓旅团中，一名大尉携带着50万日元的军费出逃将这笔经费送给了反战组织。

面对这种情况，日军只能以更残酷的打骂体罚与军国主义洗脑维持军队的侵略性和组织，继续将数不胜数地生命投入这场不义之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逐渐掌握了优势，1942年到43年，美军夺取了瓜岛，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被成功斩首、意大利人民也站起来推翻了墨索里尼的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在亚洲独木难支的日本只能将更多的产能投入军工生产，并加强对日本人民的统治，将全国变为了一座可怕的监狱，妄图将日本民众全部变成供自己驱使的奴隶。

为了维持战争的庞大开支，43年的税额比42年增加的一倍，工人招聘的年龄被放宽，工厂里到处都是12岁的孩童与60岁的老人在劳作。

在如此繁重的劳动下，没人每天却只能领到6两掺了糠与芋头叶的大米，棉衣棉被在市场上已经近乎绝迹。

许多日本民众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选择用自杀来控诉军部的残暴统治，而活下来的人则开始更加丧心病狂地摸鱼，军工厂缺勤率常年在20%居高不下，甚至有时全场一半的员工都不会来上班，底下抵抗组织的活动也更加频发，大阪、长崎等地的铁路和征兵处经常遭到破坏，反战传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大规模出现，全日本平均每天都会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战事件。

比如43年8月，在一艘即将开往南洋的运兵船从神户离港时，前来送行的妇女将船长团团围住阻止出航，结果遭遇了警察的暴力镇压，100多人死伤。

日本人民在此时已经开始公开地发表自己的厌战情绪，一些借古讽今对军部阴阳怪气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大受欢迎。

而在军队中，反战活动也明显增多，尤其是在八路军活动地区，许多日军受到我军的影响信念变得动摇，自残、自杀、逃亡、投诚者明显增多。

甚至，还有更加奇葩的案例。

驻扎再阜平县城的日军第8混成旅第32大队第1中队，有一个叫岩本的上等兵，早年曾参加过学生运动，而且熟知汉语，是一个进步青年。有一天，队伍里的少尉关谷拿来了一份反战同盟的传单请他分析一下世界局势，岩本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于是拉着捡到传单的关谷少尉、宫泽军曹与樱井军曹一起组成了小组传播反战思想。

更加有趣地是，有一次队伍出击扫荡，他们意外获得了一本中文的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于是懂中文的岩本就每周在房间里给自己的同伴讲解，居然活生生地在日军的军营里建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得到正确理论直到的小组很快开始了自己的行动，樱井直接解散了当地的伪军，并释放了两个疑似通共的农民，在参与冀东的一次扫荡中面对小队长进攻的命令，宫泽带领手下的士兵不动如山，任凭队长气急败坏地挥刀狗叫也纹丝不动，直到对面的300名八路军全部撤退才带着士兵向前进攻.

关谷少尉则被派到了秦皇岛为新兵担任教官，在上课时因为传播反战思想而被免职。

更夸张的是，连裕仁天皇的皇亲国戚三笠宫崇仁亲王也受到了影响，这位亲王本来是一位坚定的军国主义者，支持日本的法西斯侵略，但在亲自代表到达中国，与中国军队几番交手后，崇仁亲王的思想完成了从右到左的急速转变，他回国后主张立刻退出日本侵略的领土，接受同盟国的停战要求，以便拯救陷入苦海的亚洲人民，更是公开发表了《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讲话，文章中对日军的残暴和中国人民的正义做了鲜明的对比，亲王还对我军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

然而这样一篇通陈利害的文章居然被日本政府以危险文书”的理由没收了，知道1994年被日本学者从档案中查找出来，重见天日。

崇仁亲王在二战末期还曾经力劝自己的兄弟裕仁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并在晚年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对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行为疯狂地口吐芬芳。

像这样受我军影响而走上正确道路的日军官兵还要许多。

而且随着日本法西斯末日的临近，这种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44年2月，美军攻克马绍尔群岛、7月塞班岛被拿下、8月美军占领关岛，45年，马尼拉、冲绳相继失守，盟军距离日本越来越近，李梅的轰炸更是让东京成为一片焦土。

而面对本国人民因为自己的错误和愚蠢而遭受的苦难，军部与反动天皇熟视无睹，反而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他们一面拒不接受《波兹坦宣言》，一面将国内的男女老幼纷纷送入部队与工厂，最多时小小一个日本惊动员出了七百万军队。

军队中军官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军队内部官兵矛盾也在激化，许多老兵油子开始装病逃避战争，向我军主动投诚的人数也不断增多，43—44年，日本工农学校的学院中主动投诚者占到总人数的44%。

大量征兵使得国内劳动力更加短缺，国内生产几乎崩溃，1944年棉纺织品量仅为37年的七分之一，这七分之一也大部被投入军用，农业直接倒退回了1933年的水平，全国缺粮高达1500万石。农民们拒绝上缴粮食，用尽一切办法隐藏自己的劳动成果，工人们掀起了新一轮的罢工浪潮，甚至开始破坏机器，为了应对工人们的摸鱼，工厂将工人们按军队方式严格管理，即使如此缺勤率也 没有丝毫下降，有的人一个月只会不情不愿地上20天班，值夜班的干脆放这机器空转，自己躺在一旁呼呼大睡。

同时，日本民众也开始酝酿大规模斗争，常盘台的一位煤矿工人说“30岁以上的矿工，都在回顾十几年前的工人运动。他们在现在的苦难困境中没有消沉。他们正在等待时机，一有机会，工人们就会站出来的。”

从日本战后轰轰烈烈的左翼运动来看，战争期间的积淀不可为不深厚。

而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丝毫没有意识到民众的力量，狂热地叫嚣着一亿玉碎，最终这些不通人性的野兽在拉了数百万人民的性命作为自己攫取利润的代价后再原子弹的闪光与红军的坦克下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可是由于战后美帝国主义的包庇，日本没能趁着战败之际彻底瓦解法西斯分子的基石，事到如今，日本人民依然被压迫在本国反动政府、天皇制残余和美帝国主义的大山之下，甚至连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都不曾享有，日本人民的解放之路可能还要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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